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革命阵痛后的第一代正常人

我因职务关系，16年来，参加过许许多多关于中国青年的民意调查。这些调查牵涉到中国青年对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国际关系的、社会文化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爱好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因而，自认为对于当代中国青年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当然，这也许是我的自负：要认识一代人这样复杂的问题，还是很难避免挂一漏万，避免片面性。不管怎么说，我把自己的认识摆出来，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因为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此文中把这么多调查报告中的数据一一摆出来，以证明我的结论。关于那些数据，一部分可以在青年研究类报章杂志中找到，但更多的是没有公布的，它们是我的结论的支撑。总而言之，我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下结论，而不提供支撑这些结论的调查数据。

第一代正常人

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历史，始终处于内外的战乱、革命和动荡之中，这无疑给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几代中国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创伤。说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这些创伤，实在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真实的情况是：这些创伤仍在极大地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和心态。去追究这些创伤的前因乃至责任方，不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我只讲这些创伤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心态。

无论是通过自己作为职务参加的民意调查，还是这些年本人与中国思想界的广泛接触，我都同感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一生在文明史中只是微不足道的瞬间，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办法超越他个人的历史经验，他们一定会以其个人几十年的短暂经历来判断整个世界，判断整个文明，判断整个历史。

那些经历过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的老年人，往往是非常爱国的。刚刚去世的钱学森就不用说了，就连陈省身、杨振宁这样长期定居国外、加入外国国籍、在外国退休的人都是非常爱国的——我指的是爱中国。我在电视中看到陈省身说他为什么要把数学搞得这么好，他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说中国人不行，中国人也说中国人不行，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中国人是行的。比他年轻的中国人就不会理解他这样的心理。

比钱学森、陈省身他们更年轻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更多不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而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斗争。这样的经历，给那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精英阶层——这里面包括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文化精英——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记得前年我参加一次关于国外中国留学生保护火炬事件的讨论会，会上很多知识分子惊呼：“文革”又回来了，红卫兵又回来了。他们的这种情感绝不是伪装出来的，也不可能是故作姿态，其中一些人在说这些话时，脸部肌肉不停地抽搐，这种抽搐不可能是伪装出来的。我们不得不安慰他们：没有这么严重，这离文革和红卫兵还远着呢，放心吧。这几代中国精英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仅对执政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好感，而且仇恨中国社会、仇恨中国文明，甚至仇恨一般的中国人。于是，他们心目中唯一的暖意和光亮，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到了现世的彼岸，即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身上。我常说的逆向种族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人的这种刻着仇恨和阴暗的心理创伤，直到80后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才有了比较彻底的改观。80后当然也知道中国革命阵痛的历史，也会受到他们父兄的心理创伤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听故事与自己亲身经历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所作的民意调查反复显示：80后比他们的父兄爱国得多——当然，另一方面，你在实际生活中也看不到他们会有钱学森那一代那么执著的爱国；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心态也比自己的父兄阳光得多。

有些人认为，爱国这样的特点只是反映了他们年轻，反映了他们的不成熟，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就会与他们的父兄一样，不会再爱国。我不这样认为。如果爱国只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一个人的成熟就会消逝的情感，我们就无法解释钱学森他们那一代人。于是又有人认为，既然80后这种心态是因为对于历史的无知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建这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让年轻人永远记住中国革命的阵痛。对于这种建造博物馆的主张，我不做价值评判，我只想重复上面的话：听故事与亲身经历有巨大差别，到博物馆参观与亲身经历也会有巨大差别，我怀疑只要建了博物馆就能扭转年轻人的心态。

那么，年轻人缺乏中国革命阵痛的经历，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中国，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记得黄纪苏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说得很好：你说年轻人因缺乏这些经历而肤浅？但他们肤浅很可能恰恰肤浅对了，老几代的深刻恰恰深刻错了。事情就是这样，老几代的“深刻”是不幸造成的一种病态。年轻人应该深深同情他们的不幸，却没有必要跟着他们一起病态。年轻人不用经历那些会导致一个人病态的不幸，这是他们的幸运，要说这是肤浅，那就肤浅吧。

另一方面，年轻人更爱国也不完全是缺乏经历，比如说，关于国外，年轻人就比老几代了解得多得多，因为他们的外语比老几代好太多了，他们之中出过国的人也比老几代多得多。最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把法国巴黎描绘成天堂的写于十几年前的老帖子（之所以知道它是写于十几年前，是因为文中的巴黎还在使用法郎），贴出来后马上遭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嘲笑，因为不少年轻人都去过巴黎，知道真实的巴黎与文中那个天堂似的巴黎天差地别。

