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博士：首先，感谢你们四位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内容丰富的发言，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现在很高兴把下面的环节开放给每一个人。尽管大家很踊跃，但我想先提一两个问题，台上的每一位都可以回答。我有三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大家所说的情况有多少适用于青年工人、农民和辍学者呢？大家知道，不是读初中或高中的人，而是在他们离开学校成为劳动力之后？或者说这种情况反映的是更有知识的群体？

第二，中国的年轻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具有政治意识呢？从他们开始形成政治理念就有意识了么？我知道，当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是体育和性。我不知道今天中国是不是这样。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听到大家都在强调年轻人之间联系的革命性。他们能够通过电子网络进行联系，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获取信息，诸如此类的事情。你们是否感觉到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形成一种社会道德？我的意思是，传统上，中国有很强的社会道德。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很强的社会道德，当然是不同的社会道德。我的感觉是，随着改革的进行，那些既有的社会道德实际上崩溃了。大家是否感觉到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道德？或者说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倡议动员起来，但年轻人中间对这种事情并没有社会范围的共识呢——平等、公民自由、暴力的作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些构成社会责任感的东西。

我想问问大家，这三个问题都是涉及到总体的画面。你们能对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作简短回应么？

奥斯诺斯先生：我想谈一下第二个关于社会道德的问题。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存在所谓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是指，用来将人们维系在一起的那种纽带，无论是儒家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被自由市场的发展所打破，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有的事情都被颠倒了。

因此，我听到许多人谈论他们过去最珍惜的那些基本的东西，比如对邻居的同情，已经受到了怀疑。家长担心孩子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我想这就是大家经常听到中国的年轻一代在精神上处于流浪境地的原因。他们在寻找某种精神领袖。

李侃如博士：谢谢！斯坦利，你有什么要说的么？

罗森博士：是的，非常简短。我之前已经谈到一些，但如果你看看关于不同代际人的调查，你会发现早几代的人（60后和70后）认为80后和90后的一代没有你所说的那种道德。80后和90后在看待彼此的时候也常常相互攻击对方这一点。

因此，我确实认为在中国有一种看法，即新的几代并没有同样的道德。有许多书是由不同代际人写的，或者是论述不同代际的，而它们认为——早几代人“是按照共产党所说的去做。实际上并没有道德，只是在服从命令。”我认为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相互批判的。正如你所说，每五年就是新的一代。但我想这是问题所在。

李侃如博士：感谢！其他人还有评论么？特里萨？

赖特博士：好的，我想简单说几点。第一个回应是关于某些特征对那些没有受到较高教育的人、普通工人和农民等群体的普遍适用性的问题。我没有看到过与这一群体有关的任何数据。但是我们有许多关于这种普遍的反腐败情绪的信息，不仅仅是在大学生或年轻人中间，也包括那些普通工人以及农民。

李侃如博士：吴旭，你有什么评论么？

吴旭博士：好的，我对社会道德以及年轻一代是否有这种儒家价值观的问题做一点评论。我想这并不是仅仅在中国，也发生在任何国家。年轻的一代试图反抗他们的先辈或者他们的父母，但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会发现也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这是一种周期性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尽管一大群人希望重新找到自我，但也有一小股希望回到过去的暗流。现在也有所谓的“新儒家”运动，尤其是在那些年轻人中间。他们阅读的中国经典更多，也更尊重其中的许多哲学思想。第三，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摧毁了大多数好的道德。我们不知道还剩下些什么。因此，这个发现不仅适用于年轻人，也适用于我们的父辈或者老一代。

李侃如：很好，这对未来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对大家开放。后面的哪位？请大家先自报家门，我希望问题能够简短，因为已经有许多双手举起来了，我们还有三十分钟。

