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革命模式对照，通过回顾改革模式产生的机制，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改革模式本身。中国改革模式的特点与它特定的初始条件和初始目标相关：首先，改革模式强调经济建设的地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是改革模式和革命模式的根本差别；其次，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市场的自发性力量应该被充分运用；再次，强调渐进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短期、长期规划相结合，分步骤实现目标；最后，强调制度的作用，制度建设被中国共产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也包括共产党自身的制度建设。

从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来看，改革模式取代革命模式意味着共产党对治理国家进行了重新定位，治理国家与夺取国家政权不同，主要任务不是击败敌人，而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共产党转变自身的执政方式，与这个基本目标相匹配。革命的品质需要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从革命党改变为执政党。

魏甫华：最近几年来，国内外都在讨论，经过30年的发展，是否已经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所谓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深圳特区模式。您怎么看？

高全喜：中国的改革模式有自身的独特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模式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的因素。恰恰相反，在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在改革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已经大量吸取并实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第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时代潮流，改革模式充分响应了这一主题，符合时代的潮流；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第四，国家建设与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不同，不能倚赖暴力和政治动员，而是需要有耐心、有智慧，需要重视制度建设，在稳步积累中逐步上台阶。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是改革模式能够行得正、走得远的根基。

改革模式的形成得益于深圳的勇敢创新，去做试验田的开拓者，去做解放思想的先锋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深圳是改革模式最直接的受益者。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改革模式与深圳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先后问题或者经验积累问题，并不是说深圳用许多“第一次”为改革模式的形成铺垫之后，就开始坐享改革模式的好处。深圳发展与改革模式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深圳发展为改革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冲击，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要深圳在发展，就会为改革模式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这不仅是深圳发展的客观后果，而且是深圳发展的重大使命，没有这种使命感，深圳就不会成为改革的旗帜；同时，改革模式的不断完善不仅给深圳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条件，而且也对深圳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施加新的压力，改革模式的渐进特点决定了它没有一个终极版本，需要不断地自我发展。

改革模式的形成与党中央对深圳经验的肯定和支持密切相关。改革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从政治层面而言，并不取决于深圳的改革创新，而取决于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创新的政治肯定和政策推广。在肯定和推广之后，深圳的改革先锋形象日益鲜明，但更重要的是，党中央给深圳的进一步改革创新总是留出充裕的政治空间。这种预留政治空间的做法，是深圳持续改革创新的政治保证。正是凭借这种政治保证，深圳的试验田越做越大，思想解放的效果也逐渐由冲击旧观念、旧思维转变为树立新观念、新思维。

深圳是改革的旗帜，从这面旗帜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模式的鲜明特色：首先，改革模式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主要任务，但必须明确它是一个政治任务，即改革模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模式，而不能将它简单地视为宏观经济战略。其次，改革模式既然是党的政治治理模式，在其中就要“讲政治”，改革有其政治前提和政治底线，“放权让利”所营造出的政治空间并不是无限大的，而是在政治前提和政治底线基础之上的。再次，改革模式的实践方式是创新，从政治理念的高度看，创新是在既有政治空间之内寻求局部突破的方法，它始终需要党中央的政治肯定。最后，创新的局部性决定了改革模式始终以“从小到大”的路径展开，局部带动全局、小创新带动大创新。

分析了从深圳发展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改革模式的特色，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改革模式对深圳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一方面，改革模式的成熟意味着地方创新-中央肯定和推广的方法日臻完善，其中必然蕴含着中央如何为地方预留政治空间的考虑，深圳作为“第一试验田”，始终享受着最充分的政治空间和最及时的政治肯定。也就是说，改革模式的日臻完善，在深圳体现为深圳与中央良性互动关系的成熟，同时也是深圳改革创新的政治保证日益雄厚的过程。

更具宏观意义的是另一个方面：改革模式的成熟意味着中央和其它地方对深圳改革创新的压力日益增长，意味着深圳面对着更大的政治压力。之所以说这个方面更具宏观意义，是因为“坚实的政治保障”有局限性，深圳的改革创新不能靠与中央的特殊政治关系来维持。从长远来看，改革模式的形成意味着改革创新从一种特殊地方的特殊行为变成一种全国普遍的运作机制，改革模式令人鼓舞的发展前途在于所有地方都成为深圳。改革既已从特定地方的特定行为变成一种模式，意味着原则上中央在特殊时代条件下给予深圳的特殊政治保证将成为全国一视同仁的政治保证。也就是说，长期来看，深圳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只会被削弱，不会被加强。所以，它不是“可持续的”。

