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步入相对主义：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切近审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峻的价值崩溃与重建的考验——1968年的学生反抗运动，使战争反省与社会反省相结合，造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为人们坚信的现代价值的解体，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受到全面挑战，那种让西方人自信的现代价值堤防，带有某种绝对主义色彩的价值建构，无法自固根柢。随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相对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理性与非理性交织、进步与退化联接、普遍与特殊混杂的价值观念。一时之间，西方世界的价值混乱引发人们的描述与思考热情。为此，美国学者L·J·宾克莱撰写了《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从相对主义的视角全盘描述和分析了西方的价值状态，为人们刻画出一幅通览当时西方人价值紧张重构的图景。

这本书由著名翻译家王太庆等译出，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此书一出，恰中当时中国之需：中国社会刚刚告别绝对主义价值观时代，逐渐步入相对主义的价值世界，人们急切想了解迅速发生的价值变迁，寻找现代价值重建的路径。此书，由此流行。

15年过去，中国人似乎有些遗忘宾克莱此书的价值了。但国家从总体上由温饱过渡到小康的处境变化，以及整体上遭遇现代化纵深地带的价值难题，逼使我们依循宾克莱的相对主义思路，观察、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变迁。

价值误读：描述当代

中国价值世界的前提纠谬

近30年，中国的价值世界发生了太多裂变，但不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总体判断，都需要建立起对当代中国价值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的恰当前提。但正是某些前提预设，构成我们进入当代中国价值世界的障碍。

第一，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价值变迁就是传统价值观崩溃、现代价值体系建立的过程。但人们似乎愈来愈期待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价值体系。是不是存在一种区别于所有现代国家的、别具中国国家特色的价值观？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价值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馈或者提升，中国30年来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决定着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整体走向。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市场经济的兴起、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即中国社会变迁总体上向现代格局的推进，注定了中国的价值变迁向现代价值的逼近态势。现代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正是借助1789年法国大革命广被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此而言，凡是试图进入现代天地的国度，就不存在因国别建构的现代价值。中国亦不例外。中国特色，不在价值独特性上承诺，而在运行方式上显现。

第二，当代中国价值变迁的基本情形，显现为中国人的价值缺失和价值紊乱。这是对当代中国价值变迁的一种否定性断言。30年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工商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农业社会的稳定价值体系崩溃了，革命社会的价值引导力丧失了。但“旧的”价值已去，“新的”价值尚未形成。在主观感受上，人们觉得价值彻底流失了，中国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因此催生两种寻找现代中国价值基准的偏向，一个偏向是通过传统的价值视角衡量现代的价值。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有两种，一是中国古典传统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新传统的价值。中国古典心性传统价值注重的是个体心性修养；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前者的现实支持力量较弱，后者的实际号召力下降。于是，我们对中国人过往的主流价值的失落感到颇为遗憾，对现实价值世界深怀一种拒斥的哀怨心态。

第三个偏向是以现代规范价值视角审视变动着的中国价值结构。对西方而言，现代价值从最初的萌生到最后的成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对于现代价值的规范表达、体系建构，是当下中国人无法完成的价值建设任务。变迁中的中国人价值状态是流动性的，既能够捕捉到一些传统信号，也能够捕捉到一些现代信息。但是，它既不能在模式上归结于传统价值观，也不能在构成特点上归结于现代价值观。这是我们今天对中国的价值世界进行把握、理解、概观的时候常常有点价值失语的原因。譬如，今天中国人几乎都追求发财，财富的理念转化为金钱的理念，支配性地影响人们的行动，这是生存逻辑引导的价值抉择。没有发现这种追求背后的价值理念，就等于无视人生尊严的事实基础或者物质基础。因此，千万不能把今天的中国单纯地误读为一个功利社会。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悖反组合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性特点是可以捕捉到的。

第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边际性。所谓边际性的价值观，就是多种价值，古典的、当下的、规范的价值观，在边际之间寻求界定、却又难以准确界定的价值观。它表现出与各种既有的价值构成相类似又不足以明确归类的状态。因此，它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在中国，一切价值都在边际游走。比如，断言中国没有集体关怀，但中国人对集体终究比西方人关注；比如说中国人纯粹讲功利，但生活中存在不少的利他行为；比如断定中国人纯粹追求个人利益，但现实中有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比如说人们对狭隘私利无比偏好，但人们在维权中体现出正义追求；比如说中国没有制度化的平等建构，但人们对平等的强烈渴望毫无疑问已成主流。然而如果断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已经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的价值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可以用来衡量今天中国的价值结构，那显然为时过早。