提问人：谢谢！我是彼得·盖普瑟（Peter Gupser），一名曾在在海外工作，现在已退休的NGO主席。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青年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因为“只生一个”的政策和对男孩的偏爱将肯定会使上百万如果不是千万的男性青年——在今天或者是下个十年——很难找到配偶或者组建家庭。那将会对这些青年和未来的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侃如博士：除了失望吧，我想你的意思是。（笑）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赖特博士：好，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答案，你知道，它只是一种对你刚刚所说的和暗含的强调。我总说，对中国最大的担心不是它经济上的崛起，而是它那些不容易找到配偶的男性青年人数的增长。所以——对，我认为那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李侃如博士：你知道，有些事你也可以从其它地方了解。印度就有这样的问题。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它会导致性工作者持续的增长。它会导致拐卖妇女的不断增加。它会导致迎取新娘花费的增加。但是它也同样会以许多男子不能完成他们的家族期望而结束。哦，对不起，斯坦，你想要回答——

罗森博士：对，非常简短——因为我曾经在那儿——10年或者10多年前——工作过。听起来不是很好。我也推荐李阳的电影《盲山》，它的确是关于拐卖妇女的，有两个结局——国际结局和中国大陆结局——在大陆是皆大欢喜的。但是我在一些内部的调查中发现，许多因拐卖妇女被捕的人并没有将这个视为犯罪行为，因为他们和那些妇女被贩卖地方的官员通常勾结，他们基本上解决了那些单身不能找到妻子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残疾的或者出于种种理由缺乏吸引的妇女。随着他们经济情况的改善，他们第一次能够负担起买一位妻子的花费。他们要支付非常大的一笔钱。所以，这是个问题——甚至去让那些卷入到贩卖妇女的推拉效应中的人相信他们确实制造了而不是解决了那些求钱或求配偶的人的问题。那变得非常困难。而且那肯定还在继续。但是，同样那部电影有一点说很明白，就是整个村庄都反对那些去营救被拐卖妇女的官员。毕竟，她们中有些人被灌迷药了，并以700元或多一点儿的价格卖出，这些村民认为，“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买的，你们反过来给我们什么？”这是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李侃如博士：好，那位女士。

提问人：我叫伊莎贝拉·陈（Isabella Chen），我毕业于马里兰大学，我有个问题请教罗森教授。你用调查做你的研究，我有一个问题：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你研究中的样本可以代表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当我看到西方学者的研究，我常想，他们注意到了沉默的大众没？因为许多人们都是沉默的。但是那些走出来说一些反对政府的言论的人，他们的呼声很高，他们的声音也很容易被关注。所以，我仅想知道你如何看待沉默的大众这个问题。谢谢！

罗森博士：好，我想那由我来回答。首先，关于代表样本问题，我今天所报告的这些调查都是由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或者中国政府完成的。我此刻不是在报告我自己的调查。而且我竭力且小心的看待样本。但是，为了给你一个我谈论的例子，这些调查是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他选择了中国最好的大学，非常多——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第五个是北航。有趣的是，当你走进北航时，那儿持保守态度的人比北大和清华更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些学校——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对政府非常的批判，特别是在他们的课堂上。他们有资格，他们被给予批评的权利。如果你到一些省属高校，你就不会有这些权利了。所以，他可能是第一个承认他的样本不具代表性的人。

李侃如博士：但有个根本点，也就是两种类型的报告。一种是轶事访谈，就是有人大声的讲，报道最突出的部分。那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另一种是严格的社会调查研究。在这种类型下，你得做一些抽样框，而且很多是全盘性的，你需要储备如何做好这个的知识。所以，在中国有一些正做得很好；另一些却难以上台面啊。但是我认为——你知道——有一些可辩解的途径来接近中国人——你所定义，你想抽样的群体，有可辩解的方式去计算如何抽样更精确，去辨别他是否是一个精确的样本。我的意思是，有大量的关于如何做的文献。所以，这不是全部——你知道，它不是报告演说者必须说的最突出的部分。幸运的是，在中国，至少有一些研究，它已经开始做得很好了。您请。

