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网络丛林时代的信任危机

中国互联网的“丛林时代”

2009年1月，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2008年中国互联网的三大变化》一文，提出就互联网对中国现实的影响来看，2008年有三个变化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其中第一个变化即是信息证实的危机越来越明显。此前已有不止一位中国互联网的观察者注意到信息证实危机的出现。例如，知名博主和菜头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付费评论与付费真相共存的时代，在网络上甄别信息真假的难度空前提高。……网络一度是扭曲现实世界的纠正，在这里能找到知识，找到真相。如今，它正在被变成一种舆论工具，任何（人）都试图操纵和拨弄。”［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何威博士也在《欢迎来到五毛时代》一文中认定，“当年洋溢在中国互联网上的那种精英的、浪漫的、田园牧歌式的氛围一去不返了。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伊甸园，走入蛮荒丛林，……就像中国90年代经济改革一样，在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都不成熟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的互联网一样进入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商业力量、政治力量、甚至草根网众自己的力量，‘不择手段’常是‘达到目的’的效率保障。五毛时代，其实也可以叫做丛林时代，拓荒时代。”［2］

无论是我所说的“信息证实危机”，和菜头所说的“付费评论与付费真相共存的时代”，还是何威所说的“五毛时代”也即中国互联网的“丛林时代”，都不仅仅是一种空泛的命名，而是对中国2005年以降的一种崭新的互联网实践和现象的概括和提炼。

首先，在网络上，有意传达假信息和删除负面信息业已形成庞大的产业。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到：网络公关公司或网络营销公司大量涌现，它们打着“论坛营销”、“口碑营销”、“网络公关”、“互动营销”等旗号，受雇于各种机构，在门户、论坛、贴吧、博客、QQ、视频网站和SNS等中制造话题、维护雇主、打击异己、操纵舆论；从事这类工作的，既有“网络推手”（通过别出心裁的策划，在网上制造轰动性事件、话题或人物的人），又有“网络打手”（被企业雇用在网上攻击其竞争对手的人），还有“网络水军”（临时在网上征集来的为网络公关公司发帖回帖造势的人）；这些组织和个人已然形成了规模，具备了体系，打开了市场，甚至毫不避讳地打出广告。

例如，一家名为“1024互动营销”的网络公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艾瑞新营销年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是互联网上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我们在2005年成立，先后服务于100多家知名公司、相关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监控10万个论坛及维护言论的能力，拥有1000人的营销队伍，拥有独到的网络言论监控系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网络言论的监控报告，同时对相关言论作出反应。”［3］

在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类似公司的网站。“网络清洁工”网站在首页的旗帜广告上打着：“专业删除百度、网易、新浪、搜狐、天涯、凤凰、奥一、西祠、搜狗论坛博客帖子！”下面附有手机号和QQ号；［4］ “水军网”则称自己是“全国最大的网络水军聚集地，也是唯一一家以网站形式组织的正规团队，本站目前已拥有兼职水军1万人以上。水军网欢迎各大企业来本站进行产品推广、品牌宣传！……本站服务内容：论坛营销；博客营销；圈子营销；品牌策划；网络维权等。”［5］

目前尚不清楚水军网的“网络维权”业务是否就是“网络清洁工”网站的删帖业务。总之，删帖现在成了明码收费的业务。据《广州日报》报道，“删帖公司会根据要删除的帖子的内容、数量、位置等，向客户收取不同的费用，一般的小网站大约为100元一个帖，而大型的论坛以及门户网站，收费甚至高达千元。”［6］这些公司的存在，逼使天涯社区、半岛网、北青网等网站联合发起成立“网络媒体反公关联盟”，原因是，这些网络媒体认为，网络公关公司的行为不仅降低了网站的社会评价，而且也严重干扰了网站正常的经营秩序。［7］

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在一篇追踪报道中，把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恶性攻击归结为存在“网络黑社会”，并提出“网络同样需要‘打黑’，让网络成为一个真实表达民意的平台”。［8］

其次，一些影响巨大的网络事件当中，信息证实危机反复出现。在2008年10月11日哈尔滨六警察伤人致死案中，舆论因传言一波三折：最初，当“六警察打死大学生”的报道见诸媒体时，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警察，同情“无辜”大学生。随后，当现场视频被公开，尤其是死者林松岭的所谓特殊家庭背景信息——“林父是房地产开发商”、“舅舅是高官”、“已被安排到人事局上班”、“开着奔驰”被传上网络，关于此案的舆情几乎发生了180度逆转，几乎淹没了对现场视频是否被剪辑的质疑，最终汇聚成一个鲜明的标题——《六提辖拳打林衙内》，舆论朝着有利于警察的方向逆转。而等到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哈尔滨市公安局官员称网上传言不属实、死者林松岭家没有高官背景，社会心理再次向死者倾斜，要求严惩涉案警察的呼声又渐次高涨起来。整个过程中，复杂的言论角力令人瞠目结舌。

