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国富国穷：政治是最大变量

——评《国富之道》

追寻国家富强大概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最大的梦想。在政治维度上，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经济维度上，从各种流派的国家资本主义到毛式社会主义，再到邓小平式的混合主义；在文化维度上说，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从社会主义新文化再到眼下有中国特色的复古思潮，世上几乎很少有什么哲学、主义、魔法和药方没有被中国人以追寻富强的名义认真或投机地追随过、实施过。

以今日眼光观之，至少以一个指标来衡量，直至30年前这种种努力的结果仍然并不理想：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在1978年跌到了过去1000年来的最低点。而在过去的大约30年里，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GDP占世界的比例从1978年的4.9%上升到2003年的15.1%（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这个数字只会更高）就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横向来看，作为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奇迹的日本，在20余年间将自身GDP占世界的比例提高了大约2.2倍（从1952年的3.4%到1978年的7.6%），而中国则在30年里将同一比例提高了3倍以上。这几乎是举世无双的。（本段所引数字均见《国富之道》，第37页表2）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处于低位，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计算，中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低端；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财富的分配也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3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16升至0.47（《国富之道》，第358页），已经从病态的平等一跃而为病态的不平等。这种人均低水平、非均富的状态，以及日益显现的环境、资源、人口和国际政治压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很可能在以人均财富计算进入富国之列之前，就陷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去。这本应使得中国的权力、知识和财富精英们保持一种戒慎恐惧、临渊履冰的状态，但是人们却不难发现近几年来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所体现出来的自满和傲慢。

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中，我的同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傅军教授的新著《国富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的出版，可算是一味难得的清醒剂。该书重申了多年来西方学界基于500年来持续增长的经验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其实也就是对国内部分人士自得态度的一个隐含批评。

作为对过去半世纪学术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研究的综合，傅军以一个简洁的BMW假说，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重新框架了纷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我们以B(Bureaucracy)代表政府，或曰纵向的权力结构，以M(Market)代表市场，或曰横向的利益安排，那么财富W(Wealth)就是（B×M）的一个函数。也就是说，一国的财富取决于其政治和市场制度的组合安排。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罗纳德·科斯的经典一问：从提高效率和增加福利的起点出发，政府和市场制度安排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国富之道》，第10页）

必须承认，无论从理论上推导还是从经验中观察，最佳的政治和市场界限并不是唯一的。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德法的政企合作模式，日本的政、财、产融合模式，北欧的高福利模式，各有各的缺点和优势，但都使上述各国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任何一国贸然改换其模式，也很可能难得别国之长。从这一点上说，不光中国有其国情，因而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他国家也各有各的国情，也要实行有各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过，有些一般性原则却是所有持续成功的政府和市场制度安排所共同具有的，这些原则最新和最集中的表述，恰恰是近来备受诟病的“华盛顿共识”，包括：严格的财政和预算管理，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自由贸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充分保护私人产权等等。在傅军看来，作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并没有错，但该共识从未明确指出通向这些目标的具体路径。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一些机构开错的不是作为目标的药方，而是作为路径的药方。正如傅军所说，中国这个今天被多数反“华盛顿共识”的人士提出作为论据的例子，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朝着‘华盛顿共识’方向前行的。”而“不幸的是，一般的一知半解的争论常常把目标与过程混淆。”（《国富之道》，第103页，注207）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无疑强化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声浪，但是似乎并没有提高其批判的水平。

归根结底，依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市场是自在、天然的，而政府则是人为的因素，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于维持市场运转的必要秩序，适时适量地提供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无形的市场很难被改进，而政府的改进空间总是存在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一定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表现为前述各发达国家间相当不同的政府和市场模式；而在任一可接受的政府和市场职能划界安排之下，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有关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理解为关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的争论，那么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个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比如北欧的政府显然远远大过英美的政府，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并没有多大意义；而在一定范围之外，比如前苏联的取消市场而代之以国家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争论，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了。

