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为标志，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电影市场在经历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低迷彷徨之后，近年来进入井喷状态，票房从2003年的10亿元骤增至2009年的63亿元。更耐人寻味的是，自2007年以来，《集结号》《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等一系列巨作体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即传统上的主旋律影片开始采取商业化的操作手法，包装精美的人性化剧情取代了刻板的道德说教，但保留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核。这种结合究竟出于何种背景？其中展示了怎样的价值世界？这是本期笔谈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高大全”模式及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批判和改革题材电影之后，中国电影亟需一种能够将体制与市场整合起来的模式。这便是自2007年以来“主流电影”浮现的历史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类型也成为1949年后中国主旋律电影的3.0版，折射出意识形态核心的自我更新与升级。

但是，在体制、市场和人性的三方角力下，当代主流电影的升级趋向，究竟是体制的自我修复与强化，还是柔化与缓和？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和资本的合谋，似乎也隐然落入了阿尔多诺所称的“文化工业”的窠臼：当文化成为商品，观众成为消费者，文化工业正以一种貌似深刻、左右逢源、让观众欣然接受的方式，来维持体制的顺利运行。正因种种解释的可能，这组笔谈的讨论、剖析与反省才有意义。

张慧瑜将焦点集中在一系列与“革命”握手言和的作品之上，对主流电影在去政治化的意义上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乐观其成，并提示此类电影在重建超越性价值信念的努力尝试。他更加关注的，乃是人性与革命、自由主义态度与自我牺牲精神等内在裂隙的弥合，并乐观地宣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基本完成。相反，杨早则将“话题电影”斥为“配合畸形发展的赢家通吃市场而制造出来的怪异精神产品”。在他看来，《集结号》中的遮蔽与遗忘，并不构成对时代前提的任何挑战，而《唐山大地震》也把故事背景设置在惨烈天灾，原著中的人际矛盾被一一抹去，人性的深入挖掘与反思就此付之阙如。而周濂则独辟蹊径，从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的隐喻入手，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进路，提出好人电影和好公民电影的界分，并将其作为一个“如何获得幸福”和“如何创造好国家”界分的投影。进一步追根溯源，这种界分的最初歧路，乃是政治理想的崩溃，是缘于这个时代无法追问根本之正义问题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