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梁鸿：“发展主义”思维下的当代中国

—-阎连科访谈录

乡村及乡村的人心

《文化纵横》：对于你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散文《我与父辈》的出版以及超出意料之外的热烈反响。说实话，看《我与父辈》，我非常感动，一些段落让人情不自禁流下泪水。随着你安静、甚至淡然的笔调，一种已经陌生了的，但却深刻持续的疼痛、温暖与感恩逐渐弥漫在心间，从另一层面讲，这恰恰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逐渐淡化掉的传统家庭伦理观、道德观的一种回溯。为什么写《我与父辈》？它似乎与你之前的小说创作风格完全不同。

阎连科：前年，四叔不在了，我去奔丧，我的一个妹妹突然问我，听说你在外面还有点名气，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书寄回来我们都看不太明白，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她说你写写父亲、四叔、大伯我们都能看懂。这样一句话给了我一个写作的契机。

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想，一个作家，如果你的亲人不关心你的写作，那么，你的写作与大地、故乡的联系在哪里？我试图在乡土现实中寻求一种诗意，不仅是字面的，也是乡土生命中的诗意。以赵树理为例，农民可能更接受《小二黑结婚》，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总是本能地追求一种诗意。我试图通过这样的写作，希望调和赵树理和孙犁的矛盾。既有诗意的，也有与现实相结合的，既让原有的读者喜欢，也让确实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与你有血缘关系的、左邻右舍的人，能够真正看明白。这是最根本的目的，这部书是为他们而写。

《文化纵横》：写这本书在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考虑？譬如结构上和语言上。在读的过程中感觉语言上很有创新，文白相间、亦叙亦思，在一种沉思的叙述中把我们带回“少年”的成长岁月，带进虽灰尘蒙面，但却充满生存尊严的乡村。

阎连科：我想，这本书如果说有设计、有考虑的话，那就是放弃一切主义、一切文学观，放弃那种技巧的、华丽的东西，放弃所有被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形象，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一定要在这本书中彻底地放弃掉，不做任何追求。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

再者，如果硬要说追求的话，就是朴实与真诚。朴实，主要指文字上的朴实，真正的朴实也是一种伟大，我们达不到伟大，但力求这种朴实达到一定境界。第二是真诚，决不对你的读者表现任何虚构。可以说，《我与父辈》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个对话都是真实的，不能说百分百之真实，但至少，在话的意思上，没有超出当时的真实语境，是存在过的和可信的。

《文化纵横》：你对人物有没有特意的选择？譬如都是老一辈的人、去世的人。他们既是一个个生命，但整体下来，又好像是一个中国家族群像，这里面隐含有一种民族性。另外，从文字中，感觉你不是以俯视的批判与感叹，而以一种仰视的尊敬与怀念，以一种反哺的心态与视角，回望逝去的岁月与故乡的亲人。正是因为这“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但是不是也会出现如我所言的“溢美”问题？

阎连科：在我的亲情散文中，写过哥哥、母亲、姐姐，这是我散文中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亲情在自己家庭范围内，这次扩展到家族上，是北方中国式的家族，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突出一种群像。选择这些时，会有一些历史与年代的感觉。他们都生活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这本书也告诉读者，我们的父辈，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是如何生活的，而他们的晚年又是如何的。

这本书的文字，我首先追求的是朴实与真诚，真诚首先要讲到真实问题。至少我自己没有任何溢美之词，譬如大伯生活的艰辛。大伯是一个可爱可敬甚至是一个伟大的老百姓，是一个伟大的生存者，但写出了他赌徒的一面。我的四叔，他的存在非常复杂，是城乡夹层的那一群人的复杂存在。当然，当我们面对故去的人时，会自然遮蔽一些狭隘、自私的一面。如果有，说明我本人还没有超越，或者说更多地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的苦难只是一个背景，他们决不怨天尤人，推卸责任，如果生活是一条激荡的河流，即使它被冲碎，他也会迎上去，决不会逃避，会睁着眼睛。如果说生活是温暖的，他也会会心一笑，感受生活的温暖与爱。生活不仅是社会赋予的，也是自己创造的。他不会考虑社会应该给他什么，而是自己应该做什么，努力应对难关。而我们，却把责任推卸给社会。我想，这是我们两代人很大的差别。扎实的生活态度，最朴实的爱。

《文化纵横》：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最大感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阎连科：在我的那个年代，对家的维护是父辈的责任，他们承担得更多的是生存的责任与压力，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是被呵护的。与他们无尽的付出相比，我们太不孝了。

