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通过企业责任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专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杨利川

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之下，人类的生存忧患前所未有地强烈，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难辞其咎。哥本哈根会议在见证了呐喊、眼泪和口水之后黯然落幕，再次凸显出经济全球化下的利益与文化冲突。中国如今仍然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如何化解中西文化碰撞，如何再参与建构中国商业伦理，又如何踏踏实实地以生态保护为契机参与社会变革？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或许能够提供些许启示。

80年代人：中西文化碰撞的终身问题

《文化纵横》：文化问题或者价值观问题，对于这个社会固然相当重要，但是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商言商”，作为一名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

杨利川：多年来，无论在从事什么工作，我个人一向对社会问题特别是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比较关注。1980年代初，我和朋友们就成立了读书小组，以后发展为“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有意思的是，当年的许多主要成员，现在成为社会一些方面的著名人士，其中有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官员、有自由知识分子、有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有资深出版业者，还有地产企业家，从中可见文化的扩散力量之强！

当年我们试图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观念将发挥什么功能？改革开放中，传统如何扬弃？现代化中的文化元素如何创建？其中不可回避的就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将是怎样的形态？

虽然1980年代后期我们各奔前程，但是20多年来，这个课题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思考和行动中。

《文化纵横》：但是与您成长的1980年代相比，现在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已经大相径庭，批判传统的少了，而倡导东方文化的多了，甚至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可与左右两翼政经观点分庭抗礼的思潮，“东方智慧”和“中华复兴”俨然成为显学，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杨利川：客观上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真正进入腾飞阶段，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也带来更宽松的生活空间。国力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差距减小，人民的满意度和自信心大增。尽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独立思想和民间行动还时时受到挤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稳定和繁荣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世界反美情绪升高，这对国内也有较大影响。全球化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引起了更多的“主义”论战。

总之，时代的发展使坐标系发生了太大的转换。人们谁也想不到，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正如1920年代的救亡运动中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1990年代的经济大潮也中断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

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文化的“兴盛”是浮躁夸张的、混沌的、缺乏底蕴的，完全是一种错觉。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对开放和变革，对国体和政体，对中学和西学，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争论忽左忽右，忽强忽弱，永无定论。一时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东西，另一时又沉渣泛起；一时巨浪汹涌的理论思潮，另一时又被人们忘怀。“东方智慧”也不是什么新论，当年辜鸿铭等人都曾大力鼓吹，但是，我们的思维好像陷入了循环往复不能自拔的怪圈，不能完成逻辑上的推进。

理性思维在历史发展（注意是发展而不是循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偏偏中华民族本来就不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民族。当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最先遭到批判的文章之一就是邓拓先生提出的“健忘症”。然而一个没有理性思维的民族是看不远的，是容易得健忘症的。中国人是现实的，传统思维中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的而非逻辑的”，二是“经验的而非实证的”。一个仅凭感觉生活的人，只有在受伤时才会懂得血液的重要，而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却可以预先造就自己健康的肌体。

如果说，西方人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耻感文化，我们中国人大约可以叫做誉感文化。这源自人性本善的理论，数千年皇权文化的特点是喜欢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铺张浮夸，好大喜功，喜欢虚荣面子，自我满足，阿Q精神，喜欢标榜圣贤，道德教化，敬畏权力，却不善于独立思考，缺乏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

《文化纵横》：但是，无论从民族情感，还是从现实需要，传统文化看来是不能全盘否定的，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体现？它与外来文化又怎样融合呢？

杨利川：中西方的文化融合，是一个积极吸取、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不是被动防守或主动排斥的过程，也就是说，要勇于包容，善于学习，在实践中自然就出现了选择性。对于因民族土壤的客观性而不能消化的，自然就排斥了。反之，如果事先设定，往往裹足不前。

