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新西游记”的身份纠结与体制义愤

当孙悟空大闹天宫、与天兵天将争辩神妖之别、并最终大呼“争一个自由和平等”之时，这个出自浙版新《西游记》的场景恐怕已超越了五百年前吴承恩老先生的构想，也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老版《西游记》的想象边界。其间着力凸显的宗教寓言和政治寓言的双重意蕴，注定了这将是一部属于当下时代的作品。

由浙江卫视投拍并于虎年春节期间热播的新版《西游记》（以下简称“新西游记”）引发了观众们的一时热议——究竟是1980年代的老版本更经典，还是这部新版本更精彩？如何对待“忠于原著”与“大胆改编”之间的关系？新老版本中的人物表演哪方更胜一筹？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如果能够深入剖析相关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特别是结合时代语境来理解其间嬗变，将会为我们带来更富启示意义的睿智。

新旧版本都非粗制滥造之作，可以说各自倾注了两代电视人的创作才智，因此公允的评论并非采取两极对立的立场，抬高一方而贬损另一方，或者一味怀旧、或者一味趋新。客观地说，新西游记在尊重、借鉴旧版的基础上，做到了勇于探索、力求创新，其成败得失则不可一概而论。一方面，特技效果、武打设计和风景视觉相对旧版的确有进一步提高，比如在画面上灵活采纳了水墨、动漫游戏等多重元素；另一方面，青年演员的艺术功力、章回故事的取舍、作曲音乐的冲击力等等可能还不尽如人意。而这些方面的评判实际上又与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以及观众的审美情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究竟产生的差异是“潮”还是“雷”，往往难有简洁分明的论断。

大体上，如果说旧西游记尚属现代影像技术对原著的素描写生，简洁朴拙而略显拘谨，那么浙版新西游记可以说在此基础上于勾勒处增饰工笔，赋筋骨以血肉，于留白处泼墨，发旧版所未发之意。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新版创作的语言台词上。新作语言情理并茂，亦庄亦谐，形式生动活泼，时而辛辣讽刺，时而梵音庄严，既尊重原著表达，又活用现代流行语（如“闪”“拽”），在言语效果上接近观众欣赏习惯而无伤大雅。此外，在语境的情节构设上，一些重要章节的改编（如“三打白骨精”、“女儿国”等）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强化了戏剧冲突和悬疑感，更加满足当代人的叙事需求。这些方面使得新作中的人物形象摆脱了旧版的脸谱化痕迹，显得立体丰满，情节叙事更为丰厚，耐人回味，主题意义有了进一步升华。尤其可圈可点的是，其间对于宗教寓意和政治寓意的蕴藉抒发，演绎出了别具新意的时韵。

宗教寓意：

人性在神魔之间的彷徨

先来看其宗教寓意。在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西游记》的宗教色彩最为鲜明浓厚。西行取经不仅是降妖伏魔、历经艰险追求大乘三藏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师徒四人不断征服心魔、摆脱执著的内在修行过程（或曰佛教版本的“天路历程”）。比如争得难解难分的真假美猴王，被如来一语道破，“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版电视剧留给人的印象，凸现了《西游记》作为神魔传奇的神话性质，而非其宗教佛理的寓意；多了些斗妖战魔的热闹精彩，少了些心灵省思的超越澄静。就“言为心声”的艺术表现来说，精神心理活动的宗教蕴涵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追溯二十多年前的文化思想氛围，不难理解这种偏好处理：当时教条性的科学主义在人们的观念中还颇有笼罩力，若大力表现宗教义理，难免会被视作“封建迷信”的沉滓泛起——当时引入的港版电视剧《八仙过海》就曾因这样的理由遭到过数次停播。时过境迁，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价值焦虑，人们的心灵世界表现出多元丰富的诉求，对待包括各种宗教在内的文化传统也需要更为开放、积极的心态。眼下这部新西游记，在呈现神话传奇的同时，积极表达原著的宗教寓意，可以说契合了这种时代诉求。