《文化纵横》：虽然《我与父辈》并没有大的历史背景，你也似乎努力摒弃掉这一“历史性”，而是以真实、质朴的方式写乡村最普遍的生命存在。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真实”与“质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存在的另外面貌，而这一面貌是被我们的文学长期回避的。

阎连科：我们50年代的作家有一个共性，离历史比较近，离个人比较远。我想这本书，恰恰是进入历史中的真实个体，而历史则隐退为背景，是人，是老百姓生存小舞台背后的大舞台，我所书写的主要是那个小舞台。“农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且，我们理解历史时，我们必须通过个人的生存方式来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历史、社会来理解人。这相对于上一代作家来说，是一个新的理解。历史与个体之间认知方式的一个变化。

《文化纵横》：你始终如一地关注乡村，也常回老家。能否谈谈当下现实中的乡村，比如，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比如乡村的道德伦理，与“父辈”们相比，今天发生了哪些变化？

阎连科：如今的城乡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它小，是看它的表面，公路、通讯、房子、物质生活。而实际上，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发展的速度非常慢。与城市发展的速度相比，比方说，一个城市一年时间可以向前发展1000公里，而农村只能发展100公里，这个距离是越来越大的；比方说城里人一年收入人均1万块钱，而乡村仍然停留在几百块钱上。我们看得非常表面，我觉得城乡差距问题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

在这30年间，乡村的人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旧有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今天我们在北京、上海，在城市，新的道德判断标准已经基本上有了，比如说80后、90后，无论你怎么看，他是有他的标准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你回到乡村，那里发生的变化超乎想象。就以我们北方乡村为例，你会发现，所有乡村的树都不存在了，全部都光秃秃的了，都被砍去卖掉了。先去远处的山区砍，后来到公路边上砍，砍同村庄的树，最后把所有的坟地树都给卖掉了。这样的情况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绝对不可能发生。最重要的是，你砍光所有的坟地树，卖掉之后，所有的人都非常平静，非常正常，不再像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大家的坟地树被偷掉之后，会非常激愤，会骂。大家今天都非常平静，似乎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发展主义”的另外一面

《文化纵横》：我们来谈谈《受活》吧。《受活》虽然是在2003年出版，但如今重读，依然觉得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在小说中，你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非常的荒诞、残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内在的思维与逻辑却与现实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想知道，你在《受活》中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

阎连科：其实，写作就是对可能性的挑战。我们在看小说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故事百分百是真的，但整体的精神却是虚假的。我觉得，在写作中你一旦放弃故事的可能性和真实性，而只抓住精神的真实，这就一切都是真的了，一切都没有真假可言了。

《受活》对我个人来说，从写作之初直到写作完成，我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一是隐隐地知道，劳苦人和现实社会、社会秩序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长期存在，二是隐隐地感觉到，作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东西的存在。如果说《日光流年》表达了人在生存中的那种焦灼，那么《受活》呢，则可能表达了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焦灼和作者的焦灼。

《文化纵横》：在《受活》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立——“世界外”和“世界内”。当“受活人”在“世界内”遭到非人的待遇并被抛弃之后，选择了回到属于“世界外”，实际上也就是回到最具原型意义的“家”中，试图重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这样一来，在“受活人”那里，“世界内”的发展与前进就与“受活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或者说，“受活人”重新栖身于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可能是最人性的，但却与进步、与现代性无缘。

阎连科：所谓的自然观和“世界外”，我想是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生活方式。我一直不赞成许多人说我的作品始终有“乌托邦”的思想，我赞成你所说的“回家”的说法。回家，温暖而亲切，也更为深刻，更为吻合我日常的某种心理。当然，真正的精神是无家可归的，除非皈依宗教。因为我们——我自己又没有宗教，没有信仰，这就常常在作品中显示出精神的惶惑。《受活》也是如此。所以才有《受活》中现在的时间观、自然观，或者说内心惶惑的生存观。这也许是消极的，但因为有些消极，倒使精神层面更具有真实性和积极的意义。

《文化纵横》：换一种说法，在《受活》中，你展示了人的内心现实问题。一个人最朴素的愿望中往往蕴含着合理的内核，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或者它的精神实质被完全遮蔽了，甚至被歪曲以至于遗弃了。

阎连科：是这样的。我在努力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就这一部作品而言，要想完全达到这个目标，恐怕不太可能，但以此提出质疑和挑战是可能的。