其实，自从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东西方文化已经互相融合，互相影响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已经更多地被我们汲取，古老的民族文化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我们的民族文化到底应当放在什么位置，在社会实践中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本质上是伦理学，其文字特点是玄妙高深、华丽机巧、神秘模糊（可作多种甚至完全相反的诠释），其内容讲究和谐中庸，思辨智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它在个人修养、性情陶冶、心灵抚慰、参禅悟道、人生境界等方面显示出强大功能。所以，它主要在私人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使在官场，也主要是在垂直型的关系中教化如何做人，协调上下级关系。

历史上，儒学的基本功能是在官场的做人功夫，由于其对个性的压抑，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二元性。诸如制度与潜规则，上级与下级，口头与行为，桌上与桌下，人前与人后，官场与民间，文言与口语，即带有明显的两面性。但是，从抽象上说，这种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我国民间大众有着深刻的影响，越是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越是这样。即使西学东渐以来，许多崇尚西学的著名人士，如严复、胡适等人也照样在个人生活中奉行着国学传统。

西方文化则不同。它是从人性本恶出发，讲究保护个性和多元利益下的互相制衡，其中对公权力的监控是基本思路。这种互相制衡是靠契约关系维持的，连《圣经》都是与上帝的“约定”。这些西方文化中的最本质元素，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发展至今，成为现代化社会中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理念，成为科学研究、市场竞争、社会治理乃至国际事务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在未建立契约，或者制衡力量不足（失衡）时，或者走出契约关系之外，也会出现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

总之，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但最本质的区别是功能不同。中国文化的功能是整体内的协调，是统一意识形态下的自我修养；西方文化的功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制约，亦即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多元利益下的权利制衡，并以法的形式被整个社会确认。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较赞成“中学为私，西学为公”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领域，更多地弘扬中国文化的传统，而在公共领域，更多地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这一观点，也贯穿在我所参与的社会践行中。

直面当代中国商业伦理：自由追逐利润

《文化纵横》：我们从中西文化宏观叙事的高度略微下降，在您眼中，当下支配中国企业界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实的价值观，是直接决定利害逻辑的关键，而不是未来的、期望的、理想的观念，如果让您总结一下这种现实的价值观，您会怎么说？

杨利川：这的确是一个直接而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仍然很难用几句话来回答。因为，“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何况企业家也各不相同。当然，作为一个群体，还是有其基本特征。我想，可以这样来描绘当下的企业家：

作为企业家，首先要自由地追逐利润，所以财富的增长（更准确地说是企业的成长）使他感到满足，但更重要的，是以创新方式整合社会资源（资金、人力、市场、技术、品牌、土地等），并以其产品和声誉对社会产生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但是，这一切都应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所以，自由和公正对他们很重要。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家大都具有家国情怀、英雄主义，竞争意识较强。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追逐利润或者企业生存，他们没有干过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但对于有事业心的企业家，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至于那些违法而又成功的事例，如果成为潜规则，那只能靠社会改革去解决了。在中国企业界，最坏的企业家是利用体制与政策的弊病，进行官商勾结，侵害公众的利益。这种企业家不去呼吁改革或者至少回避这些弊病，而是强化它，一旦得手，又摆出暴发户姿态，挥霍铺张，仗势欺人。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机会多，不确定性大，所以企业家们创业精神极强，敢于竞争和冒险，个个都想当老板，这种现象，好处是发展快，无所畏惧，对经济发展是极大地推动；坏处是太浮躁粗放，过度竞争，不善于合作，互相抄袭，一哄而上，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文化纵横》：在当下中国，逐利目的往往突破了手段的限制，显示出“无所不用其极”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突破尺度越大，越容易取得成功。那么这种现实的商业伦理又如何同社会责任对接？所谓社会责任，会不会沦为逐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单纯从企业家主观自律出发的社会责任可靠吗？

