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元2000年展开的农村税费改革，同时也伴随着村庄资源分布、权力结构和社会地位大规模重组的历史过程。后税改时代的十年，乡村社会没有走向“历史的终结”。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汲取的弱化，也未能保证农民的普遍幸福。与此相反，1980年代初建立于社会均平化基础上的村庄民主，在社会分化的新形势下，却日益呈现出金钱寡头政治的病态。

毛泽东的革命运动全面更新了中国乡村的政治伦理，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则是一定意义的经济民主，没有这两个时期的历史铺垫，决策者或许没有任何理由会将乡村作为自治的试验场。但也正是此种民主形式的脆弱性——因为它特别需要植根于某种经济平等的土壤，因而，在经济分化导致的乡村再封建化中，基层民主不但无法弥合矛盾，以政治参与的方式维系乡村团结，相反，它迅速蜕变，成为维持阶层分化、贫富再生产系统的重要机制。“富”与“穷”不再只是一种经济评价，它同时也成为一种政治词汇，成为一种评判品行高下的道德词汇。这一整套有关“富与穷”的话语，和《福布斯》只是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不同，它所潜藏的，是全面渗透并支配乡村秉性、风情、习俗、伦理的文化力量。如陈柏峰文章所揭示的，乡村人情也愈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夸富宴”成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从道德排斥向阶层排斥的发展。由金钱导控的道德话语，开始取代村庄中那些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郭俊霞则指出，金钱宰制也使传统性别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不只是资本政治化和政治资本化的辩证法那么简单。林辉煌特别指出“以私济公”的反常现象：因为金钱不能自动带来威望，富人只有不断实践道德，进行财富与权威的交换，才能获得民意基础。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资本—政治—道德的镶嵌机制。经由这一转换过程，一种新型的政治伦理被悄悄塑造出来：道德门槛是富人治村的“合法性”来源，是其自我维续的内在机制。而道德能力最终由金钱能力所决定。这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政治伦理，颠覆了革命时期曾赋予农民的道德自我更新与政治参与的勇气，渐而陷入一种自认天命与暴戾乖张的奇特混合。如陈锋所言，这种村庄的贫富对立形塑了一个无形的“气场”：底层沉默的大多数借“他们之上访”来出气。村民选择逃出村民自治框架，求诸官治化的信访。既然，乡村民主无法弥合阶层对立，而相反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分化。有不少自负的判断，称当前的“富人治村”为“新乡绅”治理，但正如桂华所提示的，问题在于，今日农村，是否还有规制这些“新乡绅”的文化力量？更需警醒的是，当前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趋势，是否也是未来市民政治的某种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