在2009年另外一个著名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中，有关的信息证实过程也同样跌宕起伏。这个事件的一个高潮点是孙中界自残，孙自残后，此事迅即成为社会焦点。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10月20日，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获的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9］浦东新区的表态黑白分明，换言之，处罚孙中界完全是正确的。

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人们的普遍质疑和不满，一时间舆论大哗。两天后，上海浦东成立联合调查组再一次调查这个事件，这回，调查组由上海市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律师及中央和地方的媒体代表等组成，而在第一次调查中，被疑“钓鱼式执法”的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属一个执法大队，调查者正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10·14”事件中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10］

当钓鱼案受害司机孙中界得知结果后，面对采访他的众多媒体记者失声痛哭，因为“终于还我一个清白”。“清白”在今天真假莫辨的网络环境中成为重要之物。在“艾滋女”闫德利事件和昆明少女疑似卖淫案中，都产生了有关“清白”的复杂证明，甚至公权力也常常出现强烈的证明自身“清白”的冲动。

再次，信息证实危机导致所有引发民众巨大关切的事件，都会出现“罗生门”式叙事。很多事件在发生之后，马上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例如，在杨佳袭警案中，网络论坛盛传杨佳下体被踢伤，上海警方出面否定民间版本，并很快抓获了在网上发布民间版本的苏州男子郏啸寅。过去几年轰动全国的数起因强奸（虐杀）妇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民间版本都是“无辜少女+强奸致死+官权掩盖”，而官方版本都是“家人拒绝+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无论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瓮安事件都构成了这类事件中的“标本性事件”，但在瓮安事件平息之后，“许多人虽已不信网上‘谣传’，但也不愿看官方公布的‘真相’。”［11］

还可注意的是，尽管在传递过程中，信息经过传递者和再传递者的添油加醋，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版本，但对一些特定群体，在一种相互加强及情绪渲染的谈话情境下，群体成员可能会产生“群体思维”（group think），坚信群体所讨论的内容是真实的、看法是正确的。由于这群人对于需要什么、信仰什么、期望什么都很明确一致，所以经过流传、增益、删减、润饰之后的版本虽然可能不同于原始版本，却非但不会淡化、弱化或歪曲该群体的共同目标和诉求，反而有助于提高该信息的可接受性。例如，当上海警方第一时间在苏州抓获郏啸寅后，曾公开就种种谣言进行驳斥，而这时马上就有人说“郏啸寅造谣”本身就是谣言。杨佳在一些论坛中继续被追捧为“大侠”、“当代武松”乃至“中国佐罗”。

信息来源莫衷一是，缺乏民众公认的“权威发布”，这是中国互联网信息证实危机的重要特征。

网络：无限放大的小城镇

互联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它堪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旧媒体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与大众的距离感在这里似乎都不复存在。除了传播方式的这种根本性改变，互联网还拥有一些传统信息传播渠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海量的存储信息、传播周期的缩短、用户的内容自生产等等。当网络成为这样一种所在之后，如何确定网络传播的真实标准？与传统媒体是否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博客、微博客等私人空间，还能否以真实标准去要求？在网上，我们面临“什么是真实”的问题：关于真实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的真实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网络话语做一个简单的二分法的划分，基本上可以将其分为事实和观点两部分。通过网络匿名制度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网民利用BBS、博客、即时通信、社交网和微博等工具，使得事实的发布和流传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BBS等开放空间内展开的讨论，网友的自由转帖，各种观点得以碰撞，并形成一定的舆论。

在这样的网络话语的实际运行当中，真相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其过程往往是：出现一个事件，它开始被传播，并在网民当中激发热烈的讨论，讨论经过滚雪球过程造成舆论热点，在热点当中不断有方方面面的利益群体加入，给这个事件增添很多新的维度。这一切都使得网民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如何甄别网络信息的真伪。

电子网络虽然以一种自由力量而闻名，但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它可能成为作家笔下虚构的小镇，那的确是一个“完美而有效的信息市场”，每个人的私生活都是大众的谈资。这方面有一则旧闻作为绝好的例子。1998年9月11日，全球网民在同一时刻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调查报告全文。此事表现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的巨大优势：广泛的链接造就了大容量的信息储存；空前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同步通达全球观众；不受有关中间环节的干扰，直接展示信息本身等等。斯塔尔报告使网络成了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小城镇。?