杨利川：我倒没有那么悲观。那种不择手段靠违背道德和法律去牟利的人和企业，靠压榨员工、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违规操作等办法，是不能健康持续的。但是另一种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就是“合法”不合理的那种手段，利用特权和体制漏洞获得特殊资源，那也会富得很快，但那是社会的毒瘤。

相反，我倒觉得由于企业的出现，造就了整个社会大众的新的品格，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上亿的农民工变为企业员工，涌现了多少具有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新市民，还有管理者和创业者，有些民工回到农村，既有了钱，又有了见识，成为当地骨干，这对于全民素质提高功莫大焉！

所谓社会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企业是社会组织，企业家做得越大，其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因为随着业务链的扩大，社会相关因素也增多了，比如员工、家属、消费者、股东、客户、供应商、金融、物流、社区群众、环境、广告代理、舆论、政府等等，不是道德使然，而是社会使然。我们已经看到，就连老虎伍兹不讲社会责任都不行，因为他已经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社会责任的提出不能完全归结于道德和自律的因素。但是，谁对此认识得早，谁就发展得快。从这点说，社会责任确实可以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发展中越来越包含社会因素，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有些方面，比如碳交易、环保产品，有了经济链条才可以促进全社会的接受和普遍推广。

《文化纵横》：但是，如今倡导“社会责任”或者“企业公民”的人群中，也不乏当初通过灰色、甚至黑色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幸运儿，今天以环保事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责任”，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洗清、漂白“原罪”的工具？

杨利川：真是紧追不舍啊。但是，我认为，以前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还在“追诉期”，就让道德和法律去审判吧！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现在一方面参加了环保组织，声称承担社会责任，也捐了不少钱，另一方面还在超标排放污染物，还在不人道地对待员工，还在欺骗消费者，或者干脆把“公益”行为当成广告，那就是有违我们组织的公信力，有违企业的道德操守。作为公益组织，我们欢迎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也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的原则之一。

阿拉善协会折射的文化和伦理意蕴

《文化纵横》：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相互激荡和30年改革开放的双重背景变奏下，众多中国企业家竞相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的重建，您如何看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定位？

杨利川：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必然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工商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利的多元化，特别是私人产权的建立，使社会结构和公共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是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从集权式的管制型社会向多元化的契约型社会转变。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中最缺失的就是公共精神，因而，在中国，公共治理问题必然成为最重要的时代性课题。新的经济社会结构迅猛发展，而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型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何建立？概括地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理念，摒弃臣民意识，二是通过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和自治管理，培养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和习惯，奠定宪政民主的基础。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几个社会现象十分值得关注。

第一，自从1990年代以来，国家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一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迅速崛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新兴群体。他们具有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代表工商文明的契约意识，当他们走向成熟时，其社会责任也逐步体现，标志着整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腾格里沙漠上的那个激情倡议，是生逢其时、应运而生的。

第二，生态与环境危机日益加剧，越来越引起人类的高度关注。生态与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因为环境恶化，本身就是一场“公地悲剧”，所以，生态理念和社会理念是不可分的。它的解决方案考验着政府和民间的公共治理智慧。

第三，活跃在基层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作为民间的非政府组织（NGO）显示了草根的力量。他们满怀“守护家园”的精神，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参与的方式，在社会基层广泛从事着环保、扶贫、医疗、教育、救灾、维权等慈善工作，构建着公民社会的基础。

可以看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是顺应了以上社会潮流，并综合了以上三个特点，一句话，它是企业家群体建立的一个以环保为目标的民间组织。

《文化纵横》：那么，您认为在文化层面上，我们又该如何发掘阿拉善这个组织所折射出的新意蕴呢？

杨利川：首先，阿拉善协会是一个企业家组织。应当注意，在中国历史上，企业家的出现是很晚的。从胡雪岩到卢作孚，民族企业家一直在官府、外资和战乱的多重夹击中苦苦挣扎，到1950年代又被国家计划经济彻底剿灭了。真正稳定的企业家群体，是在1990年代才出现。所以，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可估量。产权意识、创新理念、契约精神以及自由、公平、法治的理念，已逐渐被国人认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组建，说明企业家具有了一定的整体意识，而且与某些“富人俱乐部”不同，它完全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这说明，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社会化了，同时也说明中国企业家的意识觉醒。

