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度用包容、同化宗族制度来改变后者的功能，使之低首匍匐地为其服务。两者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可以长期共存。这就是中国具有历史特色的政治术。

　　过去我们习惯于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征，例如“长期停滞”，例如“东方专制主义”。由于近几十年史料广泛开发，社会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地区社会史乃至宗族、家族史的研究，已经从对中央政权的过度关注，转而深入到考察城、镇、乡的社会场景，人物的考察也从皇帝为首的政治精英扩展到士、农、工、商等平民阶层。眼睛由上向下，“平常人”的生活感受进入了历史，这些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一百多年前“新史学”变帝王将相史为人民大众史的目标，变王朝史为社会史的理想，只有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史料支持。研究者从各种各样的历史细节得到的观感，再与原先的“定论”对勘，发现中国历史的实际状态变得非常之复杂，为过去那些笼统的特征概念所难以包容。

　　举制度史的例子。制度史比起人物史、事件史，一向显得薄弱。这些年大有改观，成果不少。各地社会史方面的史料（包括县级以下的户籍田地、司法诉讼、契约账本等文书）逐渐多起来，各种制度操作及其实际成效得以慢慢浮出水面，研究者便有了相对真切的感受。例如秦王朝创立专制主义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乃是名闻世界的大事，中国历史的一大特征，有所谓“二千年皆秦政”之说。然而，头脑稍复杂些，就不免会产生疑问：人群以氏族、宗族为单元扎根于社会基层近万年，从部族、宗族统治为基础的“封建”变而为中央大一统的“郡县”，自上而下的“革命”能如此彻底扫除旧基地，不留任何尾巴，没有几度反复，这现实吗？

　　虽说郡县制度早产生于战国，新旧体制转换却没有刀起刀落那样的干脆利落，拖泥带水将延续相当长时期（例如变相的各种“分封”诸侯、藩王，自汉初一直拖沓至明清）。学者严耕望的研究率先打破这种理想化的“观念史”，指出秦汉郡守、县令所辟用的僚佐吏属，多为本地宗族人士。他们掌握着全县事务的实际操作。流水的（外地）官，靠铁打的（本地）“吏”辅助，宗族在基层仍然很有势力。进至东汉、魏晋南北朝，“豪强”、“世族”逐渐壮大，未必都是原来的宗法贵族“复辟”，却是原有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宗族“新贵”，逐渐称霸一方，直闹到纷纷割据自立，天下分崩离析，统一局面被彻底破坏。有关“郡县”的法令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飞至全国各地，政策文本把革旧鼎新说得非常强硬。可是基层人群聚合的初始方式，即家庭、家族结构的变动，恰如蜗牛行走，步伐快不起来。像东汉末以后三百年分裂这样的大事变，放在封建至郡县演变的长时段里，把眼光放到基层社会的真实状态上，就不会觉得偶然。

　　天下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只是变革的进程比想象的要复杂。家族、宗族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以北宋为界，此前以宗族聚居为主体，同姓而居，四世、五世同堂，其间必有豪族、世族执其牛耳，“封建”的尾巴寄生于此，继续苟活。宋代以后异姓杂居的多起来，分家立户，迁徙流动，田地变换，贫富分化，使得上古沿袭下来的“宗族制度”从社会基层的根基上被逐渐消蚀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若干姓氏合居的“村”，是最早的例子）。特别是战乱分裂时期的几次人口大迁徙，中原不少古老宗族离开原有基地，南下“侨寓”客乡，与本土居民混处，即使努力抱团，昔日的大场面也难以再现。在经历了宗族关系多种名实逐渐分离的长期“异化”过程（明清时期的“联谱”很能说明问题，参后），待到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小户）成为行政基层最小单元的主流，社会基层总体格局因此变化，社会观念也随之大变（亲情逐渐淡薄），政权由上而下直插到底始为真正的现实——到那时，政府面对的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一袋袋“马铃薯”，没有了像样的“中间群体”插手捣乱。一个个利益分离、各自谋生的个体家庭再也无力对抗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由国家“大我”主宰民众“小我”的命运就这样地被确定了下来。这种格局大约显示于明清，至民国初期，变迁过程基本完成。