提问人：戴维·布朗（Dave Brown），来自高级国际问题研究生院（SAIS）

首先，我想谈谈我对于我们已经有五次互动了，却没有谈到“宗教”这词的惊讶。所以我想谢谢这你在这个讨论上所做的对那个题目的评论，它回答了我其中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青年人对于中国变革中国政治机制到底有多大的热情，如果愤怒代表一种炙热的感情的话，他们目前投入了多大的热情。

奥斯诺斯先生：我想我能部分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年轻一代比较善于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多采取博客写作的方法。你们可以称之为博客作家，但是他们不是专门靠议论政治吃饭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他们仅仅是参与而已。这些青年的绝大部分都是体制的赢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个是不同于那些传统的“老愤青”，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80年代大学生，不过，就我的观察，这些人其实和你们想想的不一样，他们也不会积极表现他们的政治异见。

李侃如博士：理查德？

理查德·布什博士：谢谢，谢谢的主持。在考虑年轻人的愤怒是否转化为剧烈的政治活动，我想提升恐惧这个因素——恐惧集权党国（party state）的强制力量——作用。看起来——你知道——如果有人想将愤怒转化为行动，那就会被一个对所含危险的评估所调和。

李侃如博士：您请。

赖特博士：好，关于恐惧的另一件是就是，即使大学生已经沉静了20年或者更长，但中国其他的人却没有。我的意思是，在1990年中期、早期以及2000年前期，有上万人的大规模不满和反对。他们看起来慢慢消失了。好，就我所知，政府已经停止报道确切的数字。所以，当你看见许多其他能够克服他们的恐惧并参与到政治对抗的行为的人时，我想我们得谨慎使用恐惧作为部分大学生缺乏政治对立的解释。

李侃如博士：吴旭，你呢？

吴旭博士：是的，我也比较同意特里萨的评论。我认为，因为对政府来说控制信息太成功了，他们事实上没有那种恐怖的来源。所以我认为，我真的认为那不是一个在年轻人中驱使这种支持沉寂的因素。我认为他们天生就认为这个国家道路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维护这种发展上做得很好。

罗森博士：我能有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吗？对我来说，如果寻找真正的危险——没人回答李侃如教授之前关于工人、农民、辍学学生的问题，当他们在政治上变得积极时。所以我想就此谈谈。但这真正危险是因为你有不断增长的期望。在1995年，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虽然存在方法论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涵盖10000样本全国性调查——提到“你认为中国在哪儿崛起了，政治上，军事上或是经济上？”总体上，这个评估结果非常低。但是他们也问道，“以后的30年会怎样呢？” 这儿有许多对于中国崛起的期待。当你每年都做这些调查时，你发现有68.70%的人谁说政府干得不错。这个危险是，如果所有的危险是突然的话，因为每个人从布林頓（Crane Brinton）和其它的革命的研究中都知道，革命或者大的动乱，发生在事情进展顺利之时，这时都有一个下降，它不是在事情处于低谷时发生。所以，那就是我所认为的真正的危险。如果合法性是基于行为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为大学生提供工作——和使中国崛起，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那些就是合法性的两种来源。意识形态被排除其中了。所以，如果在某些方面产生怀疑，那么我认为对政权就有一个真正的威胁。关于如何解决的形式会使领导力分崩离析。并且精英的团结对保持这种稳定绝对重要。

李侃如博士：你知道，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但我想补充一下，即我认为有一种对中国的关切——你知道——中国人和中国人在全球的威望。所以我认为这个听起来有点自然而然的意味，而不是说某种经济增长和中国崛起。“让我们不要拧得太紧”这句话有着更宽泛的意义。

李侃如博士：所以即使事情时好时坏，“我们最后多少抓住了点。让我们不要拧紧了”。我认为那允许我们更大的团结，基本上是稳定的，如果你愿意或者在这个体系下用比其它术语要灵活、弹性的词。尽管我非常同意你，但如果在精英间有一个根本的公开裂痕，也要当心啊。