《文化纵横》：《受活》中有两个重要人物，茅枝婆和柳县长。在带领受活残疾人试图融入中国“现代”社会的努力失败之后，茅枝婆坚决要求“退社”，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命运。你怎么看待你所创造的茅枝婆这个人物？

阎连科：你想一想，人最本能的其实也就是最人性的。茅枝婆的许多行为，的确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像她带领乡亲们入社、退社等，的确不是出于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不是我们的历史所梳理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能意识。但也许正是她最本能的选择，瓦解了我们用数千年文明堆积起来的种种制度以及我们的所谓“发展和进步”的宣言。

《文化纵横》：应该说，茅枝婆是中国自然人的象征，而柳县长则是中国政治人的象征。你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政治神经病”，中国的官员某种程度上都有政治神经病的特征。

阎连科：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革命庄重性的否定和嘲弄。我们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培育出这样的人物。可以说，柳县长是非常具有中国“农民”意识的“革命干部”，他是农民的，又是革命的，既是努力向前的，在价值上又是传统落后的。他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比如对领袖们的“忠”与“亵”，对革命的热爱与私欲，对百姓的爱与摆布，对商品经济的“清醒”与“糊涂”等等，正是这许多矛盾的东西统一在他的身上，才使他有了无数不可思议的、超出常规的言行。

《文化纵横》：在《受活》中，绝术团的表演无疑是最惨烈也最狂欢的场景。绝术团的成立正是政府的代言人柳县长一手促成的，并且带有强迫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类似这样非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对民众的轻视和非人道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可民众却也认同和默认了这些。

阎连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民众也已经接受了这种发展主义叙事，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这可能是现在处于贫穷中的农民最基本的心理。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心理对我们的文化、对人性的发展有多么可怕的影响。

《文化纵横》：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灌输的东西，但农民是以农民的实用主义的方式来接受的。当农民也认同这样的方式之后，他们的权力、尊严都成了被架空了的东西。为了钱，他们必须放弃这些。这是非常悲哀和可怕的。所以，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来思考，为什么底层人沦落到如此的地步？是什么使他们只能面临这样的二元选择？

阎连科：社会一味地追求发展，而人的权利和幸福却被忽略，但是，这种真实却被我们表面的繁荣所完全遮盖掉了。就像受活庄的村民，在接受这种发展主义思想时，就意味着他们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

“致富”是中国改革的目的和中国民众心中最大的愿望，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部分。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柳县长对双槐县人民所有的讲话，就是算账，一笔致富账。只要能致富，无论干什么都行。于是，为了让村人能铺上柏油路，他让村庄所有的人在路旁给归乡的商人下跪，果然，路铺上了，电通了，整个乡富起来，成为全县的致富模范！在“致富”这一眼花缭乱、深具诱惑力的词语面前，受活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接受了这一话语叙事的合理性，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尊严价值的无用性，而放弃了对它的自主权。

在大把大把的钱面前，受活人坚决反对茅枝婆让他们再退社。他们对自己的绝望处境毫无意识，更谈不上尊严、价值的觉醒和反抗。在“致富”面前，他们签了卖身契。而此时，“人”消失了，人之存在的内在理由被取消了，只剩下物质的理由。“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被用来形容破除体制对人的束缚的经典话语，如今，已被置换到了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思维的叙事成为改革的伦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存在。

《文化纵横》：另外，还必须看到，即使在茅枝婆的领导下，在经历了外界对受活人的极端欺凌之后，受活人选择了回到受活庄，也就是选择了回到一个相对人性化的世界。但这种选择和回归是非常脆弱的，它经不起外界的一点冲击和诱惑，很容易又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所谓现代性的话语之中。这种被纳入是必然的，因此，悲剧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

阎连科：所以，茅枝婆固执地坚持不让绝术团表演，恰恰使她成为唯一的清醒者。是一个智者的形象。在整个社会都卷入疯狂状态的时候，在我们看来的不开放或者是保守人士，有可能恰恰是最智慧的人物。

但是，她的行为又不能最终地解决问题，她只能用她的本能和经验，因此仍是一种东方式的回归。她的清醒并不是现代性的清醒，这导致她始终仍是一个文化内的人。并且，她的这种行为也是经不起社会冲击的，就像当初柳县长第一次要成立绝术团时，村民立刻抛弃了茅枝婆。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茅枝婆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悲剧性的。

在受活庄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不了一种对现代性能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有了，也不可能存活。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