　　说到这里，必须补充说明，像这样梳理制度的历史变化，描述历史发展阶段性，可以满足写作上使接受者感觉“语言”表述清晰的“美观”，可“事实”本身却是新旧搅和在一起的大盆“浆糊”。历史事实本身的复杂，地区变迁速率的不平衡，几乎是无论怎样的语言概括都做不到“完全表述”。只要当读者接触到“第一手”的原始史料，看到好些具体而微的情景，上面的满足感就会消淡下去，甚至变得有点反感。要少犯错误，宁可立论宽松，千万不要简单武断，一语说死。

　　仍然拿“宗族制度”作为进一步讨论的事例。西周那样严密周全的宗法制度不可能永久保持，就像顾炎武说的，“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宗法制度亦然。人为“群居动物”。不管西方心理学家说“本我”的“力比多”何等顽强，其归属于群体，是无可逃遁的“宿命”，由不得己，中西皆同。至今为止，构成群体认同的方式，大体就是血缘、业缘、地缘三条线（到现代，党派会社也是新滋生的一种业缘，基于共同利益的结盟）。只有当社会成员的构成，三条线是完全重合的，完整的“宗法制度”才得以存在并发挥其统摄群体乃至国家的强大生命力。随后三线逐渐分离，其中血缘为天然的纽带，父母子女的血缘联结是亘古不变的。但随时代变迁，血缘联结外推与扩展的范围，则与“宗族”观念的强弱同步变化，大体范围由大至小、由远及近。到了今天，有实际意义的联结大概近在三代之内（且以直系亲属为主）。冲击、淡化、侵蚀血缘关系的是业缘与地缘另外两大要素。人口繁衍、职业变动、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等引起户口流徙他处，特别是后两者，致使原来的血缘关系因地缘变动而被流散隔离，观念逐渐淡化乃至遗忘。基层聚落混居不同宗族的现象逐渐多起来，城镇更是很早就如此。宋以后族谱的追溯“族源”与明清盛行的“联谱”，试图重新整合流移各处的谱系，都掩饰不了宗族联结的弱化以及原义的疏离。学者钱杭对此作过专题研究，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其实不是所谓“联族”，而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业缘则因替代宗族成为新的利益联结体，深刻地改变了血缘纽带内在的品质。这里的业缘异化作用，不只是从职业的层次立意（例如商人重利轻别离），更是从利益计算与财产争夺的“人性”深层次上得到的社会观察，逐渐产生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宗族“可爱而不可信”的异化现象。这样的变化苗子即使在血缘宗族关系的全盛时代也曾发生过，否则，春秋战国间的一系列故事便不可得解（张荫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有生动的描述、尖刻的批判，比喻宗族之情有似一张薄纸）。儒家的重宗族、重亲情，究其底蕴，正是这些上古血缘温情面临严重冲击发出的早期信号，是对“宗法制度”有生必有死逻辑的初次抵抗。

　　郡县制度的步步深化，宗族制度的节节衰变，这是一个长过程，却并非采用你死我活的恶性形式展开。郡县制度用包容、同化宗族制度来改变后者的功能，使之低首匍匐地为其服务。两者完全可以“长期共存”。这就是中国具有历史特色的政治术。然而，这种“国家”驾驭“社会”政治术的成功，也是因为“宗族制度”客观情势本身发生了变化。后者在社会生活中凝聚、整合宗族的功能日渐衰退，又没有其他真正的“中间群体”起而代之，“国家”的整合才得以乘间进入，强加控制，一插到底。反之，若干地区人群流动率低，或外来移民在“客居地”自我抱团，宗族制度就不容易被完全消解。此外，一旦国家整合功能弱化，宗族支配基层的现象也可能局部死灰复燃。明代以降，许多地区出现了宗族藕断丝连、功能似有却无的奇特现象，结局虽没有像“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那样惨烈，宗族制度衰变的命运却无可挽回，社会基层与魏晋南北朝以前相比，整体面貌有极大的改观。

　　直至清代，宗族组织及其祠堂、义田、役田、族谱、宗谱等“实体”在各地普遍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功能强弱却很不平衡。华南、徽州、江西等地区，宗族关系发达，宗族活动活跃，引起了学者强烈的研究兴趣。即使在宗族观念日趋淡薄的地区，例如农工商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有学者说“江南无宗族”，在业内立即引起哗然，因为“有宗族”的例证俯拾即是。但改而从形式转到实质的标准去严加考察明清的宗族，在“小江南”地区不难看到种种衰变的史实：

