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描绘的非洲、欧亚大陆

——蒙古时代的伊斯兰地图及东西方各都市

[日]杉山正明著  博明妹 乌云高娃译 

蒙古时代的划时代性

地图的绘制，蕴含着人们各种各样的动机与目的。简言之，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地图的形制和表现也是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当然，地图与其他事物不同，需要绘出特定的线条和框架结构，要做到这些实属不易。换言之，比例的大小暂且不论，地图的绘制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记忆，抑或是描绘一幅肖像画。

总之，地图不仅要绘制出地表的形态，还要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体现在这个平面上，使其更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经常把地图作为对过往事物的一种记忆、或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设想来绘制，而大体上，地图普遍或更多的是对“现在”的一种描绘。然而，这些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长短，只能承载着其各自时段的一些经历、成为一种来自过去的信息，供人们长久地眺望。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活动以及诸多与他人的关联、或是看待外界事物的视野、目光，自然而然地会随着时代而同步拓展，假如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通观人类历史的话，会看到存在着若干个起伏不平的“阶差”。其中，首先是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还有一个是从15世纪末开始，西方人所倡导的“大发现时代”（the Great Discovery Age），我认为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两个“时代”形成了近世和近代的两大阶段。当然对这种观点，学界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

还有一个近似题外的话题：对于明显的西欧本位的所谓“大发现时代”之说，感到困惑的两位研究西洋史的日本史学家，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法，即“大航海时代”。将其译成英文，大概是“Great Maritime Age”。不过，这一说法只在日本通用。假如说“大航海时代”的话，我认为并不是指15、16世纪，把库克船长等环游太平洋的18世纪称之为“大航海时代”，则更为贴切。

总之，首先，针对“蒙古时代”的问题，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在欧亚大陆或是非洲·欧亚大陆的广袤地域，随着蒙古帝国的出现，把陆地和海洋衔接起来了。在“蒙古时代”之前与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海为开端的“新大陆的发现”，开创了环绕地球的历史。顺便一叙，例如，有一位叫马可·波罗的人想象了一个“蒙古时代”形成的东西世界，暂且认定这种想象成立，但之后不久哥伦布的航海所引发的结果，可谓超越了其单纯的故事情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时，欧洲是地处欧亚大陆西部的贫寒之地，鼠疫频发，相对较为衰败。因此，哥伦布对蒙古帝国统治的辽阔而富饶的东方充满向往，便出海向西航行，并设想：如果沿着海路一直向西航行，会排除陆路向东行进时的种种困难，直接抵达富庶的“大汗之国”。

还有，能够得到卡斯提女王伊萨贝拉的许可与资助，也成为哥伦布向往富饶东方的一个动机。其结果是，哥伦布及整个西欧，与他们从未触碰过的南北美洲大陆巧然相遇了。由此，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逆转被徐徐开启，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欧美世界的种种观念，憧憬与误解，以及莫大的偶然和幸运都蕴含其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13、14世纪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和扩张，在方方面面对欧亚大陆乃至非洲·欧亚大陆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将所谓的“东西大交流”的诸多现象全部网罗起来进行叙述的话，恐怕数册论著都不一定能够全部涵盖。回想一下，笔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已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坦率地说，世界上有关蒙古时代的论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贯通东西的世界图的出现及旭烈兀·兀鲁思绘制的地图

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与直接或间受其影响的西欧，同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用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在东方，出现了迄今著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存有四种地图，均收藏于日本）和《经世大典舆地图》。西方有《加泰罗尼亚地图》，该图原名称为Mappae Mundi，直译即为“世界的纸片”。Mappa的原意为“一张纸绘的地图”。受法国国王的委托，根据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培拉四世的命令，在其统治下的巴莱阿莱斯群岛的马略卡岛绘制地图，亚伯拉罕·克莱斯克和杰夫答·克莱斯克父子于1375年绘制完成。这一地图对当时的西欧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该地图由竖幅的八张图横向连接构成，因此使用拉丁语的复数形式Mappae来表述。这张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世界图，有13世纪后半叶的大元兀鲁思，有约百年之后的14世纪后半叶的地中海海域，其绘制方法既有相同之处、也略有所不同。这表明，当时东西方世界在对空间的认识上，东方处于领先的优势。至于世界地图的出现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已在相关论著、国内外各种学术报告和演讲中探讨过，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想探寻的是，13、14世纪在波斯语中被称为“伊朗札敏”（伊朗之地的意思），或被称为“伊朗夏夫鲁”，即，自古以来作为“文明世界”在广义的伊朗地域绘制的地图。附带说明，无论是“伊朗札敏”还是“伊朗夏夫鲁”，其意思都是指“雅利安人的土地”，也就是说，古典印度和伊朗所共通的“雅利安”这一种族称谓，早在公元2000年前即已形成集团，可以设想从某个时期起，两个族群开始分别朝着印度或是伊朗一带迁移。