这种与旧版风格的差异，最直观地表现在唐僧形象的挺立上。新作一改旧版中让人觉得迂腐无能的窝囊形象，透过情节巧妙改编中的佛理践行，充分体现出得道高僧的大慈悲与大智慧。那种以渲染孙悟空大力神通为中心的单一叙事，转向了唐僧大德精进、悟空神魔纠结、众精灵共同修行的多中心结构。其中人、兽、妖、神、佛之间丰富多重的戏剧张力一起推动情节跌宕起伏，胜义迭出。比如新作中的“三打白骨精”一幕，唐僧早已察觉尸魔白翩翩的妖异，但坚信即使妖精也是生灵，反倒更忧虑弟子孙悟空“以暴制暴”的杀心太重，恐成魔障，因此甘冒性命危险，赶走悟空，自己则去努力说服白翩翩回头是岸。孙悟空“以力镇妖”与唐三藏“以理化妖”的范式冲突，在此一节达到极致。

林语堂先生曾将孙悟空形象的寓意概括为“刁悍难驭的人性与圣哲行为的争斗”。这种争斗在新西游记里表现为人与兽、妖、神、佛之间的一系列扰攘难辨，究其实，乃是透过这些比较视角审视关于人性文明身份的纠结和追求。简言之，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应该怎样好好做人？这是新西游记反复向观众提出的身份伦理大问题。一方面，剧中的宗教省思指向很多社会问题，从宗教的超越视角展现出对世俗社会的全面批判，比如官员腐败不公、商人为富不仁、一般民众浑浑噩噩、缺乏明确是非感，以及家庭婚姻的危机（火焰山、女儿国）与孩童教育的失败（“愤怒骄傲”的红孩儿）。进一步，更将这种社会关切推进到人性深处的灵魂精神领域，着力表现人性在“魔性”与“神性”之间的痛苦挣扎，以及善良本心（或曰真如佛性）在各种欲望意念缠绕下的艰难救赎。不同于以往人与妖、妖与神之间泾渭分明、善恶异途的简化区分，新西游记反复强调：各种灵性形态的边界实际上游移不定，人和各种飞禽走兽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差异，都是天地造化而成的生灵（因此要珍惜每一个生命），都可以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神性转化（因此反对盲目歧视、提倡宽容同情）。在这种泛灵论的众生平等视野中，禽兽化身的妖怪精灵若能一心向善修行，也能成就正果，超越人类。如观世音指出白骨精白翩翩比人类更有情义，因此能早成正道；唐僧愿与向善修行、治病救人的蜈蚣精金光道士结成道友；小蜘蛛精丝丝力求摆脱食人的残忍本性而要做一个好人。反之，人类如果不能迷途知返，罪业积深，就会堕入魔道，反不如动物。比如蜘蛛精宝珠直斥：人吃人要比妖吃人残忍恐怖千百倍。人性，其实时刻都经受着兽性和魔性的诱惑，面临自毁非人的道德深渊，这其中何尝没有折射出当前人们心中的价值困惑和身份纠结？

新西游记的心性佛学寓意即在于：面对人在神魔之间的处境，我们能做到的是内在心念的择善精进，无明和觉悟分别开启的是通向野蛮和文明之门。如唐僧向罗刹女所言，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心灵，而非金钱名利权势。在现代中国的伦理情境中，暂且不论各种宗教教义如“因果业报说”的皈信与否，至少剧中褒扬的伦理精神品质就值得人们认真汲取。除了佛教式的苦行主义，还有中国文化主流价值的在世取向（如体现了天理良知之道德宗教意义的近世新儒学），如社会各阶层恪守职分、重视家庭社群礼法、由治国安邦而修成正果（白翩翩向天音王子所言）的规范伦理，又如向往精神自由、笃诚追求真理、面对劫难勇决弘毅、仁慈同情而弘扬正义、悦纳宽容而自讼慎独等德性伦理。

