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_文化纵横网

编者按：2009年第4期，鄙刊发表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甫一刊发，就激起了来自各界的广泛反响，这远远超出了编辑部刊发之初的预期。有趣的是，这篇本是编辑部约请应星就“中国社会的父与子”写作的文章，其“剑走偏锋”的学林效应，不仅是来自学界年轻后进的击掌，也同时获得了它矛头所对的“新父”们的认同。学界的“父与子”罕见地在此达成了默契和共识。这种共识源于何处？源于今日空前的学术繁荣，以及这背后掩不住的普遍浮躁乃至无耻的堕落。同时，也源于表面繁荣和实质堕落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眩晕感。

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其结果是，像老一辈教育家刘道玉所痛心疾首的——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在经历了产业化和大跃进式发展以后，大学卷入了升格和合并的狂潮，专科变本科，学院变大学，大学变超级大学；然而，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通通成了高级技工学校。在片面追求“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指导下，学校的规模扩大了，经费增加了。表面上，尤其从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刊物层次来看，科研水平似乎也提高了。但是，如顾肃所指陈的，种种紧紧围绕急功近利目标的改革，种种紧紧围绕官僚化、行政化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大学文化，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伤害。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一地鸡毛。

我们曾长时期深陷于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知识与道德进步的幻想；知识分子的智识与道德水准，终究难以摆脱一个时代德性能力的总体颓势。本来期许担当牛虻角色或良心功能的知识群体，他们现在具有共同痛苦的存在体验：言不由衷，表里不一，有心无力，诸如此类。堕落经常还用来补偿此种痛苦。他们亲自验证，却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大棒能控制身体，但只能驯服肉体；萝卜并不暴力，却能轻易腐蚀魂灵，至少使其人格分裂。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本来可以将诸多问题归责于某些抽象的制度或系统，但在这里，他们很难前后一致地解释自己的迅速缴械。因为，他们甚至是更为变本加厉、更无保留地沦为腐败的加速器。如金唢呐所形象归纳的：是大学里那普遍的市侩气。郑也夫在与应星商榷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社会中腐败的最有力的批判群体，在短短的十年间自己成了腐败者，我们能不震惊？对社会之希望又寄托何处？”在已经全面弥漫的权力和金钱面前，今日中国学界的“父与子”们悲哀地发现，自己的学问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区别于常人的抵抗能力，更多只是因言行不一所造成的存在的断裂感。这种深沉的幻灭感和无力感，甚至最终瓦解了被批判的“新父”们的辩解欲望。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官本位”、“行政化”、“功利化”这样通常的解释范式。因此，呼吁所有还不安于此种现状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讨论中来。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