18世纪以后，这一设想成为以英法为首的国家向包括印度、伊朗在内的亚洲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背景。另一方面，比如，出现了一位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名叫琼斯的人，他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其言行和影响力不容忽视。总之，随着“印欧人”这一观念的普及，把一切都包含在称之为“雅利安人”这一名词中使用，其语句也生发了类似纳粹的所谓“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等问题。把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并因此引发的文明意识的混乱等等，如今回想这些，还依旧历历在目。

回到刚才的话题，以往的所谓古代伊朗，正如希德罗多在《历史》中所记载的，是给古希腊以巨大压力而形成的一个大帝国形象。即，拥有几乎覆盖整个中东的版图，势力扩展至黑海北端，与斯基泰游牧联盟发生过激烈对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希腊人称之为“阿凯美奈斯权力”，其领袖是在古伊朗语中被称之为“达拉亚瓦乌”的著名的帝王大流士。

此外，在欧亚大陆或非洲·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形成帝国形象的根源有相当一部分贯穿于漫长的年代中，而阿契美尼德帝国及其统治的广袤区域是不容忽视的。关于不得不提及的“帝国的原本形象”，归根到底正是推翻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亚历山大自身，从反面做了印证。有关他的方方面面，诸如，千方百计地创造伊朗式的帝王形象、极尽各种粉饰、刻意地演出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

从大流士、亚历山大开始，大约相隔1600余年的13、14世纪的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尤其是在伊朗、中东作为“分国”的旭烈兀·兀鲁思的成立，再次将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伊朗帝国”形象在历史中唤醒。近代的欧洲学者将其误称为“伊儿·汗国”（伊儿·汗在蒙古语、突厥语中意为“民之主”或是“部落酋长”），毕竟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东地域的蒙古分国，可谓是真正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再现。其疆域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起于阿姆、止于密昔儿”，即“阿姆河至埃及”之意。

不过实际上，几乎在同一时期埃及成立了马木路克王朝，誉为领袖的苏丹·拜巴儿思的下属各方长期与旭烈兀·兀鲁思相互争战，而其结局是，蒙古并没能够推翻或吸纳马木路克的军事权力。不过，经过五十多年，无论好与坏，旭烈兀·兀鲁思的版图作为对往昔伊朗帝国的追忆而巩固下来了。而且，虽说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的权力，但蒙古方面因内部纷争而率军投向马木路克一方，从而成为马木路克王的蒙古武将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蒙古与马木路克有极其相同之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中所描绘的中央欧亚大陆图和世界概念图

众所周知，曾经统治过大半个中东的旭烈兀·兀鲁思绘制过几幅令人瞩目的地图。此前，9世纪之后，在阿拉伯的地理书中一些都市名、地域名、甚至集团名等被详细地记载下来。其中的典型之一就是伊本·哈瓦嘎儿（Ibn Hawqal，卒于977年）于973年绘制的《大地之形姿》。关于此图，杉田英明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  遭遇与发现——面向异文化的视野》一书（1991年2月出版，第181~204页）中，利用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市托布卡布·撒拉依图书馆所藏抄本（A.3346，1086年）附载的圆形世界地图做了详细说明，有诸多益于参考之处。

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下的伊朗、中东，阿尔·卡兹威尼（Al-Qazvīnī，卒于1283年）从宇宙志（cosmography）的角度写成《被造物之惊异和存在物之诸多怪异》（Ajā’ib al-makhlūqāt va gharā'ib al-maujūdāt），又作为地理学者著有《诸地之面貌》（āthār al-bilād）一书。这两部著作当中，尤其是后一部著作对后来的地理学者们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在“Ajā’ib al-makhlūqāt”中，对之前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绘制的由海洋和陆地构成的极为简略的圆形世界概念图进行了修改，并加入一些地名和海域，算是更“充实”了一些。

但详细记载旭烈兀·兀鲁思末期各地状况的，当属哈姆都拉·姆斯塔乌非（Hamd Allāh musdaufī，卒于1339年）所著的《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是一部由天、人、地构成的百科全书，弥足珍贵。通常，日语将此书译为《心灵之欢喜》，文中除了对各地域、各都市的关联做了详尽的说明外，还附加了两种地图。一幅是，东自大元兀鲁思统治开始、西至埃及的主要城市等，都详细地列举出来，并恰如其分地将其位置放置在网格中的详图；还有一幅是，起自圆形海洋中浮现的中华地域、包括欧洲、非洲的较为粗略的世界地图的草图。虽然两幅地图各有优益之处，但前者“中央欧亚图”的重要性远在其他地图之上。