如果说网络话语有一大部分是事实的话，那么就可以把网民称作潜在的通讯员，一方面这些通讯员可以在报告新闻的时候给新闻增添无穷多的层面，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些通讯员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其作品的准确性经不起细小的观察与检验，而这却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像任何未经审查的大型媒体一样，电子网络可能是一个糟糕的传播途径，传播一些无从证实的传闻、流言、诽谤、误解、谬误和谎言。电子网络的用户有能力在几分钟内传播上万条错误信息，并在同一过程中不断增加一些虚构的情节。

过去，传播假信息者只有不多的听众。现在，电子网络将起到“一面大墙”的作用，可以自由地在上面胡乱涂鸦，让全世界来阅读。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认为不足惧怕，在他们眼里，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完美而有效的信息市场”。他们假设，就某一个问题展现所有的相关信息，观察者最终会在头脑里确定什么才是真理。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是太天真了，人类几时保持过客观呢？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评判太容易被我们的社会议程影响了，结果是，我们的整个评判机制与无意识的偏见就像两种化妆品一样粘在一起。?

对记者而言，后现代主义对新闻业的影响是致命的。记者恐惧真相的流沙化，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他们和政治骗子从事的就是一种行业。有些人主张新闻业不必再声称追求“社会的大真相”，大多数记者应该满足于写“小故事”：有关人们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和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末期，鼓吹者有很多流派，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会承认以下几点：不存在绝对的真相；真相因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异；我们对事物的真实运转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词汇；对事物有多种不同的描述，我们选择那些看来最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的描述来加以使用；科学可能、但也许不能发现真相；没有任何人是客观的。每个人都以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想法为基础来定义这个世界；人类的境况并没有变得更好。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是在说，真相可以随心所欲，行为方式也无所谓对错。我们拒绝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事实上，每个人——甚至是许多声称自己是相对主义者的人——都必然拥有某种道德准则。而且，只有很少的人真的愿意拒绝一切有关真实的概念。大多数人承认小的真实以及某些大的真实。

但后现代主义者的确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能不能够通过完美而有效的网络信息市场满足人们对真相的需求，对这个过程要非常小心。

通往真相之路的两大障碍

寻求真相有两大阻碍，第一个障碍是商业利益，第二个障碍是政治利益。无论是商业利益或是政治利益，一旦发现互联网这样一个无比庞杂、在很多时候可以浑水摸鱼的空间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占领市场、控制渠道的冲动，为的是控制受众的思想和情绪，最终在此过程当中获取其所能够获得的价值。

2008年，奥运会刚刚结束不久，三鹿毒奶粉事件浮出水面。它使北京奥运会刚刚向全世界展现的中国形象蒙受巨大阴影，以致网友有“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奥运前”之叹。2009年1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三鹿曝光前被遮蔽的十个月》，其中说：“在那些日子里，许多环节只要稍有作为，许多时段只要愿作挽救，那近30万受害儿童就可免于毒奶之害。”而造成毒奶恶果的原因之一，是三鹿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媒体报道真相。《南方周末》发现，三鹿的遮掩与其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史有关：2004年4月，在安徽阜阳大头婴“问题奶粉”中，三鹿位列其中。当时三鹿集团成立了“危机公关小组”，由董事长田文华挂帅，副经理蔡树维远赴阜阳斡旋，结果成功公关，三鹿当年还因此被评为“中国最佳危机公关企业”。

媒体还发现，2008年3月三鹿集团就发现了奶粉质量问题，当时湖南、湖北反映问题较多。三鹿通过投放广告，不让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见诸报端；蔡树维则主要安抚消费者以让他们“不要闹了”，“不要让消费者向媒体反映情况”等。［12］

在这个过程当中，某些媒体的确在三鹿恶性事件中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正如《南方周末》一篇评论的题目所说的那样：“无良公关凸显媒体病变”。［13］跟随三鹿出现了著名的“百度屏蔽门”事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将一张三鹿的危机公关传真件发至网上，称其以300万元的价格，换取百度的“负面保护”。尽管百度正式声明“从未答应屏蔽三鹿负面”、没有接受三鹿的广告，但是，以广告换搜索引擎屏蔽的业内潜规则，也因此遭到曝光。

