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30年个人价值的确立及其扩张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为迫切的任务了。当机运不再青睐我们的时候，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我们的政治和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和紧要了。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自觉或者被迫，我们都必须肩负重建价值秩序和生活原则的重任。

今天，不管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这种缺失，除了精神的变化本身所具有的缓慢性和隐秘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改革本身就被理解为一场世俗化革命，就是一场肉体对于精神、存在对于意识、现实对于理想的革命，精神世界被当作纯粹隶属于私人的、个体的事务，对于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多少会让人联想起1949年以来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令人反感。19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和思想解放是同步的，思想的进步，领导、推动了改革。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日益脱离了民众的心灵，而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更谈不上归纳和升华了。只有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还有一些零散的反映，但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革命的遗产

革命摧毁了所有独立的社会团体，它的统治悍然深入每个家庭，它在事实上瓦解了家庭。家庭伦理和相应的情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为了拥抱国家，家庭成为公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能否脱离对它的爱和依附，成为每个民众步入政治生活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革命斗争突破了一切可能限制它的人性和情感因素。个人却也因此更为独立，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其作用显得尤其重大。无论从日记中，还是影像资料中，当我们在今天看到那些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时，真会以为他们是从土地中、石缝中生产出来的。本该是最悲伤的时刻，但在他们脸上，也难以捕捉到对家人丝毫的眷恋。

革命道德直接建基于个人的心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革命斗争而获得提升和净化。而且，它还直接面对每个人心中的欲望、私利。每个人时刻都面临着诱惑，每天都必须去和这些诱惑斗争。这使人们觉得生活时刻都充满了风险，也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中国古代，理与欲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对抗过，即使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天理也是立足于“性”或者“心”，“欲”自然包含在内，虽然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在革命进程当中，“欲”被当作对立面，被刻意提及，并高度强调。人们被时刻提醒注意它的强大存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道德修身的主要功课。因此，革命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就个体来说，当他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却常常是压抑的、虚弱的，常常会产生怀疑，以致人们难以单独地、冷静地面对自己，而只有在人群中、社会中的生活才是真实可信的，单独的个体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冷静的独立生活是一种令人生疑的、需要救治的病态。实际上，革命道德需要的个人，并不是单独的、理性的个人，而是在人群中的个人。国家诱使个人从家庭出走，但绝非让他们更加独立、更为强大，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广场。对革命而言，只有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个人才是可靠的、忠诚的。而个人也借此消除了离开家庭后的焦虑感和恐惧感，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和温暖，并欢天喜地地投入其中。在他们看来，公开、透明的群众生活就像阳光一样，照亮了紧张、阴冷的属于个人的世界。

但是，这只是革命中人心的一个方面，人们的真实生活还有另一种面相。正是因为这个面相很少被重视，我们有时把革命想象得过于严厉，有时又过于高贵，使它充满了戏剧化色彩。

这种激昂、喧闹的生活是人们“公开”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展示给“外人”的主要内容。在公开的部分，人们追随革命道德，在私下的部分，人们则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欲望。最初，人们还以私下的生活为耻，只是偶尔的、偷偷摸摸的。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习惯了私下生活的广泛存在。每个人似乎都分裂为两个人，在两张面具下熟练地自由转化。那些拒绝分裂的人反倒为社会所排斥：忠于道德的人被认为不尽人情，公然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则被指责为不懂政治或者过于市侩。这种分裂是革命政治对我们民族价值体系的最大伤害，它使一切严肃的价值言说都变得极端艰难。

“私下生活”普遍化的时间在各个阶层中有所不同。大约来说，在农民心目中，大跃进之后，革命道德就基本坍塌了。饥饿和死亡使农民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内圣外王道路的虚妄。他们用近乎公开偷窃集体财产和粮食来表达对革命道德的反抗。从那以后，农村的各种运动就不再具有强大的道德压力，它不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道德运动，而沦为宗族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斗争的工具。

