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不时听人谈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人说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也有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不过，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那就是，讲文艺复兴，必须回到中国的古典。但正是这一点让人觉得吊诡。

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的观念，甚至文艺复兴这个词，是从西方传来的，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背景下发生的，在当时，这意味着引入或者回到一种异教的文化，具体说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后来，到了启蒙时期，西方社会内部又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宗教相对立的、启蒙的、理性的传统。再往后，随着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这种对立又演变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西方是文明的、现代的和进步的，东方则成了西方的“他者”，代表着野蛮、蒙昧与落后。而在中国，经历晚清的思想文化变迁，再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种对立又进一步被中国人内化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全盘否定，中国的古典传统被认为一无是处，甚至要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负全部的责任。这种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整套意识形态和日常话语，深入人心。就这一点可以说，源自西方的文艺复兴观念，在中国变成了反文艺复兴运动。从那以后，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根基，始终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不过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一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的尝试。中国古代经典或者古典传统，尤其是其现代意义，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发掘。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件，也是这一代中国知识人的使命所在。秋风这部新书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信息。

传统上，《六经》，或者说《五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历代知识人的著述和阐释，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并且围绕着这些经典展开的。但是最近一百年来，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古代经典不但失去了以往的崇高地位，其文本也被肢解，意义遭到否定，即使今天人们开始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仍然习惯于把它们视为古典知识的一部分，而看不到它们的特殊重要性。但在这部书里，秋风特别突出了《六经》的地位和意义，视之为我们要认识和理解的“华夏治理秩序”的基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但主张回到《六经》，直接从《六经》文本入手，而且声明不取现代人的二手诠释。这种做法可能会招来批评，但他回到经学的这种立场和尝试，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跟上面这一点相关的，是他对待所谓古典史学的态度。根据秋风的看法，古典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历史学，要对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出道德评判，具有重大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回到《六经》，由经典入手去理解中国人的治理之道，同时也意味着要回到古典史学。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从《六经》出发，不仅意味着要从《六经》的文本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六经》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出发，这是一种内在批评的立场。

讨论中国问题，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采取内在视角非常重要。秋风在“作者告白”里把自己的立场明白确定为所谓“内在的批判”。在讨论方法的一节里，他也说要尽可能采取一种所谓“内部视角”。这一点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大家可能都知道柯文的一本书，《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本书想要从中国历史脉络里去理解中国社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视角。但比较起来，秋风采取的“内部视角”要更深一层，因为他真正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出发展开审视和批判的。回到《六经》和古典史学的立场，大量引用经史原文以及古人的注疏和诠释，在论述和分析中运用传统的概念和范畴，避免简单套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话语，这些都是所谓“内部视角”的展示。

当然，主张“内部视角”或者采取“内在的批判”，并不等于采取一种封闭立场。我们都知道，在转入儒学传统之前，秋风对西学用力很多，尤其是对奥地利学派，还有他推重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在他对华夏治理秩序的构想里面，我们不难看到他之前研究和思考的痕迹，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的影响比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更重要、更深刻。实际上，秋风自己坦承，他对华夏治理秩序的研究并不排斥现代概念，相反，他认为，华夏治理之道，只有通过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方式，才可能得到充分阐发和实现。只不过，在运用像自由、平等、权利、义务这些现代观念的时候，他尽量取其基本义，而剔除其中现代的和附加的含义，以此来消除认知上的混乱，同时揭示出古代制度中所蕴含的转向现代的可能性。

我还想说，秋风的这种做法还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所谓华夏治理之道，不但是中国的，独特的，同时也具有与其他文明共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根据秋风对治理秩序的界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要处理类似的问题，因此具有共同经验，可以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实际上，这部探讨华夏治理之道的大著，里面虽然看不到一句洋文，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借助于不同的概念话语展开。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且，发掘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对于纠正过去一百年来以中国为特殊，以西方为普遍的认识和看法，也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部书里也有很多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里提几点：

首先是关于“道”的论述。在秋风的论述中，“道”在远古的尧、舜时代就已确定下来，用书里的话说，圣王的实践和理念直接呈现了华夏治理之道，历史便是“道”的展开。这样理解的“道”，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里涉及的问题，需要在历史和哲学层面得到论证。在历史方面，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可以适用于在时空方面规模巨大的复杂文明系统的治理之道，为什么在远古小规模的简单社会里有近乎完美的体现。而对于有哲学兴味的学者和读者来说，关于“道”的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证可能是必要的。此外，我们知道，有一些论者以儒学道统的承担者和传承者自居，他们会，比如，承续孔子为“素王”的理念，也会从这样的角度去阐发“道”。我不是很确定，作为一个儒家宪政主义者，秋风的立场和前述立场之间有无区别，如果有，区别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问题涉及“心物关系”。秋风在这部书里强调心对物的决定作用。但实际上，心与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看到制度对于人心的影响和制约，或者换句话说，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对人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人心、个人或圣者也可能影响甚至创造历史。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微妙的互动过程。如果特别强调心决定物，可能会有所偏颇。

最后一个问题。秋风的一个观察和结论颇有翻案味道，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关系中契约因素非常重要，而这一点是被以往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我相信，指出并且证明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甚至认为中国古时封建关系中的契约精神不输于欧洲历史的封建制度，可能就过头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度相比较，无论从制度形态、思想资源还是意识形态上看，中国封建体制的基本特征仍然是宗法性，而且契约关系在很多方面是镶嵌于宗法关系当中，二者交织在一起。所以，我的看法是，能将中国封建关系中的契约精神揭示出来很重要，但要防止把这一点过分夸大。

（本文系作者根据秋风新著《华夏治理秩序史》座谈会发言录音修订而成）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