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运动”是继2009年“野草莓”运动之后新生代直接参与政治的标志性事件，预示着较长时间内台湾政治的脉络。对新生代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包括这些学生运动，最终达到的结果就是加入美日为中心的霸权结构的话，那等同于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真如此，他们虽然年轻，却可能是过去时代的回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来。美国重返亚洲与日本解禁自卫权都是以创造区域性的新冷战为指向的，也都是以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趋势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的新社会运动面临一个政治抉择：他们是要作为霸权的附庸造成一个新冷战格局，还是重新思考“中国”、探讨争取台湾社会的自主与平等的斗争与大陆探寻新的社会道路的努力之间的重叠关系？新社会运动必须思考这一轮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重构的独特性，也正是在这里，隐藏着运动的未来。在两岸关系中，这一反思集中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涵，但其实质恰恰是一种批判性的世界主义。

若要将这样的全球视野纳入对台湾的定位，就不得不重审“中国”的政治意义。重审“中国”的政治意义，对于两岸交流来说，也是无法回避的课题。重启政治谈判是这一政治过程的步骤之一。在高度不平等的全球化进程中，在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相互分离条件下，全球秩序的混乱和矛盾将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一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两岸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伟大传统，避免区域秩序向新冷战回归，突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创造一种基于全新的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的新社会前景，是两岸年轻一代的共同使命。这一对于政治-军事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双重突破，不正预示着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主义未来吗？对“中国”的再叙述是不可能脱离这一进程的。

三、  政治认同的至关重要性与两种规则的冲突

谈到区域整合，离不开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当然也离不开怎样将两岸关系置于内陆与海洋的关系中去解释。日本的亚洲论其实是从欧洲的海洋论发展而来，现在的台独论也是一脉相承。用海洋来贬低内陆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主要的特点。海洋和内陆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世界史叙述才行，不能够只讲两岸关系。台湾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把台湾编织到海洋历史的叙述里面去，却省略海洋历史跟大陆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的确值得解释，从中国大陆的历史角度值得解释，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释。

大陆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张承志，但他没有谈论台湾问题。张承志讲西班牙的伊斯兰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将那个时代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背景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张承志从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从中国内外到两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世界史谱系。这个谱系是在抵抗欧洲殖民主义的脉络中展开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哥伦布探险、美洲发现和印度问题均与此有关，但这些事件大多被组织在欧洲中心的视野中。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内陆亚洲的影响如何？荷兰人入侵台湾（1624-1662）也正是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适逢明清易代之际，中原王朝无暇旁顾这一海疆边陲，直到郑成功于1661-1662年进攻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南，访问赤嵌楼，那个地方原是荷兰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也恰是郑成功军队占领台湾的第一个立脚点。占领那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补给，当地有不少汉民可以提供补给，还有一个原因即那是一个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线的战略要地。台湾跟东南亚是连在一起的，攻占台南可以开辟连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新路线。台湾在欧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与因奥斯曼帝国崛起、沿大陆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中断相互关联的。

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强，而且朝贡圈内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马克思批评英国议会欺骗人民，因为议会讨论掩盖了以恰克图为枢纽的中俄贸易规模远超英国用枪炮换来的沿海贸易额这一事实。我三次去伊斯坦布尔，最近的一次还去了以佛所。这个地区的欧亚互动之丰富是惊人的。奥斯曼王宫里面有珍宝展，展品与大英皇宫相比也并不逊色。大陆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里，量和种类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还有许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奥斯曼苏丹搜罗了许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这些东西是市场上买的，不是赠品。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朝贡关系，而且是贸易关系。对于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促使所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丝绸之路中断，原来的贸易路线不再通畅，逼迫着开辟了另外一个航线。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与东方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贸易并没有中断。中国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拥有了远航的技术，却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拓殖；郑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术不成问题；清朝虽然是从北方来，继承这个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没有研究过，姑且先提出来思考吧。

清朝对台湾的占领是出于政治一统的要求，而不是贸易的要求，在经济上也并不需要台湾提供多少东西。在郑氏攻占台湾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经略台湾的动力。但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之后，台湾对于大清政治一统来讲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是民族的耻辱，抗战胜利后必须收回台湾，也是这个道理。1943年开罗会议时，原本计划讨论二战时期被日本占领领土的归属问题，但为什么最终确定1895年即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台湾对于中国的政治统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对台的治理，区分“生番”与民人，这应该是由经略西北和西南的经验而来。1870年代，台湾山地人与琉球渔民发生冲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们质问清朝政府为什么不处置当地人。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结果给日本留下了进攻山地人并非进攻大清的借口。其实，这种将“生番”与民人相互区分的做法，与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并不直接运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国第一次攻击台湾；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击台湾，就是以新的模式来冲击清朝的秩序观。我写关于琉球的文章时也说过，日本人第一次攻击台湾用的是美国人的建议，不是日本人的独创。美国人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美国驻厦门的总领事李仙得给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清朝经略边疆时对番民关系的区分置于西方主权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确定内外关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习惯法治理边疆区域，形成了两元结构的统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律多元主义，其内外观与西方国际法及其以主权为中心的内外区分完全不同。日本攻击台湾时的借口是：既然当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那么对于“生番”的攻击就不是对大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台湾的进攻不仅是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冲突。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政权，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统一规则来经略边疆，传统的秩序观瓦解了。事实上，所有具有丰富帝国传统的国家在沿用这种模式经略边疆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共产党早期处理得好，是因为它由下至上地推动社会变迁，但是当这一过程终结，上下关系固化的时候，对这个体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大陆民族问题的爆发跟台湾问题的情况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这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在19世纪奠定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第二卷《帝国与国家》时，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这一规则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统一或统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统一或统合是一与多的辩证，也必定是一个多重参与的过程。

回到前面的话题，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993年，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欧亚铁路已经贯通，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新的经济计划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困难和挑战都是显然的，有人说连新疆都搞不定，还怎么去谈“一带一路”？但是，新疆问题或其他区域问题恐怕也正是在展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我们从“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而绝不只是经济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遭致失败和报复。“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路一带”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复出现的问题。若只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新疆问题是一个信号，2014年的台湾也是一个信号。但无论如何，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17世纪之后台湾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是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1989年后作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东西，在今天无一例外，都处于深刻危机之中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摆脱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实践的问题，两岸关系会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局部危机，所以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2012年，我在台湾访问牡丹社，沿着山道，一路摸爬进去。当年，像这样的一个台湾部落社会，其内部组织已经很完善，要想从外部攻进去很难。原来大陆许多地方也是这样的，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变迁，就像台湾社会一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动如此广泛的时代，统治者却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内部在发生什么，这表明断裂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现在需要重新拟定方向，纲举目张。这儿抹一块，那儿抹一块，没用。还是要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才可能明确方向，逐渐地使得这个局势逆转。比如说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应该重新来讨论的，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个探索还没有展开，问题可能就终结了。现在需要说明新的方向，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这是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至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2015年1月1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