在城市中，市民生活和他们的趣味始终没有被彻底征服。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便在文革中，还有许多人收藏和倒卖毛主席像章，还有很多女性尽可能地改造革命服装，使之能更好地体现她们身体的美丽，却不太顾及“灵魂的美丽”。改革之后，最先复活的也正是这种市民文化，人们从中看到了洋气、美丽，或许还有温馨生活的诱惑。

国营工厂中工人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从总体上来说，在他们心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更晚一些，这或许与他们所享受的福利、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关，也有可能与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严格的纪律有关。直到今天，很多老工人还在缅怀那个时代。但是，实际上，工人们也很早就开始想方设法占公家的便宜，从多占福利到偷材料、干私活，不一而足。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改革的脚步，纪律开始松动，整个社会也活跃起来。那些个体的、私下的、不太光彩的行为开始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正当性。因此，革命结束以后，我们绝不是回到了革命的起点，而是站在新的基础上：个人出现并逐渐强大起来，从此以后，家庭以及社会、国家都必须用这个新的材料建成。

1980年代的人心

1978年之后，民众开始为解除强压在自己身上的苦难而艰苦奋斗。比如：农村的饥饿和贫穷，城市里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造成的千千万万家庭的骨肉分离，革命斗争造成的对人伦情感的伤害。这些苦难在革命道德的映照下曾闪耀着荣誉的光环，革命道德解体以后，它显现出了其赤裸裸的、纯粹的苦难本色，这使得人们如同再次遭受凌辱，一天都不能再忍受下去。民众因此开始相信自己“私下生活”的方式是正当的。

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干部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干部考核的实践中，行政和经济才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初，改革精神常常意味着与上级或者同僚的冲突，不过，这非但没有阻止改革的脚步，反倒加强了改革者的道德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意识。他们常常心怀一种悲壮意识。

民众则明确了主宰自己生活的意愿和信心，并且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虽然力量有限，但对于想要改造和动员他们的人来说，却又足够强大坚韧，他们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如同蜘蛛照管着蛛网。

1981年，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作为新的公民道德标准被大力提倡，以此来代替提倡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个带有鲜明世俗气息的道德标准，虽然它的条目在实践中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民众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精神实质：过好自己的日子，追求体面的生活。

由于革命摧毁了各种社会团体乃至家庭，当革命信仰崩溃以后，无所依托，也没有限制的个人直接承受着信仰被摧毁的痛苦，无处逃避。人为什么活着？潘晓的质问和张华事件，成为压在一代年轻人心头的最为严肃的问题。潘晓在信中写道：“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勇敢的，他们没有用放纵来发泄自己的绝望，而是确认了个人的正当性，并且从此出发开始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今天的蛇口，依然竖立着一个简陋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带着鲜明的书生气味的牌子在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创业者对于试图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说三道四的人，是多么厌恶，对行动又是多么热切，多么有信心。

个人及其价值正当性的确立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人们坦然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人们不需要主宰者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而这一点也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没有个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活力——私营经济的壮大。

个人虽然获得了正当性，但它却没有捍卫自己的武器。更何况人们缺乏自我管理的经验、习惯，甚至动力。因此，个人的正当性依然是私下的、民众自我确认的和政府默许的。这一方面使得个人非常放纵，另一方面，个人又极端脆弱，甚至猥琐。这种“见光死”的状态，不仅遏制了个人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它使得个人扭曲、阴暗，缺乏一个时代开创者所应当具备的英雄气质，缺乏勇敢和真诚。不过，在1980年代，个人还不是那么狭隘、懦弱。有时它还会表现出某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心怀梦想，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他们曾经尝试过探险、流浪、科学考察等生活方式。

