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辛亥革命最终实现了圆满。历代的史家对于辛亥革命多有评述，但是对于《清帝逊位昭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文本，多有所忽略。近年来，高金喜先生就《清帝逊位昭书》这一文本作出系统的研究。《清帝逊位昭书》才逐渐获得人们的重视，而《清帝逊位昭书》本身产生的过程及台前幕后的运作，都值得逐一细察。

　　高金喜先生在总结《清帝逊位昭书》的意义时，曾经以国内外对辛亥革命的言说为引，指出其主要分为两派，其一是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进步史观，另一派是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但是他更愿意从宪政角度对考察这一文本。

　　高金喜先生的这种观点，恰恰提示了我们看待这一文本的角度，虽然史学界目前有关于《清帝逊位昭书》的产生过程尚存在着争议，但是该昭书的撰写人大致是张謇、杨度和雷奋三人。而这三人，恰恰具备完整的宪政思想背景。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此三人起草的《清帝逊位昭书》，在民国初年具有非比寻常的示范意义。

　　张謇，名满天下的清末状元。不必做过多的介绍，学界对张謇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并未对张謇的宪政思想作出评述。实际上早在戊戌变法之后，张謇便已写成《变法平议》一文，成为其宪政思想的滥觞。

　　虽说《变法平议》在戊戌变法的大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其中依然有着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张謇强调变法应“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旨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此一语充份昭显了张謇坚持改良主义道路的思想底色。当孙中山、黄兴提出用暴力革命的君主立宪思潮时，张謇的《变法平议》，谨小慎微地为中国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而在此之外，张謇还就中国选择何种的君主立宪道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当时盛行的君主立宪模式一为英国模式，一为德日模式。英国模式经由光荣革命以来的数百年变迁，被认为是社会变革代价与成本最小的君主立宪模式，尤其是英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在中国面前展示出的经由工业革命而崛起于世界的形象，更是让晚清的士大夫艳羡不已。英国的崛起与对外扩张，由此给中国的民族百业所带来的伤害，使得朝野之中难闻以英为师的声息。反倒是邻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痛下狠心，一心以英美为师，最终在远东崛起，甲午一役将老大帝国的自尊心打得粉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謇号召的以英国君主立宪为样板，无疑是追根溯源的良策。

　　张謇在宪政的道路选择上为人们指明了道路，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宪政道路的实际运作，具体而言，便是他十分强调设立国会与责任内阁，这便抓住了民主政治的咽喉，可谓蛇打七寸。晚清之后的中华民国，之所以一再上演共和与复辟之间的拉锯战，归根到底在于国会的制度未能健全，国会未能得到充份的尊重。宋教仁惨死在南下的火车旁，更是一大标志性的事件。他的死能为国会在中华民国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带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晚清以来，张謇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禅精竭虑，筚路蓝缕，方才将老大帝国从铁板一块逐渐改造成为初具现代文明国家特征的、具有鲜明地方自治色彩的国度，在此之中，东南亚互保或可视为地方自治的起源。这一局面的出现，远可追溯至洋务运动，近可指向张骞诸人之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其是清末立宪格局的初步显现，使得满清得以在辛亥革命中迅速瓦解，这一过程中流血极小，实现了代价最小的社会变革。

　　与张謇相似的是，杨度对于中国的君主立宪道路颇有见解。早在一九零零年，杨度便在日记中谈论君权与相权之关系，换成民主政治的说法，便是总统与责任内阁的关系问题。杨度认为“凡君民共主之国，相权重于君权，每易一相，则朝局一变。”这一描述，已初步接近民主政治的本真。

　　而在一九零八年，杨度更是迎来了他生命中重要的时刻。经人推荐，他被清廷任命为宪政编查馆行走，任参议兼考核专科会办，杨度的宪政思想，由此得以发展。之后更是成为提倡“政党内阁制”的中国第一人。

　　实际上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与立宪派民开论战之际，杨度就以超然的立场对中国的立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并不关心革命派与立宪派在道路选择上的歧异，而是越过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杨度便受命担任咨询工作，撰写了《实施宪政程序》与《中日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五大臣回国之后，原封不动地将杨度的报告作为奏章上奏。于是，清末立宪由此展开。

　　正是因为此，以康有为为主的保皇派，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以张骞为主的立宪派，无不对杨度另眼相看。康有为认为其颇可为保皇尽力，而革命派则将其引为同志，但杨度最终选择了与保皇派革命派划清界限，逐淅与张謇过从甚密，最终成为了立宪派的中流砥柱。

　　而《清帝逊位昭书》另一位撰写者雷奋，虽然斯时声名不显，但在此后的时代中，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早年曾在南洋公学就读，后来官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归国后参与组建沪上宪政研究会，受聘为张謇的高级顾问，曾力谏张謇北上议政。张謇受袁世凯之托拟写《清帝逊位昭书》，张謇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杨度与雷奋。

　　当时张謇身为立宪派的领袖，其政治主张与清廷颇有相似，同时亦顺应历史潮流，所以被袁世凯相中担任昭书拟稿人，张謇为慎重起见，与幕僚杨度、雷奋商议，最终还是由杨度执笔，文成后由雷奋送京交洽袁世凯，后来又由杨倩等人绘《秋夜草疏图》和疏稿，以为纪念，由张謇作序，杨度作跋。

　　杨度在跋文中记述：“云阳程公德会方抚苏，都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嘱廷栋稽华亭雷君奋邀通州张公骞莅苏熟议。张公适乘沪宁东由宁赴沪，及与雷君迎至锡站。谒张公于东中，是勿所以，即同往苏抚署聚谈。初，张公自起草，继，张公口授，由雷君与廷栋更奋笔述之，稿成，已三鼓。”但是杨度这一记述，显然有自谦的成分在其中，电稿至京后，袁世凯请汪荣宝一阅，汪便声称“张季直为文，力模班史，词名硬碰硬，此稿婉转庄肃，情见平词，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

　　不管《清帝逊位昭书》出自谁手，它之于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日光荣革命的象征性文本这一指称，也决非过誉之词。曾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初始，乃是刻意模仿法国革命，但是最终却是以谈判的方式，践行了英国革命的路数，从这一层面来说，《清帝逊位昭书》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事立宪派的兴起，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