中央的政治要求和其他地方的竞争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则不同，它们作为深圳改革创新的动力将是持续的，将一直催促深圳进行更大范围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压力一方面体现为深圳与其他地方的差距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赶超；另一方面体现为其他地方创新出深圳所没有的做法。近年来，有过几次关于深圳前途的大讨论，很热烈，都是在这种压力背景下展开的。深圳的回应是积极的，令人欣喜的，关键就在于深圳有决心继续高举改革创新的大旗，有信心在新一轮竞争中保持优势，并创造新的优势。这是积极面对挑战的强者姿态，不仅展现出深圳作为改革先锋的历史底蕴，同时也展现出改革模式自身的进步和成熟。

深圳特区的历史新使命

魏甫华：中国改革模式的启动是一种压力体制，朱学勤就指出了文革和改革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方面是文革导致国家治理秩序的崩溃造成的压力，一方面是通过文革的方式启动改革。孙立平认为，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但是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具体到深圳，就是有人怀疑深圳的前途，甚至怀疑深圳的路根本就走错了。

高全喜：改革是一场赛跑，是改革的实际效果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的赛跑。改革模式的渐进性特征决定了它不是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很多未改革的地方或者没改好的地方渐渐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引起广泛的不满。各种各样的不满多了，有一小部分人就激进地否定改革本身。

我们必须先分析改革模式存在的问题，然后再来评判前途问题，单纯的表态是非常草率的，不负责任的。始于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改革模式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缺点：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错，但光有它们还不够。问题是，它们既已形成一种模式，就如同革命模式一样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它们的缺点在新时代条件下就会有利于明显地暴露出来，格外惹人注意。其次，放权让利的央地关系日益复杂，却没有形成一套稳定的制度框架，央地关系成了一个复杂的迷宫，每个地方都在寻求与中央建立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获得特殊的政治保证。这不仅导致地方不平衡的状况加剧，也导致各地创新的普遍化程度下降。再次，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有其合理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迅速取得突破，见到改革的成效，但这个策略也有其短处，就是积累问题，越困难的问题越往后放，放到最后就是难上加难。最后，前三个特点叠加的最终效果是不平衡，全面的不平衡，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财富分配不平衡，等等。在全面不平衡的格局中，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特别能反映人们的想法，叫“相对剥夺”。政府并没有直接拿走公民的财产，但在不平衡的格局中有意无意地比较就会导致公民认为我应该获得的东西少了，是改革造成的不平衡导致的。

改革模式出了问题，既有做法的问题，也引发了认同的问题，怎么办？我们需要确定解决问题的底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时代潮流，没有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没有变；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变；国家建设与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不同，不能倚赖暴力和政治动员，而需要有耐心、有智慧，需要重视制度建设，在稳步积累中逐步上台阶，也没有变。从改革模式中获取的带有普遍性的经验，也就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那么，就不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改革模式，而是要对改革模式进行升级。所谓升级，就是要调整改革模式的内部结构，目的在于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和改革造成的新问题，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均衡而全面的提高，实现国家均衡而全面的发展。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改革所引起的问题只能由改革来解决，革命模式与当初的时代条件不符，被改革模式所替代，现在的时代条件下就更不能运用革命模式了。改革没有回头路，勇敢地走下去，出路在前方，而不在过去。

魏甫华：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改革模式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我们如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深圳不仅是改革模式的推动者，也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模式问题体现者。在改革模式处于升级的新任务面前，深圳怎么办？

高全喜：作为改革的先锋，深圳也应该成为改革模式升级的先锋，应该率先做出升级的尝试并取得切实的成效，像30年前一样以实际行动告诉全国人民“怎么办”，给全国人民带来新的思想冲击。这是深圳的出路，也是深圳的使命！

深圳是改革模式的促成者和受益者，但同时也是改革模式问题暴露的最前沿：2005年，时任深圳市长李鸿忠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深圳将很快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其实只是深圳发展遇到的硬件瓶颈，还有许多软件瓶颈也严重制约深圳的发展。怎么办？深圳勇敢地选择了深化改革的道路：改革公务员制度、调整行政机构、深化深港合作、建立金融中心，等等。深圳的新举措已经显露出不同于既往改革模式的新做法和新思路。

改革模式如何升级

魏甫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丁学良教授在2011年1月出版的《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指出，“中国模式”是指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轨迹，这个轨迹至今仍在持续演变。“中国模式”取得的绩效有两大要点：一是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6%，大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中国模式”也付出了巨大成本：一是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受歧视；二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异常严重；三是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四是公共政策还缺乏透明度，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近年来，由于出口拉动乏力、投资效率低和居民消费不足，“中国模式”的转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阻碍，困难重重。

他认为，如果能够在未来5-10年成功转型，即“中国模式”的创新——从小部分人占有巨大财富的小众市场经济，转型为大众共享财富的大众市场经济，中国模式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那么21世纪将是所有中国人的盛世。后发展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采取了强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动员的方式，赶超战略、富国强兵，然后引起了很多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像德国、日本他们都是在战后，然后才有了转型。如果我们中国在未来10-15年能够转型的话，那么我们就并不是通过战争，我们是自主选择了中华民族体制。