其次，阿拉善SEE协会的任务是治理荒漠，是保护生态与环境。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救赎“原罪”，也不仅仅在于环境危机的紧迫性。其深刻含义在于，生态与环境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与传统的治理模式不同，这个社会公共问题必须由政府、民间、企业共同解决，从而升华出新的治理模型，其中公民社会的力量尤其突出。

因此，阿拉善SEE协会的组织模式以及阿拉善项目团队的生态治理模式便在文化层面上格外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在“NGO”这个概念出现以前，我们的社会团体基本都有官方背景，组织模式基本是与政府同质化的，组织管理也是集权模式和内幕操控的。即使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大部分也是理想主义加领袖模式，缺少向现代管理的转型。当然，草根组织处于发展初期，也许不应过多苛求，但从建立有公信力的、可持续的公益组织来说，这种管理模式是十分脆弱的。阿拉善协会在创建之初，自觉地走到了民主管理的轨道上，从互相制衡的机构设置，到公开公正的议事规则，从原则到细则，都体现了民主自治的管理理念。

在阿拉善地区，通过项目团队的辅导，当地农牧民也采取了同样的原则参与到社区生态建设中。他们首先认识到，当地生态的恶化，与人类的过度活动直接相关。治理荒漠化，必须从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入手。这无疑是一个包含自然、人文、社会、政治的公共工程。村民们通过自下而上的程序，选举项目管理机构，订立村民契约，以公众参与、民主决策来执行生态保护项目和提高生活水平。在共同的约定下，他们建立了保护草场的制度，他们减少并限制了放牧牲畜的数量，他们不再去砍伐梭梭林，甚至不去捡拾枯木。他们一次性清理了多年积累的公共垃圾，他们建起沼气池、太阳灶、节水灌渠、风力发电机，他们还组织了内部的信用合作……阿拉善SEE模式的公众参与原则解决了以往自上而下行政模式不能解决的问题。企业家与农牧民一起成长，一起实践着公民社会的种种理念。

《文化纵横》：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未来前景，有人认为在第一代发起人之后，必然会出现后继乏力的尴尬，您认为会出现这种可能吗？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结果？

杨利川：实际上，几年来阿拉善SEE协会的凝聚力在增强。不仅它的环保业务越来越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参加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会员已从初期的七八十人发展到现在的120多人。我感到，众多企业家都认同这个组织存在的社会意义。

阿拉善SEE协会经历了几年来的锤炼，主要是组织创新，特别是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公开透明，会员与公众监督”。我们称之为阿拉善协会的“DNA”，企业家在这里充分展现了美好的一面。并且，相当多的企业在他们的主业中已经充分实践着绿色环保理念。大家之所以很快接受这个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因为企业家们都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协商的习惯。

《文化纵横》：从微观层面上来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如何具体落实这些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

杨利川：如果我们的社会组织、基层社区逐步学习民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在行动中完成公民教育和民主训练，那将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决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一整套具体的操作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根据阿拉善协会的经验，最主要的“实战技术”主要包括：

1.学会议事规则，诸如怎样开会，谁先发言，怎样动议和表决。

2.懂得选举程序，诸如怎样产生候选人，怎样投票，谁来监票。

3.善于在不同意见中寻求妥协，以便会议可以作出合法的决定。

4.建立权力制衡的组织机构和有效的决策程序，保证领导机构的公正廉洁高效。

这些看似简单的“技术”，其实正是国人十分陌生的东西，因为自古以来，公共事务从来都是上级领导的事，我们几乎没有自己处理过。而这些细节技术，正是促进政治转型的必由之路。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