2012年的12月末，得到三菱财团的研究资助，笔者与宫纪子、中西也两位才俊一同，到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进行了波斯语抄本的调查。笔者1986年在德国的时候，曾经从西德的海德堡去过伊斯坦布尔，以此为开端，相隔多年后的再次访问，尤其是在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的调查，收获颇多。其中，对《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Fātif 4518）最为感佩。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中央欧亚图”上用阿拉伯文标记了很多都市的名称。该抄本中对上述的两幅地图有相应的介绍，想必对今后研究大有裨益，因此在这里做一个尝试性的提示。

这两幅地图是打开后左右相对的、双联页绘制而就的地图。较为遗憾的是，当时的调查只允许看影印资料，因此对两页中间结合部分的内容，读取较为困难。此次展示的只是暂时的资料，待下次有机会，再完成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成果。另外，《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一书有鲁·斯特朗基（G.Le Strange）的英译本。本文以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藏的《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抄本中所见的两幅地图为焦点，集中介绍图中能直接读取的地名和都市名。

还有，在《塔布里兹的翰墨全书》（Safīneh-ye Tabrīz）中的第714、715两页，附有蒙古时代在伊朗绘制的世界图，图中标记了相当数量的都市名称和地方名称等，关于这些内容，亦作尝试性的解读。

“中央欧亚图”所见地名、都市名

如上所述，在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藏Fātif<4518>抄本fol.221中，已粗略绘制了以旭烈兀·兀鲁思的国域为中心、向东西扩展疆域的一幅左右对开的双联图。从伊斯兰地图的特性上看，南为上，最东方是“Chīn”，即表示中华地域，其周边以第四代蒙古皇帝蒙哥的帝都哈剌和林为首，标记着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布哈拉、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巴米扬等地域名称和都市名称。而且，各个地域和都市，基本上是在正方形隔开的网格中标记着阿拉伯文。有关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则描绘的极为简单，甚至没有标注出忽必烈之后成为帝都的大都汗八里。

与此相对的是，从铁尔梅兹、哈拉夫开始以西，标注了许多都市名，尤其在右页图上列举了众多的都市名和地域名。不仅有大不里士、马腊格等主要城市，还有成为旭烈兀·兀鲁思新首都的苏丹尼牙等都清晰地标记出来。另外，对巴格达等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及其周边区域、主要都市，也都被清晰地标记出来。另一方面，从地图下方的北边开始，描绘了辽阔的里海，其西岸可以看到巴库城及其北部关门打耳班。即，被称为“诸门之门”的巴布·阿鲁·阿布瓦布被明确地标注在旭烈兀·兀鲁思的北部，而对于其北部庞大的金帐汗国却完全未提及，这明显地是从地图上将金帐汗国排除，足以证明其与金帐汗国的关系不融洽、甚至是敌视的。

与其相反，在地图的上部、以横跨左右两页的形式画出了波斯湾那巨大的入湾位置。宛如在北与南的“两个海”之间皆为旭烈兀·兀鲁思的疆域一样。在波斯湾的洋面上特意标注出“法如斯海”，还有海湾周边用于海上通商的、著名的忽鲁谟斯以及基什岛（地图上标记为Qays），更有巴士拉等都被明显地标注出来了。视线转向西部，清晰可见标注有与马木路克王朝争夺权力的要冲之地哈拉夫（阿勒颇）、叠马休库（大马士革）等，仿佛是在说明这些都属于自己的区域。

还有，在叠马休库的西部，理所当然地标注了“巴衣托·阿鲁·库多斯”，即耶路撒冷，而且在西南方向还可以看到“密昔儿”，即马木路克王朝的所在地埃及。不过，此处所说的密昔儿究竟是指整个埃及，还是“米斯尔·阿鲁·卡黑拉”（意为“胜利者之城”），即现在的开罗，尚无法判定。另外，大面积的红海也被刻画在图中，其最深处标注着库尔兹姆城，并且它所面对的红海竟然标注成了“库尔兹姆之海”。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给予关注：关于地中海，图中把安纳托利亚的西部称之为“鲁木之海”，其北部标注为“法兰克之海”。西部地中海中一个突出的位置，对于鲁木·塞里鸠库来说，是要冲之地的库尼亚城，其东南方可见“Qibriz”的名字。这实际上是指现在的塞浦路斯，而本应该将其标注在西南方的海面上。该地图最大的特征是，欧洲完全没有被标注出来，这明显是无视欧洲的存在。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只有旭烈兀·兀鲁思才是该地图的主题。

这张独特的地图，目前为止能够确切释读的地名、都市名达108个。在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抄本实物，加之在左右两页接合部的中间部分，以及卷首的彩色图版都有条状的黑竖线，因此这部分是较难释读的。还有，纵观全图，其标注的阿拉伯文还不甚清楚，显然依据上述的鲁·斯特朗基的英译本是较为便捷的。归根结底，本文毕竟只是一个尝试性的资料，还有待今后再度开展调查，使这一研究能够更臻成熟和完善。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