在革命时代，个人曾经凭借信仰轻易地挣脱了家庭的牵绊。1980年代个人崛起的时候，个人却是务实的、理性的。它开始珍惜，乃至迷恋那种温馨的、充满柔情的市民家庭生活。个人的理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当下世俗生活的重视上，他们对于一切说教表现得分外敏感，总觉得它是虚伪狡诈的。他们只相信自己能看到的事实，只相信切切实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来自日本的表现小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电视剧受到广泛欢迎，人们从中找到了久违的温情。这种感情在他们看来充满了人性，真实而且令人感动。尤其是刚刚在文革中长大，进入恋爱季节的一代。他们目睹了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父母爱情的失败，他们希望自己的恋爱婚姻是现实的、温馨的、浪漫的。琼瑶的小说满足了更小一点的孩子对爱情的想象，在今天看来矫情、做作的爱情表演，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每个城市女孩的梦想。

在1980年代，民情虽然是务实、安静的，但他们的内心被种植了理想的种子，每天都在被施肥浇灌。他们对于是非、道德有着自己的标准，并且据此来对照自己当下的生活。在安静的民情下时时涌动着激荡的暗潮。民众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雄心壮志，他们甚至在言辞上鄙视那些只知道自己发财的人，尤其在青年人当中（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青春暴富族的）。他们尽可能地掩饰仅仅只顾及自己利益的行为，认为那是见不得人的自私行为。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不认为仅仅发财就能改变自己的卑微，在内心中，他们认为自己是与人平等的，他们甚至梦想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那个时候的有志女青年往往仰慕那些超凡脱俗的有志男青年，尤其是那些有勇气、敢革新、有创见的男子汉，如果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又身处艰难之中，就更完美了。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文学男青年，也会让人心动。而不是如同今天，女人们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者身上。1980年代，民众在肉体上已经安于安静的日常生活，平常，却不庸俗。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那些穿金戴银的暴发户，他们常常是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90年代后期的电视剧中，他们成了人们艳羡、赞赏的对象。

后1990年代：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

民众更加独立了，在精神上不再遵从知识分子的教诲，不再信服对方所提供的未来图景。他们对于来自任何人的说教都极为反感，起码讨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尤其是道德说教，在他们眼里更是虚伪可笑。因此，他们不再接受任何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指责和教导。没有任何有关未来希望的允诺可以引诱他们，他们只关注当下，只重视现实。面对悲惨的命运，他们宁可默默地承受，也不愿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精神影响结束了。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化，他们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成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言的责任，虽然，对于社会的批评常常得到民众的回应。但是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或者是某个利益团体的代言人。民众认识到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民众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

民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财富，经济决定论成为他们新的信仰，他们认为经济能力可以决定一切，而事实上整个社会也无处不在迎合民众的这种新信仰。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打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这种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

每个人都在忙碌，却又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发现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安全的缺乏，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总感到恐惧。而那些已经有了足够金钱的人，当他们决定在追求财富的冲刺中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除了回头继续加入追求财富的行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以过了。于是他们把赚钱谎称作事业。他们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的人群，当阿甘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体会到了真正的危机，只有继续跑下去才能摆脱令人不安的焦虑和无聊。

或许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他们会旅游、唱歌、泡吧、搞婚外情，甚至读书，听人讲“三国”、“论语”。但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逼仄、紧张的生活喘口气或者充充电，以便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力气。就连最为私人的婚姻爱情也被经济决定论统治着，虽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金钱而嫁娶，但在婚姻生活中，人们无处不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家庭每天都在要求人们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因此，它也不再是温情的避风港。人们之所以感到婚姻和爱情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已经早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生根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男人敢向一个女人求婚。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决定论怎样瓦解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很多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便会被抛弃；如果他们拥有财富，就又成为子女们争夺的目标。他们的生活经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作用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经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中，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而是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是温顺的。这点儿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在强大的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别人羡慕自己，甚至获得尊重。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操控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樊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而不太相信制度和法律。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是不可相信的，除非这个陌生人能被编制在自己的网络中。

这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与1980年代相比，人们变得更为冷酷，也更为坚强。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这里没有硝烟，却不乏血腥。

