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识字分子的市侩化

在国内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生存原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所向披靡。

识字分子的市侩病

有人会问那些当年拍案大骂蒋介石，敢公开叫板“这样的财政部长非走开不可”的高校大师们现在状况如何？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潮流，大楼、大官、大款是主流，大师只是一股逆流。具体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官之谓也，有大款之谓也”。识字分子们没有尊严并不是说没脾气、不会享受尊严。从上边那儿受了气，从下属身上加倍找回便是。年轻一代彼此之间还互相鼓励：忍着吧，老家伙总有退休的一天。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就像过去媳妇再受气也毫无怨言，只要生出了儿子，就总有熬成婆的一天，以后加倍收拾媳妇便是。

现在的大学，完全屈从于官员，依附权势，上上下下都是失魂落魄的样子。连高校里的教师都成了不同级别的行政干部、职员，毫无尊严与骨气，契诃夫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里面的人物就是我每天面对的人群。像行政机关一样，在大学里面层次清楚，分工明确，下级服从上级，学校服从中央。所谓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厅长、处长、科长、科员没什么区别，虽然也有个例，但作为普遍规律，高校教师都是齿轮和螺丝钉。最可怕的是，大多数人不以为然，大学还需要尊严、独立？学术还需要自由？更不了解为什么高校还需要这些，不就是个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医师、药剂师）的摇篮吗？

如果说驯化的结果是老老实实做事，规规矩矩做人也就罢了，实际上不是，高校教师痞子化和商人化的趋势越演越烈。说起当代识字分子，人们现在常斥之为“犬儒”，把当代识字分子所奉行的人生哲学，称为“犬儒主义”。如果和国内大学的识字分子们打交道多了，就会感到他们身上确实有点跟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具体说就是有点痞子味、商人味和小市民味。如果是女性，往往还要夹杂点地道的家庭妇女味。这里所谓痞子味是指缺乏修养，没有思想，缺少良知和道德；商人味就是铜臭味儿，一切都要算计，斤斤计较，唯利是图；小市民味就是情趣鄙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整个大学，就是一充满痞子味、商人味和小市民味的“三味书屋”。即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辈，也多少透着点这种气息。

这痞子味、商人味和小市民味合在一起就是市侩味。与其说识字分子害了“犬儒病”，倒不如说是害了“市侩病”。用“市侩”基本能概括当代识字分子的特点，而且据编写这个词条的作者介绍，“现代市侩主义思想和思潮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大概十余年时间。产生的主要地点是中国北京一些识字分子和高等院校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中。其社会基础主要在中国整个北方区域和新崛起的小康人群”。看来用“市侩”一词形容当代识字分子，大概是不会错了。

“SCI战略”与中国科学家的两个情结

现在大学教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老师比1980年代初那批学者业务熟练得多。我记得自己当年刚到教研室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干了七八年，居然连教材都没有讲过一遍。那时候班少课少，每年讲上两章，多少年才能讲完一本书。而现在如果在学校工作5年，至少整本教材得讲上10遍。科研也是一样，凡是能招研究生的教研室，每年都可以做些科研，发几篇文章。那些文科教研室则不管老幼，每人都有著作。如果是经常翻阅英文杂志的科研匠肯定会知道，最近几年，英文杂志上中国人的文章是不断翻番，而且在高水平的英文杂志上，如《细胞》《自然》《科学》，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了。再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人说不定还会成为常客。

我的总体感觉是有民国教育背景的那些先生，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剩下的这几拨人都是一样，开始我被那些“1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1949～1966）”培养出来的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接触多了，觉得好像还不如77级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的黄金年龄都在搞运动，没什么知识积累，而事儿还挺多。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而且卓有成效。各大学现在都是定期不定期的开“SCI、EI和ISTP论文”动员大会，“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申报讲座”，定期表扬“课题大户”、“论文大户”。科研获奖和SCI论文数成为大学明确追求的目标，重奖政策十分到位，发表在《细胞》《自然》《科学》的论文可获百万元奖励。而且学校还不打白条，前两年我们大学有两个实验室分别在《自然》《科学》各发表了一篇论文，校长亲自颁奖，100万元当场兑现，其中80万元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另20万元作为个人奖励，而且披红戴绿，敲锣打鼓，永远载入校史。以后无论是校长给教育部汇报成绩，还是给新生介绍学校概况，都要把这事儿挂上。

中国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一般都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情结，一个是诺贝尔情结。

过去人们见面打招呼，常问“吃了吗？”而现在我们识字分子在一起互相问候的时候，要问一声“几点？”意思是你最近发的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是几点。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跟国内的科研奖励政策有关，另外，与国内杂志发表文章、获奖都和拉关系走后门有关，相比较而言，“比点”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方法。去年我和一位校长去北欧一个“科技竞争力”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作学术访问，进教研室后他动不动就问人家的文章是“几点？”虽然他们也有这个概念，不过也就是知道个大概。当对方把他们发表文章的杂志单行本给我们后，我们准确地报出了各杂志影响因子的点数，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二位，把对方惊得目瞪口呆。随后校长告诉人家，今年我们研究室发表文章的最高点数是多少，意思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我们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我们也有了，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了。

