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经历一个动荡时期，未来非常不确定。要了解危机的起源，我相信借用我工作半个世纪发展出来的世界体系框架，回顾过去，会有所裨益。

20世纪中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相当平衡，以“温和自由主义”为领导，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霸权地位，但它已经开始失去平衡，正如所有体系倒塌前的状态，被各种争夺势力所撕裂。要了解更深的根源，我们得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时期。

刚刚出版的第四卷《现代世界体系：1789-1914，温和自由主义凯旋》提供了历史背景。它涵盖漫长的19世纪，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被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定义的。我不同意。第三卷已经指出，世界体系中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持续的周期性发展自15世纪末就开始了，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不过是其中耀眼的一幕。我还认为法国不大可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三个世纪了。

那么，19世纪发生了什么？第四卷的副标题勾勒出一个不同的故事。在19世纪，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当有影响力，这是老生常谈。我论点的要点着落在形容词“温和”上，温和派的右边是保守主义，左边是激进主义。当时的自由主义不仅是绝对的温和派，还主宰了我称为世界体系的“地理文化”，它确立了社会行为的基本假设，进而演变为法国大革命对整个世界体系的主要影响。温和自由主义极为成功地让保守右派和激进左派变为支持自由主义方案的化身。

温和自由主义在三个关键点上赢得了胜利。首先，它让自由主义政府在两个主要国家扎根，这两个国家是新的霸权大国大不列颠及其小伙伴法国。自由主义状态不是它自称的守夜人状态。恰恰相反！不仅温和派的自由主义，还有它的两个化身——开明保守主义和务实激进主义，说的都是反对国家权力，但他们都致力于扩大国家权力。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公民”。地理文化宣扬主权在民的合法性。但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被行使真正人民主权的前景所吓倒。要限制其影响力，掌权者把公民分为两类：“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前者可以参与决策。后者包括无财产者、妇女、“少数民族”，他们拥有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但被认为无法行使政治权利。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消极”公民不断争取政治权利。这是一个困难的，从未完成的过程，而温和自由主义者尽其所能放慢其速度。

第三个支柱是创造了社会科学，以此作为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将它控制在温和自由派的利益下。大学的转型，知识分割成“两种文化”，数量有限的“学科”的诞生，都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这种回顾19世纪的模式对我们当今具有重大意义，体现在四个主要趋势上。

首先，1968年的世界革命结束了温和自由主义在地理文化中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在后1968时期，无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解放了，不再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傀儡，恢复了独立性。这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同事的显著转变上可见一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还处于被嘲笑的边缘，但到了80年代，他们建立新的经济学家集团。

“一切土崩瓦解，中心无法维持，”叶芝在1919年就预见到这一点。但在一个比以往更为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温和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主要的稳定因素。

其次，从1945年到1970年左右，机械化生产的周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达到了巅峰。这导致了世界体系中农村地区和人口的显著减少。它还增强了世界生态系统的弹性。而且，由于经济扩张，大众要求在教育、健康和寿保方面增加开支——即所谓的福利国家。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但还能够负担。

1970年左右，世界经济的必然衰退开始，体系就感到基本资源超负荷的影响——政府资源几乎普遍吃紧，政府、企业和家庭劳动力负债累累。其结果是资本家越来越难以实现高层次的资本积累，而这是整个体系存在的理由。

第三，当美国终于实现了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从1945年到1970年左右，它也发现公民要求太多，大大超过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等前辈当年所面对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家开始谈论“越南综合症”，这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增长的对美国的约束。新保守主义者试图通过布什的单边强势军事主义来重新取得美国的霸权地位，但行动效果适得其反，将原来的逐渐衰退变成了急剧衰退。苏联解体后，美国似乎不可一世的力量好像已消失，如今不仅是不友好的大国，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似乎公然无视它的意见，或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动给予美国信任。

只要考虑世界体系分析的另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体系，不论是物理、生理还是社会的，都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三种挑战综合到一起，给整个体系的功能带来的影响。它们从无到有，依据某种法则而运行，最终运转过头，失去平衡，进入结构危机。

1968/1970之后，光彩夺目、运转平衡的长长的19世纪世界体系开始出现分叉。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体系，而我们都在为把世界推向另一个我们更喜欢的世界体系而奋斗。现今股市和主要货币的汇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的剧烈波动，全球权力地缘政治立场的快速变化，实际上已经让各国的决策丧失作用，巨型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所有人都面临即便是短期稳定也不可得的局面。

无疑这种混乱的局面有一天会走向终点，新的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会出现。然而我们无法预测新出现的体系，只能肯定一点，就是它与现今的体系不同，可能更好，但也可能更坏。

只有明白19世纪世界体系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才能明白正在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