从百度诞生那天起，针对它的质疑就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它所推出的“竞价排名”，被指大规模人为干涉网络搜索的结果，引发垃圾信息，更涉及恶意屏蔽。百度醉心于玩一个危险的游戏：赌百度的竞价排名伤害到的用户数量永远少于百度的新增用户。我们知道，如果一家赌博公司输给玩家过多的钱，它就会以破产告终；但如果它不输给玩家钱，玩家就不会有兴趣继续下注。百度以为自己能够掌握这个平衡点。的确，在百度发展的早期，这游戏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比损失来得大，彼此还可以相安无事，但慢慢地，当用户发现百度这样的“黑庄”自设规则、自行结算、自己监督的时候，感到百度系统的运作只遵循一条法则——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他们所剩下的唯一一条路，也只有“胜利大逃亡”了。［14］

然而，曝光百度龌龊游戏的央视后来又爆出更大的新闻：在曝光之后，百度“赞助”央视4000万。无论是百度还是央视，都极其恶劣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媒体资源谋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忽略公众利益，它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信息证实危机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事情跟真相没有关系，只跟钱有关系。比如网络删帖公司的运作逻辑是，给钱就能删除负面新闻和帖文、给钱就能操纵网络媒体。

另一方面，政府在意识到网络舆论的巨大威力之后，除了用有形的法规、强硬的措施来规范互联网，也开始尝试用“软”的一手来引导网络舆论。早在2005年，国新办网络局局长李伍峰在《引导网上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一文中就写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行为相比，网民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深刻，作用更大。……一旦出现重大突发性事件，网上的讨论会迅速转化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舆论动员力量，把握不好就会对实际工作、对社会稳定带来直接的冲击。”［14］

就在这个阶段，各省宣传部开始正式聘用网评员。2005年4月，《扬子晚报》报道宿迁市委宣传部在全市范围内招聘了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新闻嗅觉敏锐的第一批26名网络评论员。报道称“该市市委宣传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对重点网站评论员组织培训，年终根据发帖量、跟帖量等情况进行综合测评，并列入全市宣传工作表彰奖励范畴”。［15］

社会互不信任的危机

在著名的“周老虎”事件当中，《华商报》记者刘斌的采访手记成为有关信息证实危机的典型文本，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真相的焦虑和对信任的渴望。他记述了在陕西镇坪采访“正龙拍虎”事件，见到所有的人都说着假话，他却无能为力的恐怖经历。从当事人周正龙，到地方政府，到公安部门，到林业部门，都在非常诚恳地说着一听而知的谎言。

但也就是因为太多的和镇坪官员、周正龙的接触，让我身心俱疲，每一个没到过现场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感觉：当你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碰到的人全给你说谎话，而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假的，还得给他赔笑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啊！

当然，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缩影。报社一位30多岁的老记者说：“回来了一定要看心理医生”，我知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事实上有许多记者都对我说情绪有点不太正常，记者也是人，不是钢铁，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思索着同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又错综复杂，没有一个人值得相信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最后，刘斌在文中发出了一声凄怆的问：“人，究竟值不值得相信？” ［16］

在这里，一个可怕的循环出现了，这个循环被香港《文汇报》称之为一种“互不信任”的危机：“其实，只要对华南虎事件稍加回顾，我们就会发现，从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到有人质疑，到进京汇报，再到向国家林业局提出行政复议，再到发现‘年画虎’证据，再到组织人进山寻虎，整个事件都充斥着民众不相信当事人，当事人不相信专家，专家不相信政府，政府不相信权威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更不相信当事人的‘互不信任’危机。”［17］

互联网可以带来一种平等、民主、自由的生态，并且天然具有分享性，然而当互联网信息的真假界限被有意混淆之后，网络的原生态就会遭到破坏，和现实当中的生态危机一样，最后给生态圈中的所有人的生存造成威胁。一个最近的例子是，钟南山院士在2009年11月表示，“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而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开反驳这位久享盛誉的专家：“说实话，钟南山所说的我也不相信。”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18］

一般来说，操纵舆论不是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事情，它是见不得阳光的。然而中国的互联网却有一个怪象，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当中，乃至在互联网的日常实践当中，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对新闻和舆论的操控和冒充行为，已多到操纵方不加遮掩、接受者熟视无睹的地步。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中国互联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保障中国互联网健康发展和拯救社会互不信任危机的良方无他，在于努力推进一种健康的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方利益的合法博弈机制。如果民意表达能够比较通畅，不仅能落实对政府的监督，对于那些不良企业也能以有力的方式来制约，那么“有意传播的假信息”活动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互联网上的舆论博弈不可避免，但必须通过合法的正常的渠道来进行，而不是通过目前这样一种恶劣的手段。否则，如果社会普遍缺乏对真相的认知，民众的焦虑和不稳心态将会对中国的安定造成巨大的威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