另一个是诺贝尔情结。我在大会小会上听到过无数次类似的说法：假如我们的医疗手段再先进些，能让沈从文再多活几天……；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的超导研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日本人小柴昌俊那个成果原本应该是我们的……；前几年各媒体又爆出猛料：某华人科学家（实际上是在读博士）领导麦迪逊大学的科研小组取得突破，从皮肤细胞取得干细胞，有望得诺贝尔奖。前几年甚至还有不少人为金庸没得诺奖抱不平。

科研的奥秘与造假的自由

按说建国后和平年代60年，诺贝尔奖蒙也应该蒙上一两个了，但是不行，猫腻太多。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在“斗智斗勇”，想办法少干活，多攒论文。只要是中国人，都懂得“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九指不如断一指”之类的道理。都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搞飞机的一定是做大飞机，搞电脑的就是银河、曙光和神威三大系列的百亿千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现在中国人发科研文章确实凶猛，起码我们学校的重点教研室，SCI论文每年都是十几篇，一点不比中等水平的国外同行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就是三点：一是向规模要效益，二是追踪国际研究热点，三是连蒙带骗。

和国外大学不同，国内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校长书记在会上说，科研经费分配不是“撒芝麻盐”，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白了就是把全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少数几个重点研究室，把全校教师应该得到的津贴给了少数几个人。河南农业大学招聘“领军人物”，开出的条件居然是1000万元的启动科研经费、100万元的生活补贴、260平米的住房。大家的思路很一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只要重赏之下来个带头人，必会实现飞跃性发展。

这些“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大多是校长书记的根据地，或者是院士、大牌教授的老巢。这些教研室有的是钱，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搞到的科研经费都在千万元以上，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愁没钱花，怕的是花不完”。而且人员配备也非常壮观，教授讲师助教加研究生六七十人，实验室十几间，很多仪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做课题跟流水线一样，过上三四个月就攒出一篇论文来。

中国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60年以来一直在已知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且成果辉煌，所以综合科研实力特别雄厚。现在的科研，实际上就是在人家拍好的巨幅黑白照片空白处再点几个点。现在国内的科研，跟科研水平不能说没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搞关系的本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没个头衔还真不好干，所以各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大多同时又是行政带头人。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中国新闻周刊》）

院士成“院仕”，是目前中国一种必然的结局。如果不做个头头脑脑，就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找电工水暖工改造个线路水管都没人搭理。可真要是做了正处级或副厅级，虽然掌握了研究资源，但每天又要应付文山会海，教学评估职称晋级，还是很难正经干点什么。当年那句“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只要把“课桌”换成“实验台”，就是我今天的处境。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代替制度建设的。

有一次和一位官员一起喝酒，半个小时以后灌得他舌头大了，话也多了起来：“上面也知道底下这些猫腻，都是靠这么玩上去的，谁比谁傻啊。每年给你们这些识字分子拨点钱，也不指着你们出什么成果，一来是让你们有点事儿干，省得无事生非；二来也让你们有点零花钱。说实话，你们往那些杂志上发那些文章有人看吗？你还别和我说什么国际杂志、SCI，这一套我也懂，不就是证明中国科技领先，让全国人民高兴一下吗？有什么学术价值！要什么原创性成果，等什么时候外国人搞出来咱们用就行了。尤其是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连个专利费都不用付，反正科学没国界。”

说到“连蒙带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很少有不造假的学者。有些科研课题是根本不做的，完全靠编；有些是做一部分编一部分；当然也有些是实实在在地做，不敢打任何马虎眼的。

现在不少大学都要求每个教研室必须有“教学研究”课题，否则评估不合格。比如“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里面随机、对照、重复、双盲的原则一样不少，可都是坐办公室里编出来的。没有一个教研室不这么干。实验论文也有完全胡编乱造的，这主要与研究领域有关。像做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那些人，至少一半都是骗子。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攒一个“自拟方”，然后再编个动物实验证明之。

我经常对研究生进行“弄虚有风险，作假要谨慎”的教育，想让他们树立造假的风险意识，以免对个人和研究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说一点作用没有也不是，至少对那些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涉世不深且对学术科研有敬畏感的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作用极其有限。

现在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甚至是应尽的义务，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年龄、性别、职务、专业、出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其配偶、回大陆探亲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都可以享有这弄虚作假的自由。这些人在国外都老老实实的，一到中国就胡来。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觉得不来点弄虚作假，遇事不玩猫腻，就不配当中国公民。现在造起假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一种情绪：造假怎么了？造假有理，造假无罪。而且科研造假又不是毒大米、毒牛奶，我碍着谁了？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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