如果说市场与政府的界限多少是个意识形态问题，那么政府的有效性问题就似乎纯粹是一个行政问题了。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合理地设置政府的科层结构，都是提升政府有效性的关键。傅军就特别指出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在纵向权力安排方面做出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并因而制度化地保证了中国将近1000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不过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当西方国家合理地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长处，并进而发展出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中国在B(Bureaucracy)维度的领先性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国的相对落后也就始于此刻。而中国在纵向权力安排方面之所以停滞不前，在傅军看来，可以归于中国一直没能走出人治、进入法治的状态。这就不再是一个行政问题了。如傅军在书中指出的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经济发展同法治建设呈正比关系。可以说，法治能够制度化地保证政府有效性，进而在既定的政府和市场边界划分下，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前所述，市场是天然、自在的，它那只指导芸芸众生活动的手也是不可见的。可见的是关于契约、产权、专利、反垄断等等的具体法律安排，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可见的市场的可见影子。而这些化为可见的市场要素，无一不依赖于政府的维护，而保证政府维护而不是破坏市场的就是那个法治。

综而言之，国家财富是纵向权力安排和横向利益安排的制度完善度的一个函数；国富之道也就是一国追求、完善和维护一个适合本国制度的过程和努力。在这个函数中，权力安排或曰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角色的成功既在于国家不做它不该做的事，也同样在于做好它该做的事。这里不是说政治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或充分条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资金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所有其他条件的发挥作用与否，却取决于政治安排。我们不难看到俄罗斯、中东国家等资源禀赋异常优越的国家，始终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国家发展之路；也不难看到日本、瑞士乃至亚洲“四小龙”等自然禀赋差的经济体的杰出表现。那么是否说资源丰富反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陷阱？我们可以举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作为反例。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政治安排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了一个良好的政府制度，一国才可能扬长避短，找到适合本国的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上说，长期的经济增长或停滞乃是一个政治现象。

傅军教授这部洋洋400页的大书，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其间精彩纷呈，不是这样一篇短评所能穷尽的。不过，依照书评的规矩，指出其不足也是必须的。在我看来，傅军的分析是集中于一个国民经济的框架，而忽视了任何国家都处于一个国际体系之中这样一个现实。《国富之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追寻国富之道当然也更为欠发达的穷国所关心。但是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的最重大差别之一就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存在。

任何国家的发展之路，当然都受制于其具体的政府和市场安排，但是后发国家又尤其受到先富起来的国家的威胁、挤压或帮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视为先发达的英国对于相对后发达的德国在殖民地等问题上的争夺的总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对不合理和不被战败者接受的凡尔赛体制的反动；而二战后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的超常发展，则无一不受特殊的美苏对峙的冷战体系的影响。先富和后富的时间差别，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性覆盖，而体现为国际政治中的空间角色差别。以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可以视为在静态角度上对这种差别的描述。

傅军的确强调了学习先进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不能说他的研究完全忽视了国家的国际属性。不过，国家间的竞争一面，则相对受到了忽视。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常常不是在市场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的时候，这种忽视就变得更不可取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农业和农产品的保护性政策。按照一般经济发展理论，欠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其人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低廉，因而依靠劳动和土地密集的农业发展经济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增长渠道之一。但是欧盟等国却制定了以高额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政策，人为地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等于是依靠自己的钱袋打击了欠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希望。当然，先发达国家的存在对于后发国家的影响并不必然总是负面的。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对东亚国家的市场开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经济的起飞的。

本文当然无法也没有必要去探讨欧盟农业政策或美国开放市场政策的起源，只要指出这些政策都是这些国家内政和国际战略的需要就足够了。对本文的意图而言，关键之点在于指出，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多么严重地受到先发达国家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好有坏，对于有些国家还可能是决定性的。从这一点出发，傅军教授的BMW模型如果能升级为IBMW模型，其中I代表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也许就更为完善，更能包容既有的发展理论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