总而言之，在中国经过了100多年的阵痛之后，年轻一代终于摆脱了前几代人的阴影与病态，成为一代正常人，这乃是中国走向富强的结果，也将是中国进一步富强的原因，此乃国之大幸。我看好这一代中国年轻人。

80后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一代的年轻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不仅没有经历过中国革命的阵痛，而且物质生活水平与老几代人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实际上，现在一个农村地区中等收入家庭孩子的生活水平，也要远高于我们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像北京这样地区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当然，80后也有着就业、住房等许多方面的压力，但他们所受到的磨难与老几代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批评他们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挥霍浪费、耽于享乐等等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这些批评是不是事实呢？大致也是事实。坦率地说，他们今天的相对富足、安全的生活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伤痕累累的老几代人奉送给他们的。是老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先是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然后又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使得他们今天可以生活得幸福，有一个阳光的心态。我们很嫉妒他们。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必嫉妒他们。到了今天，我们老几代人已经大致可以混过去了，而他们所将面临的挑战正在后面，上苍是公平的。首先是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不是说非要预先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我们可以探索各种体制，并且充分照顾到历史路径，但这个问题不做最后的解决，我们就还不能说中国可以长治久安。而这个棘手的问题，恐怕只能留给年轻人自己去解决了。其次是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13亿中国人要想都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除了把国内建设得好上加好之外，还必须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展到远远超出中国边界的地方，成为一个经济、军事、政治全面崛起的世界大国，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也必须由他们完成了。再次，整个人类世界所将面临的挑战也很可能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变得严峻起来。这半个多世纪，既是中国老几代人经历革命阵痛的的时代，又是整个世界莺歌燕舞、醉生梦死的时代。托核武器的福，1945年至今，已经六十几年没有打过世界大战。说老实话，如果没有核武器，我们今天可能正在打第四次甚至第五次世界大战。然而，这六十几年的世界和平，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破坏没有了，但其他问题都积累了下来。最重要的便是自然资源枯竭、环境、人口、种族、宗教等问题。当今最富裕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宁可醉生梦死，却绝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不要说他们的政治家根本不想着手解决，甚至他们的学者因“政治正确性”所限连谈一谈的兴趣都没有。当然，相对落后、贫穷的中国，在这些世界性问题上也没有太多的作为。在思想上，中国今天的知识精英们，只敢跟着西方一些所谓的“大师”亦步亦趋，根本不敢有自己的见解，还要把所有国人的独立见解都打压下去。所以，这些问题只能一直积累下去，直到矛盾再也掩盖不住。而这个矛盾掩盖不住的时间，很可能就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有生之年。

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做好准备了吗？我看不能说完全做好准备了，虽然我在前面赞扬了他们。

帮他们做些准备

当我们写《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时，我们几位作者就有一个共识：我们对于自己的同代人看懂这本书不抱希望，我们是写给下一代年轻人看的。我们在书中所谈的中国要做的事情，也不是由我们这代人来做，而是要由他们来承担。当我们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同代人，对于中老年这几代人不抱希望时，并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功绩，其实，他们完成了很了不起的事业。但他们也到此为止了。由于一些偶然的机缘，我认识、接触过一些前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我的深切感触是：这几代精英，在事业方面，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现在完全处于享受成果的状态；在思想方面，他们故步自封，以为自己的成功经验是放之千秋万代而皆准。要让他们理解中国未来的挑战，中国未来的大目标，简直比登天还难，更不要说去想办法应对了。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毕竟阅历还不十分充足，见识不十分深刻，自信心也未见得足够强大——以我的经验，他们也很容易受他们老几代师长的引导或误导，他们对于自己的见解往往缺乏自信，需要年龄更大的人肯定。我们既然看到了一些我们同时代的人看不明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年轻一代应付未来的挑战有用，就要把它们告诉年轻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了这些，自己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但从总体上看，我认为他们能够把事情做好。美国著名学者杰拉德·戴蒙德说过：今天的强势民族的地位是在8000年以前就决定了的。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明，有思想、技术、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积累，而80后是这个辉煌文明的继承人，继承着这样一个文明的遗产，他们没有理由不把事情做好。

（作者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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