第二，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现出行为导向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一个人的行动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动机、愿望，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换言之，人们对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对现实世界进退的权衡，对趋利避害行动的决断，究竟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而作出的相关选择，未曾了然于心。价值模糊化导致人们对行为价值判断的疏离。上个世纪90年代，王蒙宣讲逃避崇高，王朔演绎痞子文化，就已经体现出中国人对价值问题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完全是因为某种价值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在行为当中又需要价值指引的悖谬态势所导致的一种价值迷失状态。在各种价值观念间游走，似乎是当下中国人价值选择的趋同景象。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构成性特点是边际的、模糊的、不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人价值观没有凸显引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核心理念。尽管凸显而出的诸核心价值还不明晰，甚至时有悖反，然而价值观的基本轮廓仍然崭露出来。

首先，当代中国人表现出以自由为主流追求的价值特征。自由是人类诸价值中一个引导性的、核心性的价值理念。在中国所谓60年、100年和5000年三大传统，即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人追求的）西方现代传统和中国古典传统中，自由都是核心价值。三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实现自由的方式不同。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把人们从日益繁重的生存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人性、个性与多元化变成了社会政治价值的主流。在今天的中国，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动力。没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根本难以设想自己民族的现代素质和个人选择。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对整个30年来价值变迁的最核心、最具有内聚力、最具有感召力，而且代表这个时代特点的价值构成特点，加以紧紧地把握。长期以来，人们把自由价值当作中国人自由散漫、散沙一盘的精神导因，认定讲自由就必然没纪律，这其实是中国人价值认定的严重误区。现代自由是规则下的自由，即哈耶克所谓“法治之下的自由”。从行为模式上看，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促成权利与繁荣的连接，是中国近30年走上迅速发展轨道的重要原因。但从构成上讲，30年以自由为核心追求的价值观，远没有形成规则下的自由理念和自由价值。自由的价值导向是明晰的，但显现为一种缺乏规则有待规范的解放状态。

其次，当代中国人在行为价值导向上以功利为基本的价值导向。近30年的中国，在行为选择世界中放开了狭小的、经济选择的价值空间，人们开始能够明确表达和追求个人的利益和愿望。当下人们好像非常痛恨国人的功利性行为价值导向，认为这是人欲横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低俗价值取向。

对中国来讲，如何集聚起持续发展的价值动力，是一个如何有效建立功利导向的问题。30年来，中国在经济世界的活动，是人性获得解放的主要动力源，它使人的生活获得尊严，使人明确认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功利价值是撬动中国人重新进行价值思考的动力，而不是价值灾变。

但当代中国在充分肯定功利的行为价值导向的同时，却没有形成平等的、规则的功利价值观。功利是权力导向型的：或者权钱勾结，权力仅仅保障一部分人的功利追求，而另一部分人根本没有谋求功利的契机、满足功利要求的空间；或者竟然直接是权力自我满足的功利，丛生的腐败成为人们谴责功利价值取向的重要理由。今天人们对功利追求的怨恨之强烈，就是因为功利追求的不平等和不规则、分配正义的未满足，进而导致均平价值的回流、绝对平等价值的怀旧。

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中国制度建设的观念基础。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宪政的追求、对法治的推进、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对基层民主的制度化建设，都体现出中国近30年社会变迁中民主价值的政治功用。在政治理念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积极呼应，很准确地体现了民主的价值感召力。在中国，民主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竞争性选举更是被当作权钱勾结的虚假民主。今天，作为“好东西”的民主也顺带给选举民主平反了。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可，已经逐渐脱离意识形态的羁绊，并依托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

一些人认为，中国人一谈民主，就是模仿西方，寻求西化。并因此对民主的普世价值严加拒斥。这是一种价值误判。需要强调，民主的政治价值基准设定以后，民主的制度支持力量和社会支持力量的聚集在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民主的理论认知差异得到承诺，但民主的制度建构却需要广泛的认同。一些政治理论家吁求所谓没有修饰的民主，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作主，至于高调民主与低调民主、宪政民主与社会民主、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都没有必要加以严格限定。这就是无视了民主价值内涵的差异性和历史结构的复杂性。没有修饰的民主，就是没有具体价值依托和历史形态所指的民主，这种民主就是子虚乌有。当人们视民主为一种抽象的政治价值的时候，民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它的确定内涵。可见，民主的价值认同并不等于民主的理性认知，而民主的理性认知并不等于制度设计的完成。在中国要坐实民主价值，“路漫漫其修远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