改革模式究竟应该如何升级，具体到深圳来说，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创新？

高全喜：丁学良教授这本书是博源基金会的一个研究项目报告，2010年12月16日，丁教授这篇研究报告结项，书稿即将出版之际，博源基金会邀请了相关专家在北京办公室举办了一次“辩论中国模式”研讨会。我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并作了发言。丁教授这本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报告，是我目前所看到对中国模式梳理最清晰也最有力的一本书，诚如他所言，这部著作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利弊，对于矫正目前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夸夸其谈，具有警示性的意义。

改革模式的升级，具体到深圳的创新，我们还是强调要将深圳的改革创新放到中国长远的大脉络中来看，深圳必须以这种使命感要求自己，才能走在时代的前沿。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的做法千千万万，但必须把握住基本的方向，才能使不同方面的创新行为形成合力，产生“模式”意义上的改变。我认为，就目前的形势下，改革模式的升级需要深圳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一切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使人民获得温饱，走向小康，从经济方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错，但光有经济改善还不够。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改善经济并不意味着满足人的所有需要，更不意味着解决所有问题。人的尊严很重要，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其政治意义绝不逊于改善经济状况。而且，尊严也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对于人的意义并不比吃饱穿暖要小。人争一口气，并不是享受温饱的人才会有的想法，而是任何一个面对不公的人、任何一个面对侮辱的人都会有的想法。以人为本，尤其是重视人的尊严，从政治与法治上来讲，客观好处就是大量减少“相对剥夺感”。人的经济状况可能不同，但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得有尊严，就不会将经济上的怨气撒向国家、撒向改革、撒向他人。如何让人活得有尊严，公平正义是首位的。每一个人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这种对待首先来自政府，其次来自社会和他人，他就会觉得自己活得有尊严，也就会公平地对待他人，让他人感受到活得有尊严。建设公平正义的政府和社会，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路径，其中政府是主要方面：修改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废除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废除不合理的干涉和管制，审判公正，执法文明，都需要尽全力积极尝试，找出可行的稳定的机制和模式。以人为本的追求意味着改革模式从单一路线的经济发展升级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并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即改革的宏观目标更加全面，更加人性化，更加可持续。

其次，建立和完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改革模式升级所必须的，政府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政府讲法治、负责任，才能够将改革的重担挑得更好、挑得更远。改革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重视执政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这一特点应该被发扬光大。之所以说完善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是对这一特点的升级，是因为政府权力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充当了撬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杠杆的角色，改革由党和政府领导，通过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来激活各种积极性，进而激发各种创造力。在实现改革突破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很明显，这种做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后果，权力卷入了许多本不该它进入的领域，不仅导致权力自身腐化，也导致许多领域的基本规则被扭曲，造成了权力与其干预领域的双输局面。完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要彻底改变“放权让利”的套路，改变权力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交换来刺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使权力免于“交换关系”，而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公正、透明、高效、廉洁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和经济领域活力十足，不需要政府让出权力去刺激，而是需要政府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这些游戏规则。

再次，完善市场经济。3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只是初步。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完美，其实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只有比较良好的市场经济。现在的市场经济既因为不够完善而引发许多负面问题，也因为市场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而引发很多问题，但前者是主要的。我们开始建设市场经济至今也就30年，市场经济当中的许多内容我们还需要学习，虽然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应该看到，我们的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许多重大方面都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市场经济对于改革模式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去除经济发展中的革命模式遗迹，不再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赶超谁，不再拿GDP炫耀，而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对人民生活全面改善的切实效果。

最后，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如果说前三点在旧改革模式当中都有体现，只不过限于时代条件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则是改革模式升级过程中必须加入的结构性要素。鼓励和扶助NGO等公民团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是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的第一要务。从以人为本的改革目的来看，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不仅给予公民更大范围的实现自我的领域，而且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帮互助，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和谐团结的社会氛围。从完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角度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政府无所不管，自然就要对所管的一切事务负责，如果政府不直接管理某些社会和经济事务，谁来管？NGO等公民团体是最佳选择。大多数NGO就是针对某些社会事务而组成的。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利于将政府从繁复琐碎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做自己该做的事。从完善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也必须有自己的边界，市场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公民社会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市场管不好也不该让市场管的问题，市场规则就不会被泛化，不侵入别的领域，市场自身也就免于被扭曲。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对于改革模式而言意味着给予社会充分的空间，让社会的活力为改革所用，同时为政府和市场各安其位提供结构性的保障，达成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总之，对于深圳乃至对于全国来说，从革命模式到改革模式的演变与转换，30年来远没有完成，还有更为艰难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厘清了这条道路的内在政治逻辑，前景是光明的。古人云：知难行易，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是需要一个审慎、坚定而睿智的大脑的，思想的力量有时是伟大的，这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