李侃如博士：让我看看——那位先生您请。那边那位，靠窗户旁边的那位。请将麦克风递给他，到这边来。

提问人：谢谢。我是托尼·雷德（Toy Reid），来自于国会中国委员会行政局。对前面一位讨论者关于愤青的评论我很受鼓舞，我发现它很有见地，表达愤怒背后的动机来自于一种不公正的感觉——是否不真实或臆想，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我发现一些令人鼓舞的事，因为我想一些他们所回应的批评，来自于其它方面，它也同样被那些行动的人们所激励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公正在持续。现在，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指出，在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某些方面的问题，如西藏。其它事情如在西藏的防止种族与性别歧视的措施，以及那些类型的政策——所谓的解放农奴或你所见的——使得他们较少意识到的这些在西藏已经实行几十年的压制政策。所以我想我的问题是——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不仅是在政府交流的层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与中国人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层次上，以此打开诚恳对话的渠道，来解决不公正的的待遇——正如中国人、西藏人和美国和其他人所理解的一样。

罗森教授：好，我想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是你将西藏加到那种混乱中了。一旦你把西藏摆到这儿，那在某种意义上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了。将“正常”用在一个不正常的意义上。但是在中美关系中来讨论不公正却是“正常”的。所以我认为一些问题以不公正问题形式将会很难达成协议。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已经将所有的钱投入其中——就中国政府和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看法，他们已经将钱投到西藏，并且西藏人却不怎么感激。就美国人的观点，“好，你们剥脱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你们正在破坏他们所熟知的文化。”所以这两种观点很难协调。

李侃如博士：李成，你是否也愿意谈谈这个？

李成博士：好，当我在听你精彩的演讲时，好像我有许多的愤怒，如果这种愤怒是一代人的愤怒或者愤青——与中国现在崛起的情形有关，这儿有许多的误解，错误的认知，你知道这种是百年来谦卑遗留的后果。但是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我们看到这这种愤怒转变成自大的趋势了吗？

李侃如博士：特里萨你怎么看？

赖特博士：我有回应，部分是对那个观点，但是也对前面的问题。我认为有一点我们必须小心对待，当我们呼吁更多的理解和教育时，即我们不需要他来和我们谈论的更多傲慢，以及了解更多关于“现实怎么发展？”，以便他们对现实有一个更“真实”的感觉。这个前提是，他们会像我们一样的思考。如果他么仅仅是拥有接近这些信息的渠道，那当然他们会拥有和我们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目标。但是我同样认为中国年轻人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不是这样的观点及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交流和教育机会以便他们可以开始向我们这样更多的思考。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尽力去理解这些在他们内心的东西，同样也尊重这个事实，即使他们有着与我们所乐见的不同目标。

李侃如博士：那也是在开始我提出关于种族问题的一个原因，因为公正——你几次提到公正的意义，但是公正取决于民族，对吧？我的意思是，就你的标准看，什么是“公正”？所以这儿的问题的是关于“公正”巨大关切，但是却没有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

赖特博士：对的。

李侃如博士：对吗？

吴旭博士：是的，关于傲慢，我认为那总是一个概率事件，特别是如果你深入看待的话，这所谓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联合，其中一些是非常保守的或者非常谨慎。但是同样有一些群体建立在中国文化或者军事进取性的信念上。这有点伤感。我认为显然是处于困境的。例如，如果现在的金融危机在接下来两到三年内加深或者恶化了，而且中国不能作为唯一一个挺立和繁荣的困家，那么这可能导致这次的忧虑。我不是在反对或者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可以感到舒心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治理得非常成功，或者中国人的网络民族主义的管理也很成功，因为在一方面，他们用有这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对吧？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和民族主义份子——仍然拥有这种非常连贯和清晰的议程——尽管他们彼此在很多问题上不一致。所以我认为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是一种柔和，即使这种傲慢在未来会成为主流。

李侃如博士：最后两个问题。一个给这边这位，另一个送给那边那位，行吧？先生？

提问人：谢谢。我是来自于乔治·马逊（George Mason） 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汀（Tim Tien）。据我观察，在中国有两种类型的愤青。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愤青。如果你说了关于美国或者民主不好的言论，他们就会在感情上攻击你。他们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评价很低。另一种类型的愤青就是民族主义。今天你们对此已经谈论了许多。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们谁能谈谈关于这两种不能愤青的背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各异呢？谢谢！

