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之后，为了适应这个以美国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形式，政党政治取代帝制王朝政治而成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政治生态。尽管人们对于政党的理解还比较初步，但是，各种名目的党派却是层出不穷。一度数量达200多个。其实，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对于民主政治并没有真切的理解。从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党派联合而成的国民党，因政治成熟度的欠缺和政治基础的脆弱导致民国初年的政治秩序并没有进入辛亥革命的缔造者所设计的轨道中。拥有军队和其他政治资源的袁世凯与拥有政治理想但缺乏社会基础的孙中山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在同样的政治平台上进行共和国建设的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共识。因此，袁世凯转而试图回复到毫无制约的帝制之中，而孙中山则在不断的抗争和妥协中寻求共和政治的未来。

帝国主义的压制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使新产生的中国知识阶层寻求观念层面的突破，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局面，主要是因为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所以，新文化运动以一种彻底的与传统决裂的立场来进行国民的价值重构，并以批评孔子及儒家作为突破口。这场运动后来被胡适等人命名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前苏联的成功使许多充满理想的知识人士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托和现实中的榜样。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一个新型的政党，从而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的总体格局的话，那么，孙中山根据前苏联政党建设的经验而进行的国民党的改组，并接纳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可以看成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政治的特殊发展阶段所做出的一个独特的政策决策。国民党和共产党短暂分享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但这并不能消弭这两个政党对于中国革命所依赖的对象、革命的目标之间的根本不同，而这样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

国民党成立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国民党的多元性，这样的多样性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便得到明显的暴露。其实在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共产党相对独立地加入国民党的势力，在1925年前后，戴季陶就致力于进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其核心是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进行儒家化的解读。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承接尧汤文武的“道统”而来。很显然，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解读。对于这种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策略，戴季陶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倡一种虚无主义和激进的斗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有害无益。而社会主义就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最为合理的一种主张。戴季陶称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为“纯正三民主义”。

1927年之后，国民党的依赖对象变成城市资产阶级，放弃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等一系列以工农为目标的社会变革措施。由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仅成为政治上的敌对党派，而且，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别。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纲领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很显然，这个策略并不是建立于对中国社会的清晰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逐渐开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的纲领就变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成为一个“执政党”，这个时候，中国革命的前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问题，即中国是否要继续革命？如果要继续革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个革命中担负什么样的角色？

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内其实也有很大的争议。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认为，经过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资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优势地位，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要等到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此，1929年，由李立三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不存在封建的社会，而是认定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由于陶希圣等人的加入，这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便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大论战，并深化为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这些论战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的思想和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由此，便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还没有结束，还需要继续向前发展。

 19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强化了近代以来绵延不绝的民族主义观念。而国民党政权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性，也造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敌后抗日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长征结束到了延安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系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的建设，从而形成了一种笔者称之为“延安经验”的建构。

这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的建设，包括战略、战术上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论持久战》，充分阐明了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不同策略，和最后取得胜利的信心。也包括哲学上的成果，作为毛泽东哲学上的最重要创作《矛盾论》和《实践论》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当然也必然包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建构，比如《纪念白求恩》等作品的问世。但是，作为文化战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必然要提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伟大作品。

提及延安经验，我们肯定会和1930年代末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联系起来。这个思潮就是“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顾名思义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反思。总体而言，新启蒙运动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对五四启蒙运动做了新的理解。首先，新启蒙运动一方面肯定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以及高扬民主、科学和理性精神。但是，新启蒙运动也认为必须给民族主义以合理的评价，这不仅是国家认同所必要的，也有助于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激发民族自信和自尊。五四运动很重要的一面，是把中国传统思想与从西方新引入的民主和科学之间绝对对立起来，这样的非此即彼的观点必须反思，对此，张申府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即既要对传统思想进行批判，也要发现文化传统的合理因素。

新启蒙运动第二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建立以爱国为前提的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方面是要应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文化策略的污蔑。戴季陶和1928年所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其实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战略。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因素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当时的新启蒙运动的主导者，比如陈伯达、艾思奇和张申府等都强调在挽救民族危机的大前提下，中国人应该继续吸收世界各国文化中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应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既要吸收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也要反对以传统文化来愚弄人民。张申府提出的是罗素、列宁和孔夫子三流合一。如果罗素代表的是科学和理性的话，列宁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而孔夫子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将西方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的统合，以建设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文化。

新启蒙运动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普及化的问题，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员何干之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理性，反对儒教，只是在少数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而对大多数的民众并没有触动，所以，理性、自由的观念只有成为全民族的自觉和集体的力量，才能真正地凝聚起民族的力量，抗击外敌的侵略。

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争论和新启蒙主义运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很直接的影响。在延安时期，虽然地处西北，似乎远离中国的思想中心。然而，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特别善于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加上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前述各种论战的思想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其核心价值，反对王明等人的党内的教条主义，探索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重要契机。

作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艾思奇和何干之等到延安之后，与毛泽东有很密切的思想上的联系，毛泽东与艾思奇就哲学问题有很多的讨论。毛泽东也曾希望何干之成为他的秘书，尽管何干之因为更倾心于写作和研究，没有答应，但毛十分关注何的研究则是有书信为证的。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陈伯达则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延安的理论兴趣之浓还可以通过“新哲学会”这样的组织的活动可以得到证明。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和历史机缘，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得到了初步的阐述，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事实上是对中国革命是否要继续，并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的一个说明。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通过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分析，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表明中国革命不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只是一个初步，资产阶级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同时，毛泽东站在世界的立场上，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设计了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是各阶层平等的选举制和民主集中制，经济体制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策略。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和地主垄断、操纵国民生计。基于此，毛泽东不但要批评党内不结合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者，也要反驳以国民党将“三民主义”作为一个主义企图反共的孤立主义，而应该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结合，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由此，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可能是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单纯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三个角度，首先是继承了近代中国持续有效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即民族主义的因素，从而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合理的协调。而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则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最关键的是大众的文化，这使得新民主主义文化真正是基于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从而不但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中国人，而且真正体现了平等这个最为核心的价值。

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一直在模仿西方和寻求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道路，要寻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必须要建立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了解之上，同时也要对世界大势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策略，可以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为典范的形式，创造了近代中国模式探索的“延安经验”。延安经验的吸引力在当时就引起了全国人的关注，由毛泽东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共印刷了100多版，许多国统区的人士为中国共产党所描述的中国革命路径而折服。不夸张地说，延安经验为中国革命取得的最终的胜利奠定了战略和文化上的基础。

笔者认为，延安的文化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中间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当前，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如何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坚实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这要求我们既对变化了中国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要解决革命动力的问题。所以，要建构一个充满活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回顾从社会性质讨论到新启蒙运动再到延安经验的确立过程，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路径。（本文根据《文化纵横》杂志举办的“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