政治寓意：

为天下英雄争个自由平等

如果说宗教寓意是新西游记继承原著优长、对现代观众以往荧屏经验的一次“补课”，那么其政治寓意就显示出更多的时代现实感，将宗教寓言的政治社会向度进一步往上提升。这个向度不仅仅与上述世俗社会批评和伦理身份纠结有关，在当前的转型时期更富有其广大深远的意义。新西游记中蕴含此种寓意的主题之一，可归纳为“对权威的挑战与重建”，特别是从作为社会新生代的青年人立场，来审视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最能表现这个寓意的场景就是本文伊始提及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发出“自由平等”之呐喊。有心的观众可以比较原著与新、旧西游记三者在此间的不同。原著中孙悟空挑战玉帝权威的根据，基本立足于他自信满满的神通实力，挑战的归宿无非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要将他认为不称职的君主替换掉，而基本不触及皇帝体制本身。旧版电视剧则延续这种政治意涵，没有大变动。而新西游记却在这里浓墨重彩，通过孙悟空与李靖父子等天神的唇枪舌剑，反复着力于体制正当性本身。这时候的孙悟空远远不满足于挑战权威者本人，而是生发出对于整个权威体制和规矩法度的强烈义愤（新西游记中这种情感意向的表露十分突出，连太上老君的青牛坐骑都不满长期居于人下的不自由境地）。这种体制义愤和权威谴责，一方面批判体制的游戏规则被现有的统治精英们把持，完全围绕他们的既得利益运转，并占据各种荣誉身份（“神”），对于后来者、年轻人极不公平。因此孙悟空才会大声疾呼要为天下英雄争一个自由和平等，重新订立规矩，重建体制正当性。另一方面，在孙悟空（以及后来的红孩儿）心中，又隐忍了一重对于身处上位之父辈权威的复杂怨愤，认为后者没有树立表率，没有尽到对年轻一辈教育引导的责任，只在乎自己的成功和欲求，反倒一味指责新生代叛逆和堕落（“垮掉的一代”），使本来就不公平的体制规则更添上了令人绝望的等级冷漠和代际隔阂。

这种反权威主义的体制义愤，无疑是新西游记的一大亮点。它超越了原著及既有的反专制、反封建格局，推进了旧版曾附带的改革探路精神，以“自由平等”的破题引出了经典诠释在新时代的重大寓意。就“自由平等”来说，这并非是完全用源于西方现代的价值来附会传统，孕育这部经典小说的近世思想文化本身（如阳明心学和佛学）已蕴含了这方面的积极萌芽。传统中国本来就不缺乏注重精神心灵、且认可物质实践的自由平等智慧。晚近文艺作品，如影响广泛的《大话西游》《悟空传》也推进了经典新诠的现代转换。这一面，是笼罩在东方主义想象中的西方电影制作人（从The Monkey King到《功夫之王》）难以领会发掘的。以精神自由和人格平等来追求政治社会体制的构设，则是这个政治寓意在当前转型阶段对传统主题的进一步深化——新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前，已经在与哪吒的交谈中根据“众生平等”提出了对既有权威体制的质疑。

问题是，质疑也好，义愤也好，怨恨也罢，这种朴素的体制正义感究竟有什么建设意义？《西游记》将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收编入取经队伍，最终用宗教拯救的方式把反叛青年的野性逐渐驯服，使其认同既定体制的一些正当规则和礼法（根据德行神通确定身份地位）。而新西游记也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将疾呼自由平等的孙悟空从取经行者改造为政治活动家——内在心性灵魂的修行毕竟是传统经典的主旨。就像白毛靓鼠精一节末尾，师徒四人争辩权富精英阶层（“有钱有势者”）的善恶，八戒延续了从前悟空对既成体制偏激式的义愤（仇富、仇权），其他三人则主张从体制的正当规则角度积极理解（有钱有势者并非都是不正当获取者）。但是，在面对体制中令人焦虑的不平等不公正时，唐僧用以解释因果的命运业报说，和悟空先验公平的天命论就显示出了宗教解决路径的短板。在这里，戏里戏外的政治寓意似乎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追问：以义愤青年为代表的社会成员如何在宗教以外的实践语境中认真看待自由平等的追求？

考察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国族救亡和自我解放的取经征途上，前仆后继的义愤青年或者在启蒙狂飙中高扬全盘反权威、反传统的偶像破坏主义，或者跟着富于“猴气”的伟大领袖的指挥棒陷入狂热造反的国族浩劫，大闹大破慨而慷，自由平等的体制建设至今却仍未竟其功。颠覆权威易，重建权威难。激进革命代价惨重，以深化改革来建立自由平等的公正社会则将是漫漫修远的跋涉。现在的80后、90后青年，是否能认同“自由平等”的真义？又是否能避免由义愤衍生的戾气偏激或“玩世不恭”（胡适评《西游记》语），避免“破而难立”的困局，将正义感落实为披荆斩棘的体制建设？一个健康、理性、开放的自由平等社会，需要有大仁义、大智慧和大勇力的人们来共同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新西游记——影像中的与实践中的——注定是一部属于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其宗教寓意和政治寓意期待现实中更伟大的体制书写者。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