　　（一）联结程度、宗族观念随贫富、贵贱的分化而呈现出松垮与疏离的趋势。贫困家族已无心于此，惟官绅家族仍然在热心操办宗族活动。但一旦门第败落，这一宗族活动也就慢慢地名实不符，甚至连“名”也不复存在。《阅世编》即云：“以予所见，三十余年之间，（宗族门第）废兴显晦，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缙绅之后，长为缙绅之数少，降为编户之数多。”为数可观的文集里虽然保存了不少有名文人为缙绅重建祠堂、重修宗谱所作的“序”、“记”，不失为宗族存在的例证，但细品其味，重修举动更像是在吊唁宗族共存共利关系的衰亡，哀伤溢于言表。

　　（二）在没有其他“中间群体”可以代表的情况下，基层一般民众仍期望得到宗族的保护或救助，一些绅士也知道利用这层关系以博得地方上的名望，谋求获取利益的有利地形。情势变了，乡绅变得越来越现实，与官府的关系，顺从、拉拢者居多，对待族众的爱心不断被稀释，所剩无几。在不利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利用官府意识形态与被咨询的便利，借宗族名义讨价还价，得些优惠，沾点便宜。在不少场合，“宗族”还可能成为绅士相互间争夺利益的工具，时常引发族际矛盾乃至武力冲突。官府时而支持此方，时而支持那方，居高临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种三角式的博弈关系，一般不会涉及大的政策层面（对操作手段则有所周旋，稍有利于这方，就损害另一方，政府的总盘子是不变的），普通民众真正得益者少之又少。典型的例子，一条鞭法实施过程中发生过种种纠纷与争讼，内里便包含着这层复杂的利益博弈信息，很难看到乡绅间达成完全共识。

　　（三）深入到苏松地区基层社会发生的事端，不难发现基于利益分配与争夺方面的矛盾，导致激烈冲突，宗族间人情淡薄，直至撕破温情脉脉的面纱。朱元璋在《大诰续编》中严惩了两个利用收粮的“委托权”盘剥、妄告亲叔与亲舅的正副粮长，称“今粮长张鏐孙等，正告叔，副告母舅，绝灭纲常，彝伦大坏”，“其科（钱粮）也，一斛面粮三斗，一使用粮三斗，一水脚船钱、神福钱一万贯。科已毕矣，各各侵欺入己，复回乡里团局造册，每户复科三斗。朕观如此，若不速治，将不久而民不聊生。朕问间，其叔面奏其侄，弟役身于马驿，盘费不供；父犯事军役云南，终岁不供，存亡不问；骗诈他人之妻回家，宿娼于市肆。朕听是言，呜呼！枭令之刑，宜其然乎”。这还是“小人物”，然显赫缙绅，亦有不少坠入时弊，视宗族为陌路人。著名的“民抄董宦案”，事端起于董氏强抢生员陆某使女引发民愤，怀疑生员范昶演绎《黑白传》坏其名声。范昶被责，含恨而死。范昶之妻龚氏为董其昌妻妹（连襟），儿媳董氏是董其昌族女（叔侄）。范昶八十三岁的老母冯氏依仗这层姻亲关系，携龚氏及三名女仆往董家分辩清白，沿途边哭边骂。董其昌父子知道后，先令奴仆将其乘坐的轿子砸毁，将范家婆媳两人带到家中闭门毒打，后又将冯氏推入沟壑之中，将龚氏衣裳尽数撕破。随从之女仆更是惨遭凌辱，大都被剥裤捣阴。民国初吴梅在为觅得全抄本重印的序中感叹道：“明人一入士版，辄鱼肉乡里，不独华亭为然。书云：世禄之家，鲜克有礼。文敏治家之道诚多可议者矣。昔昌黎送杨少尹云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而明代显宦则以家为官。惟其以家为官而恶遂不可胜书也。”明代缙绅“以家为官”，官绅一体，说得煞根！如果把史料阅读面扩展到民事诉讼案牍，则亲族、宗族间为田产、家产分割兼并而引发官司的真是不胜其多，几为江南“好讼”的主体。由此，我们不免惊讶明清江南的民情许多方面已经到了只重权力金钱、不认亲情人情的地步，这方面倒是颇像现在有些人喜欢说的，进入了“现代性”的“早期”？！学者说的“江南无宗族”，细细辨味，有一定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