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假设，不管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都假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社会和统治它的独裁政权之间的紧张。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回去给你们找出一大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引述，大致可以概述为；如果我们仅仅支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和繁荣，如果我们鼓励和中国的自由贸易，那么中国人民就会开始呼吁民主自由，并最终成功地催进自由民主的变革，将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国高校学生的情况，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可以拿来深入研究这个普遍假设的个案研究。而且，事实上，如果你看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或者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似乎这一假设是有根据的。在此期间，中国的学生，大学生，似乎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减弱，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非常突出的例子，关于一部分大学生的集体有争议的行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大学生与执政当局直接对抗。

因此，在这段时间——我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它的确看起来就像是中国的大学生发挥着一个民主先锋的作用。但是，自从90年代初，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以及中国大学生中各种各样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首先，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强烈的对中共党员身份的向往，一种对加入共产党的强烈兴趣。当我们看见对部分中国大学生争论的例子，不是在街上造反和批评中共的政策，你会看到更多的例子表明似乎中国的大学生很支持共产党。而在西方，一些人甚至将中国的大学生看成是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辩护的一类人。

所以，当然，这些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发展令很多西方人失望。我认为这是今天我们在看华裔青年时所产生的焦虑之源。它没有以我们以为的方式发生。这不是我们期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在过去的20年左右持续发展。

因此，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尽量提供一些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这种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和晚期——或者你可以说“前89”大学生和“后89”大学生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是同时，回到先前一些发言者所提出的观点的话，我也想强调，实际上它并不正确，不恰当，过分地夸大了两代学生之间的差异。而且，事实上，我们必须得重新评估一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中国的大学生在多大程度上确实是自由民主的先锋。同样，我们要仔细地考虑一下，是不是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学生已真正成为中共的辩护士。

因此，首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于中国大学生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我是说，1989及其之前——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晚期之间政治态度和行为差异的概述。

像我之前提到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你可以看到中国大学生对于成为中共党员的兴趣下降。同时，我们有一些很显著的确实针对政权的集体性政治争论的实例。

好，现在，如果我们转向“后1989年”的大学生，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如果更加表面一些。

首先，你会看到加入共产党的兴趣增加了。这已被罗森博士和其他人所引证。而与此同时，当我们关注一些学生领导的抗议或学生是主要参与者的抗议，不是反对共产党，你看，这些抗议者打算保卫中国，或在认为反华或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时挺身而出，维护共产党。

因此——埃文·奥斯诺斯已经讨论了去年春天关于西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这只是我正在谈论的这种抗议的一个例子。你也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美国军队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这也导致了反对西方，在这次事件中，尤其反对美国的类似的各种集体行动。我们还看到，2005年，日本新教科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对二战期间日本侵华的一种淡化。

因此，总体而言，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在1989年之前与之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所以，接下来我将试着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存在这种转变的几个原因。

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学生——大学生，是一个非常小并且非常精英的社会阶层。在80年代期间，甚至实际上直到现在，进入大学也是由一个学生的高考成绩来决定的，并且只有大约4％（这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参加高考的学生才能真正被大学录取。这样的结果便是从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晚期，只有千分之一的中国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比例的人口，大学毕业生只占中国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中国大学生构成的是一个非常精英的社会阶层。其次，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学生实际上在毕业就能得到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那是因为在那段时期，总的来说，在所有的大学生毕业后党会持续分配工作给他们。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自由开放，并且随着私营企业的建立，大学生——又一次，这个非常小的精英群体——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寻找公共事业单位以外的好工作。

第三个因素，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在党的领导阶层上存在十分明显的分歧，并且这个分歧是围绕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步伐和范围的。

而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政策摇摆，在一定程度上给学生更大的实现政治自由的希望——但后来，几乎不可避免地，这些政策摇摆又导致了希望的破灭。而在一些政策条款上存在着更多的反复。除此之外，在党的最高职务上有着某种更明显的更大的政治自由的支持者。正如我现在想到的胡耀邦、赵紫阳，等等。在党的高层领导里的一些相对亲政治自由化的精英的存在为大学生提供了类似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他们也被认为是党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最后，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经济改革是相对新的，相对令人振奋的，也是相对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之间存在这些分歧。正如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并且我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党的分裂及种种混乱的真正的恐惧。所以纵观这些因素的结果是，在这段时期，与党领导的国家对立的集体行动有着很大的活动的潜力和空间，并且对作为潜在模式的西方存在着更大的兴趣。

但是同时，正如再次强调的那样，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学生要求“民主”，也不是要求多党选举，不是要求群众的政治自主权，也不是要求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相反，他们要求的是更多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反对官员腐败。那么，我们从90年代初以来看到了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背景了。

首先，高等教育已经基本上市场化了。而且，关于这方面已经存在着一些讨论，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罗森教授写的一些非常好的文章。

中央政府已经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很多资助，这个结果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大学要收学费。而对于许多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学费现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大学教育在花费方面受到了阻碍。

因此，这一结果是，自90年代初，在中国，大学生越来越多来自受惠于中国市场改革的享有经济特权的家庭。并且，很重要的是，许多这些特权的家庭已通过投资给执政的共产党来赚钱。因此，更大的后果，那就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相对于社会精英阶层来说，现在的大学生更多的是经济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并且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来自那些与共产党有积极的或有利关系的家庭。

自90年代初以来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我所说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这，再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讨论。

中央已经急剧地扩大了高校招生的数量，而相比起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中学教育已经变得远没那么重要。因此，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约只有百分之四的参加高考的人能确实考上大学，而截至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所以，在获得进入大学的能力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而且，正如李开复博士之前所说的，这导致了中国大学生人数增加了六倍。

现在，您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即在1997年初，党停止了对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所以，可以有更多的学生进入大学，更多的学生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他们在毕业时却不再能保证有工作。这意味着今天有更多致富的机会，却也更难获得一个理想的工作。今天大学生和毕业生必须得自己照顾自己。在这个方面上，正如罗森教授刚才谈到的那样，现在看来与党的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有帮助的。这对于找一个好工作上是有帮助的，可以因此而获得舒适的物质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一个整体的结果便是，在中国受大学教育的人口中，已经减少了对政治建设的挑战，而是更希望能够加入它。

在此基础上的另一个因素是，自从90年代初以来，在反对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和支持持续的经济改革上，党的最高领导已经多或多或少上达成了一定的标准。

因此，这意味着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里没有人支持更大的政治改革。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和晚期期间，大学生在政治态度和行为上仍有明显的持续性。

首先，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对中国共产党腐败的批判。所以这意味着今天的大学生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中国共产党的辩护者。同时，在这两个时期看到的是系统的政治变革缺乏明确的意愿。因此，这意味着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大学生也不是我们大家往往认为的那样，是明确的民主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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