李侃如博士：吴旭和埃文，那我们回答下这个问题

吴旭博士：谈到任何一个群体或者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你总能发现有右翼、左翼以及中间派。一个激进的团体和一个非常保守的群体还是一种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它在出于所有运动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或者其它相似的现象。

李侃如博士：谢谢。埃文，你想补充点吗？

奥斯诺斯先生：是的，仅是一点。事实上我发现，我的意思是仔细我追踪这些区别。你知道，在中文中他们一方面称之为“精英”，另一方面有称之为“愤青”。我经常发现这是他们保持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因素。我的意思是它有助于厘清这个术语，你知道你正在打交道的是谁。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是一个更加重要和团结的一部分，你可以称其为“自由表达派”，他们基本上相信互联网是他们的，是不会失去的。我常常想这个中国政府可能会做的单一的最有挑衅行为可能是封杀多个挑战者。人们可能在深夜跑到大街上，我的意思是，那是一个25岁以下人们玩乐的巨大来源。非常简短的观点，我想回应李成博士的看法。那是一个对傲慢问题很好的观点。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对此有趣的是它与这种脆弱是一致的。我经常将其视为一种傲慢的受害者，在一方面“我们很悲伤”，在另一方面，“我们很伟大”。在去年的奥运会上你就可以看到。我认为部分因为这种在回应背后的感觉和激情，他们对于海外的人们没有和其一道为进步而欣喜感到震惊。而且他们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看到我们所建设的这个伟大的地方却要谈论西藏？”所以在他们的脆弱和信心间存在有着一种有趣的距离。

李侃如博士：最后一个问题，简短一点，因为现在快到5点了。就到此吧，我想，对吧？您请。

提问人：好，一个非常简短的为问题。你们可否就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关于台湾、西藏、日本方面的课程如何支持这种民族主义的谈谈，它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愤怒，它在未来可能由于某个事件所触发。

李侃如博士：现在有一个简单的问题给你。（笑）有人愿意迅速的回答下吗？

吴旭博士：我认为从1995年中国政府发起了这种爱国主义活动，确实改变了许多教育的焦点，因为提供了一些历史特别是过去100年或者200年的历史，以求忽视或者强调过去历史上的某些部分。我认为这个部分导致了所谓的“愤怒”或者其它失望。在中国过去的100年确实有几个黑暗的时期，但是同样也很好的记录了，记录的非常好，涵盖很长时间，像清朝，或鸦片战争时期或者日本侵略时期。所以，我认为那确实导致了这种受害者的怨恨。因为人民有着同样的思考或者同样的愤怒的原因，因为有同样的参考体系。他们有着同样的知识储备，这与真实的历史截然不同。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当互联网变得更加透明，当人们有了更多的物质富裕，以至于他们可以——以至于民族主义或者这种愤怒可以在未来消失。

赖特博士：我仅想迅速的补充下。

李侃如博士：好！

赖特博士：我同意这些，但是与此同时，我只是想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仅仅说，“好，他们被洗脑了，那就是他们为何这样感觉”是危险的。我想，这些家伙在YouTube上所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没有被洗脑，他知道很多，能够在网上找到任何他想要的信息。所以，你在反对现行的教育体制的时候必须有个平衡点。

李侃如博士：同样，你可以想象美国的情况，在网上或者有线电视上获取的信息越多，仅仅去那些能够产生强化他们先前信念信息的区域的人也越多。所以这并不一定是一种拼凑、同化或者股息力量。你必须得看他是如何使用的。我想谢谢李成博士和我们共度一下午精彩的时间，以及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的赞助。特别要谢谢这些精彩的讨论者——吴旭、赖特、斯坦利·罗森和埃文·奥斯诺斯。也谢谢你们热情的参与。

                转载请注明  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  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