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和加拿大人贝淡宁一样，美国人白鲁恂早已看出：中国不仅是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又一成员，它也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中国远非一个空洞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至今不到四百年时间，民族主义远远无法涵盖人类政制文明建构的历史实际。儒家传统赓续历三千年之久，它所掀起的人类历史上的波澜壮阔，丝毫并不逊色于民族主义这一后起之秀。

但和白鲁恂坚定的右翼冷战思维迥异，贝淡宁则是一个真诚的儒家主义者。他试图挑战一个极具风险的理论工作：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这种努力的难度，与调和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矛盾没有多大差别。但推动这一努力的，既与19世纪后半叶中华文明中缀，康梁等思想家尝试以民族主义重新建国，以国民意识再造中国新民的努力不同；也与1980年代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在全球蔓延，各种传统思想连同马克思主义全面处于守势的思想氛围相背。如果说，在上述历史时期，儒家充其量只能处于消极抵抗的局面，时刻面临沦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的命运，那么，贝淡宁于本刊6月号的文章《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的刊发，包括本期笔谈都在昭示，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贝淡宁似乎想对西方人说，只要儒家传统和（自由）民族主义能够相容，那么中国人就不是危险的，相反，它还可能提供比西方人照料这个世界更好的办法。

正如唐文明所概括的，问题的根本不再是民族主义拯救儒家，而在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放眼历史，一切纯粹物质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难堪整顿人心的重任。需要再次追问：作为当代与未来的“中国人”，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什么？我们的价值世界应当如何构成？儒家民族主义能否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时代的叩问正在步步紧逼。

马丁·雅克在其《当中国统治世界》中略显轻佻地宣布，当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日益崛起的同时，假如配合以一种同样宣称自己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传统，西方人的挑战就真正到了。这种忧虑在西方舆论界并不鲜见：当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儒家复兴混合在一起，就将构成一个对中国未来的“可怕”想象。这与对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恐惧相似，但中国的体量显然更非伊斯兰世界所能比拟。针对这种充满怨恨的、极具进攻性的中国形象，贝淡宁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温情而克制的儒家民族主义版本。正如周濂所指出的，这种儒家民族主义既能治疗过度的个人主义疾病，避免民主政治可能的民粹后果，确保丰厚的传统价值和民族认同，同时又不会堕落成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极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没有人不会喜欢这种两头讨好的儒家文明，特别是，贝淡宁还尽可能将它与自由民族主义相靠拢。但问题是，这种调和能否真正实现？

有意思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既对儒家作为一个“活着的传统”充满期望，又不无恳切地告诫儒家“以一种更多而不是更少限制性的方式发展也许更好”。众所周知，杂交既可能培育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新物种，也可能使其后代变得脆弱乃至丧失繁殖力。一切文明传统在现代都面临其深刻的悖论：在传承和变通之间的持久张力。儒家也根本无法摆脱这个命中注定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