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坦利·罗森博士：是的，我认为我的见解会与前面的发言者谈过的问题产生密切共鸣。我最近完成一篇关于是否许多重大事件纪念日对调动青年人口群体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文章，我想讨论一下我的简单结论，通过圆桌方式以更广泛地讨论中国青年。

我们先从问题开始，由于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由李开复等人提出来，我们让所有这些中国青年形象得以调和。直到2008年年中，例如，常见的是在中国媒体中抨击青年“自我一代”的特征，我在这里引用—— “自我依赖、叛逆、愤世嫉俗和务实的，以自我为中心和重视平等。”另外，中国媒体谈论——我再次引用——“中国第一代电视虫，线上游戏、快餐食物连锁店的痴迷者，忠实的好莱坞电影观众。”2008年5月12日突然发生四川地震，中国媒体完全改变了。同一媒体早期曾出版文章刊登和评论年轻人，地震发生之后，媒体发现这些年轻人突然发生逆转，并开始赞美自身优点，同时注意到，不仅体现为传递，还有一切利他行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学会了怜悯、慈善、勇敢”——我再次引用——“通过吸收传统中国文化”。 “毕竟，”正如媒体所说：“他们充分享有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实际上，他们处境糟糕是因为他们反对党国，他们处境良好是因为他们长大了——在党国护佑之下成长起来。因此，不少媒体转向了，所以很难调和这些不同的形象。此外，这些富有同情心的青年中也有愤怒的青年。这样的事实反映了最近持续影响下，一些中国批评者称呼互联网上机敏的民族主义者为“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线上狂热红卫兵。”因此，这就是所有转来转去图像。那么，今天的中国年轻人相互竞争、矛盾地影响塑造态度和价值，特别是在富裕的沿海地区。强烈受到全球化影响，他们的视野变得非常国际主义。同时，他们非常务实和物质，主要考虑过上美好生活和赚钱。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国际主义和物质方面，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非常深。第三个竞争的影响，在更加极端的形式通常被称为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更广泛的冲动，对我来说不仅包括为保卫中国而反对来自国外假想敌，而且包括对国家的热爱和为支持最有需要的人而自我牺牲这样的精神，如在地震之后的志愿工作者。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表明，他们能在不同时间，根据不同情况来行动，甚至在同一时间，他们有能力展示所有的这些价值取向。我举一个例子。在中国采访中对这些不同的形象的人，一些受访者指出，即使是那些青年觉得他们必须履行上述短期抵制家乐福的尝试，以此表现爱国主义，家乐福是一家法国的超市，李开复博士曾经谈及。在5月1日开始的抵制前，他们已经确定用尽了所有的家乐福优惠券，然后前往那里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然后，他们可以开始进行抵制。所以你看到的，同一案件包含了国际主义与物质，以及一切爱国或民族主义。

现在，我广泛观察过中国的民意调查——这些调查都肯定揭示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是中国青年生命中重要的材料，但对我来说，在同一时间——正如肯李侃如说——我已经这样做了50年或60年，他们提出了年轻一代如果他们确信事情是正义的，他们渴望相信也很愿意作出牺牲。所以，当一个像四川大地震的机会出现时，给出一个机会证明这一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我认为并不是新的。在毛泽东时期，我正在做的文化革命时期我的研究，采访红卫兵。正是那个时期。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我与红卫兵交谈。现在，这些都是非常不同世代和信仰体系的青年。理想主义是存在的。80年代后期当我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国际主义远远强于爱国主义，我的一些保守的朋友，我过去常常与他们谈起过去的那些日子——他标记在80年代末时期学生的态度，因为他称之为反种族主义。他用的字眼是“反种族主义”。

由于学生常常排斥很多中国文化和政府政策，他们接受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幼稚的、亲西方、几乎完全来自于西方媒体的观点看法，由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西方哲学家狂热者所作的报告，像萨特、奈尔查和弗洛伊德；我走访和回顾旧时的中国，和大学生们交谈，这些对我来说都留下深刻印象。

这似乎表明，在讽刺意义上说，中国政府越是限制了西方信息中国进入，学生越是知道他们的政府在撒谎，学生也认为政府在对西方说谎。这与王小东的观点是一样的，顺便说一句，王小东是本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他还因爱国主义问题发起了对电影“色，戒”的攻击。

现在，我也想谈一下埃文和其他人都谈到的话题，80年代后期那种毫不掩饰的、不加批判的国际主义已被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教授称之为新的解释框架所替代，这一新的解释框架承认了国家利益的追求作为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在一个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来自于西方媒体的信息，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信息灵通的中国年轻人都会对这些信息加以怀疑地利用，因为它在推动亲西方的议程，这些中国年轻人认定这种报告都会谋求国家利益。正如我们在追求国家利益，所有西方国家也追求国家利益。任何来自于西方必须假定为——无论是人权问题或其他任何要被假定为促进西方某种的利益——美国的利益。

