编者按：两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几经浮沉。变法、革命、内战、改革，几乎在每一个撼人心魄的历史关头，“传统”这个幽灵都会重新登台，似乎离开了它，其他有关自由、富强、权力和秩序的讨论，都将难以展开。尽管很少有人公开提出某种明确的复古主张，尽管近30年来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世主义可以和中国媲美，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传统”这个修辞的份量。同样矛盾的是，公共舆论中对于“传统”不假思索的附和，几乎和对“传统”毫无理由的敌意一样普遍。这些都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造成了伤害。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把传统当成纯粹负面的东西是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的必然反映；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历史虚无主义是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必然逻辑；那么，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持续累积，对于中国传统的再认识，将可能重新成为思想争论的焦点。如果说前20年是经济学、法学的实学时代，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个史学时代将可能重新出现，这也将特别取决于中国国运时势的微妙消长。

因此，在到达这个新的历史关口的时刻，我们需要克服思想上的惯性。正如秋风所言，只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处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我们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也正如曹锦清所言，只有把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审视，才能真正把今日中国视为历史中国的一个延伸。

本期笔谈是一个初步尝试。前四篇文章，均是对于传统儒家的重新评价。曹锦清特别点明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扩展中，儒家文明超越军事殖民方式，通过民族融合、文字统一等途径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历史经验。秋风则高度评价了历代儒家士大夫探索中国优良秩序的担纲者角色。他进一步认为，对中国而言，构建现代国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业，相反，这是一项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事业在现代的延续。而俞江对于“外儒内法”的重新评价，与秋风颇多神似应和之处。俞江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统”和“法统”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法自君出”的“法统”虽已建立，但自君所出之法，始终受到道统的影响、约束和评价。孔子所提倡的“礼治”，非但不是人治，恰恰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规则之治”。盛洪则在对《盐铁论》的再解读中，提出儒家对民讲“利”，对国讲“义”；“崇本抑末”并非儒家一般地反对工商业等有启发性的观点。

这四篇文章，都不是对儒家意识形态性的辩护，其共同宗旨都是对尘封的中华古典文明的再挖掘。而且，我们深信，对于中国传统的再认识，肯定并不等同于对儒家传统的再评价。正如时殷弘在对公元前129年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精彩解读中，所尖锐发问的，中国人是否那么“儒家”？是否独特地浸透了和谐的文化/道德精神？中国的终极信念是否如此单纯、如此高尚，以至在这个远不那么高尚的世界上搞糊涂了自己？我们希望，这组笔谈将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