随着个人逐渐站稳脚跟，它开始伸展自己的手脚，获取更大空间。它也开始伸张自己的力量。经过重新塑造的情感、心灵开始重新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时开始窥探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夫妻关系、家庭结构，师生关系都开始动摇。新生的个人开始挑战旧有的秩序，原先我们含糊地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已经一钱不值。这并非简单的代际差别，并非幼稚与成熟的关系，而是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带来新的关系，或许还有新的秩序。

个人价值的扩张与市民崛起的希望

回顾改革以来30年的历程，我们看到原有的建筑物每天都在改变自己，一些零星的、新鲜有力的小建筑物在它的废墟上缓慢壮大起来。

回顾这短短30年的历史，实际上这表面看起来连续、稳健的30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已经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以市民道德、情趣为底色的独立的个人逐渐从私生活的领域向外蔓延，它突破了一些对它的打击、蔑视。《色戒》《集结号》是它对我们历史的新的宣言书，它从自己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建立自己的正当性。在它看来那些伟大的目标、浪漫的理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幼稚的，或者是政治家的骗术（如果有人要他们为那些伟大目标牺牲奉献一点儿什么的话）。只有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利益、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哪怕仅仅是肉体的感受。他们恐惧、厌恶所有关于理想的豪言壮语，对于未来的许诺，这些在他们眼里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且是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差别的背景。他们也不打算去分辨，更不用说去改善了。因此，他们在有限的公共生活中也带有强烈的短视、现实的色彩。只是，他们在思想上越来越统一，紧紧地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绝不打算越出雷池一步。

他们当然不是道德高尚，有着伟大抱负的英雄，恰恰相反，他们时时处处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那些弱者也会表现得无辜、软弱可欺，他们这样做，并非他们真正感受到了道德上的侮辱，他们只是在最大程度地利用人们的同情。把他们塑造为道德英雄，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也是最严重的戕害。这会使得他们走上邪恶的道路，会以为自己的利益天然的就应该是所有人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采取所有的手段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必指望这些市民会突然成为大公无私、充满公德意识的革命者，我们的时代没有为这样的人提供土壤，30年来，我们的社会没有为培育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相反，我们每天都在消灭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出现呢？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

人们的观念已经不同了，他们需要的不再是本分，而是要冲破本分，划出新的界限，制定新的规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冲突更好地形成新的规则的办法了。限制一种力量的，往往是另一种与之平衡的力量。

我知道，在很多贤德君子的眼里，这种市民是软弱、粗鄙的，他们还远远不具备一个大国公民的精神属性。的确，他们的格调不高，就像厌恶罪恶的暴政一样，从不相信伟大的德行。他们也没有兴趣担当任何超越自己利益圈子以外的事业，这使得他们非常自私短视。贤德君子们为他们描绘的未来，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丝毫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只索取那些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无论是穿越历史三峡，还是重建改革共识，都和他们无关。他们并不为这样的事业所激动，也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历史目的。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他们逐渐扎稳营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珍视当下生活，而不是期待遥远的未来，或者巨大的变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空间反抗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且会采取最为有效的办法。他们的精神扩张，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他们的扩张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势力才开始缓缓上升，有一天人们一定会惊诧他们的力量。

不论是对于我们伟大祖先的回想，还是对于正直公民的道德教诲，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他们品德的对照下，市民显得格外的低贱可怜。但一切新的创造必须以这种人为材料，也必须以这种务实、理性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不是幻想什么其他质料。

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哪个阶层来担当领导阶级的时代。市民精神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强健体魄，最终他们会想望、依靠一个强人。但强人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个人之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命运的确是要取决我们的好运，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和德行。

走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开始停下来了，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站在沙滩上向往海水的时候，海水已经漫过了我们的膝盖。人们的目光由遥远的、崇高的远方回到了自己身边，并且开始从这里出发重建自己的价值，也开始尝试重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