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博士：我真的很高兴有机会能在李开复博士的出色讲演后登场发言。李博士觉得用愤青来形容中国青年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我同意他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情况变得复杂。我只是表达一下对今天本小组制定的内容框架一种感觉，这一框架让我吃惊，并具有讽刺意味。

在中国，直到150年前左右，大家都指望老一辈，因为他们具有智慧和权威，能提供指导，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在过去150年，众所周知，每一代人都指望中国青年去救国，对不对？老一辈是没有希望的。正是青年将要决定未来。很有趣的是，因为每组青年人群（随着时间流逝）成为了老一辈，就变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在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一时期到过中国的人所写的著作，你会发现作者们坚信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他们看到年轻人有活力，有理想，有才华以及对未来有实用价值。

而现在我们面临情况的首要特点是，年轻人在一个正在经历着任何大国从没经历过的快速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全面的。从在中国长大的个人角度来看，家庭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城市青少年在一个人的家庭长大，即他们是独生孩子。在农村地区，我觉得（家庭孩子数量）平均接近两个。但是，由于节育运动持续时间就足够长，现在许多中国儿童，他们在一个没有叔叔阿姨的环境下长大。我的意思是，回想一下，对于在中国工作了20或30年的你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当时没有叔叔阿姨和兄弟，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住所发生了根本改变。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在许多情况下，农村青年被留在家中，而他们的父母到城市去（工作），所以青年们被祖父母抚养，但后来他们也很快进入城市。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环境，你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并且环境非常迅速地改变着青少年的思想框架，正如李开复博士强调的，他们能接受教育，这（译者注：指教育支出）是自从1998年以来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中巨大的开销，接着他们能获得我们在最近才能获得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完整的信息革命，这种革命曾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而在对生活标准和未来的期望方面，大量中国年轻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再关注为生存而争夺。他们关心如何获取财富、声望、出国旅行的机会或成为自己国家精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所有这些在中国青年中发生，可能我有点过于简单但我必须强调一点的是因为这是中国世代交替中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老一代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把中国引向不仅是对本国人民而言，也是在全球问题上日新月异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影响已经成为大家展望未来时谈论和关心的话题。在这巨大的混合动力之下，对青年而言会带来什么？我怀疑，我们应该会看到在压缩周期时间的背景下，尖锐的分歧不仅存在于每隔20年左右的各代际之间，也存在于每隔10年左右的群体之间，因为变化的规模和速度的影响是重大的。

你还希望发现在基本价值观、个人愿望、国家构想方面很全面的综合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些平凡而简单的问题上能发现全面的综合观点。今天的小组是很棒的，因为它汇集了在理解中国青年态度问题上做了深入、认真工作的四个人，关注面广泛，但是不包括泛民族主义情绪之类的东西在一些网站上的咆哮，当然我们都对此有所警惕，我们更在乎的是这些表面的东西之下的深层次东西。每个人都采取在他广泛的议题探索有所不同的方法，因此每个人的意见将揭示了中国年轻一代复杂性的其他要素。我这里所说世代是复数，即使我们只谈论约20年的时间。

我想要告诉每一位发言者，四位发言者控制发言时间在15分钟。我负责掌握时间，所以我希望你们把握好时间。我之所以特别着急要求你们遵守时间限制，并非因为我想限制你们的发言，而是因为我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问答时间，因为我们将在主体介绍中听到很多，而问答时间我们能听到这些，注意控制时间以及发言内容。

你们都拿到表，上面不仅有发言者名单，还有对每个人非常好简介，所以我不打算花时间再介绍每一位发言者。现在就对每个发言人依次介绍，这将是他们站起来发言的顺序。

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是一名为驻在背景的纽约人杂志的职业作家，较长时间在中国工作，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并因为他在中国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史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据我所知但我不太确定，他不到50岁，在南加州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多年来在文化以及各类问题上做过深入研究。特里·赖特（Terri Wright），我和他初次认识并一拍即合，他是在长滩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教授据我了解是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中心，对不对？专业是媒体和公共关系，所在学校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因此，依照上述顺序，他们将分别登场。分别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有请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