现在，同样常见的是中国媒体提到年龄组，像李开复谈及的代际转换的内容那样，我所剩下的时间想谈谈所谓的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八零后，从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这有约2亿中国人。中国媒体一直对他们讨论不休的。我有一个讲义在会议室外，头两页讲义——如果你现在没有，那稍后你可以把它带走——头两页讲义讲的是60年代后和70年代后的一代，即指从1960至1969出生的人和从1970年至1979年出生的人，他们不得不对八零后的青年说的话，以及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与八零后之间的差别。很清楚的看到八十年代前的人认为八零后这代人比起自己要更肤浅、自我为中心、更物质化。

在许多其他调查也是常见的。在讲义的第三页，在八十年代青年和后90年代青年的地方有一个图表，谈到的是李侃如教授谈论过的东西，即这几代人是怎样快速变化的，以博客为基础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互相攻击。如果你看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群体他们的博客（就可以发现这一现象）。

现在，无论这验证了中文表述为熟悉的“一代不如一代”，或者更可能的是，每一代人是非常渴望也有点勉强地把前辈推离中心舞台，这似乎是相当普遍。因此，我认为在代际间相互批评的背景下，有些现象其实并不奇怪——无论是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忠实支持者的一代，还是六十年代中的毛主席红卫军一代，还是1989年的一代——这些几代都没不大支持现在的青年，他们觉得即使不是糟糕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愚蠢。

在剩下的时间，我想谈谈一些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到政治参与问题、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与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孰优孰劣。因为我相信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也带出我的结论。正如李侃如教授所说，这也表明青年的态度和行为的复杂性。

我讲义的最后一页，报告了一项内部调查，或限制出版的调查，调查由社会科学院在33所中国大学历史系学生之间进行的。没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这并不奇怪。这只是他们的内部刊物。（调查）共有21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信仰系统，结果发现，约73%受访者选择“为自己的信仰系统而斗争”。另10%认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信仰体系。约17%说“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这是不足为奇的。此外，超过94%的人承认他们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使超过82%以上认为西方影视产品宣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只有不到12%的人表示愿意拒绝此类产品。

超过50%的人持美国文化概念对自身认同，只有17%的不认同美国文化概念。即使在“自由主义”这样的问题上，61%的人认同自由主义是一个普遍道德意义的概念，尽管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以及民主制度的基础和西方资本主义相联系。

36%的人赞同分权的概念。只有较小的比例，低于50%的根本不赞同。

我没有很多时间，但我有很多朋友在中国做调查，其中有许多由于显然的理由没有得到发表。不过，我刚刚得到一份资料，有一位做调查研究的朋友通过邮件发给我的一份长期调查，内容是他在北京五所最著名高校进行调查的初步结果。他是专门的政工教师，因此他对调查结果感到惊讶。

它支持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远远超过中国的政治模式。例如，全球约75%的国家或完全复制或部分模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只有约4.2%，相对不采取西方模式。不在一个样本中，505个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表示完全不喜欢三权分立。

在调查中他得到很清晰的数据——这对埃文谈论的一些问题有所帮助，以及让学生看到必要时看到这一模型，或至少是在打击官员贪污方面特别有帮助，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因权力垄断而不能这样做。他还讨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局限。在政治参与方面，我可以谈一下共产党以及入党动机，但我打算跳过。我提供关于参与方面的一项调查数据，因为我觉得这充分说明问题。

北京市共青团有一项年度调查，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2005至2006年，他们发现大约75%的青年表示愿意参与政治。而前几年参与政治人数与意愿不到50%。由此可见，他们过去曾非常积极。

但是当你更加仔细地观察数据，开始分解结果，你会发现只有10%左右实际上是热衷于参与此类活动。“参与”实际意味着什么，如何参与时，这可能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受访者被问及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参与时，72.5%的人说，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参加，尽管他们表现出想参与的态度，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同的。11%的受访者说：“当我参与政治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向家人或朋友说出自己的意见。约6%的人说：“我通过在互联网讨论的方式参与政治。”只有约半个百分点说，他们要不断接触政党或青年团体组织并发表意见。因此，这些类型的调查非常清晰地显示，在大多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方面，党国家机器的作用确实大大倒退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尽管在2009年发生多个重要事件纪念日，但中国青年似乎不足以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这是由于他们追求务实和以成功为导向的办法。这八零后的一代已经不得不让他们的公共生活服务于私人野心上。因此，政治参与，实际上是通过朋友、家人、匿名互联网活动等方式的私人参与。成为党员只是一种必要的投资，以增加找一个好工作的机会，过着舒适的生活。

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一代人将会冒公开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如果保持统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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