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选自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授权发表的新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第三章。文章主要描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的研究，根据对中国政治体制未来走向的看法，作者将这些研究分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个阵营，并分别对这两个阵营的观点进行了阐释。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当前正同时处在收缩和调适的状态中，中国政治制度表现出了巨大的弹性和适应能力。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的演进将走向何方？中国的观察家们所思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当前状况与未来吗？

　　意料之外的是，很少有中国专家尝试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层面的政治变革提供系统性的比较视角，并加以阐释。当今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非常微小的分析单位，缺乏更广阔的视野，也没能产生对中国、中国共产党未来前景的预测。在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似乎就是对越来越小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不过，也有一些中国专家已经尝试着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放进比较的视野中加以研究。

　　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垮台之后，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公开宣称，中国走上相同的道路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脆弱不堪，四面楚歌，正处在溃败的边缘。

　　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没有随着东欧、苏联、蒙古制度的崩溃而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1991年后更是牢固地掌控了权力。这样的预测也就逐渐销声匿迹。直到90年代末期，这样的预言重新出现。一些记者和畅销出版物都在预测和谈论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走向，但是这些讨论基本上都限于中国研究专家的圈子，他们开始探讨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优势和弱点。

　　不论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还是在对中国进行分析的内含方面，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他们之间存在两个明显分裂。第一个分裂是那些关注中国表面形态——它的经济能力、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力上升的外交政策——与那些研究中国国内状况的学者之间的分裂。这两个分析家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分裂变得明显了，前一阵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具有凝聚力、日益强大的国家，它

　　*“Party?State”一词有多种译法，此文我们统一使用“政党—国家”或“政党—国家体制”的译法。——译者注的影响和力量已经扩展到世界舞台。在这些分析家当中，几乎没人认为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将会变得脆弱敏感(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 Shirk]，她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中认为，中国表面上越来越强大，而内部却越来越脆弱)。实际上，对于这个阵营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国牢固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两种论调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戴维·兰普顿用“强大的中国范式”一词取代了“孱弱的中国范式”。

　　第二个明显分裂是在那些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状况的分析家当中产生的。这些分析家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所有人实际上都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受着多重问题和弱点的折磨。所有学者都一致认为存在这些问题：党的合法性降低，党的组织遭到腐蚀，官方指令越来越得不到服从，党的意识形态空洞化，社会道德出现真空，腐败无法遏制，官员热衷于寻租和其他掠夺性行为，等等。

　　正因为如此，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收缩之中。但是，对于收缩的范围和程度，学者之间有很大分歧；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改革尝试在重建党的合法性、支撑党的治理上是否成功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其中一方，我称之为“悲观主义”，认为这些问题都极其严重，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另一方，我给它贴上“乐观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一切问题本质上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制度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努力看成是既能适应所关注的问题，而且在短期到中期(5年到15年)又是成功的。因此，尽管大多数外国分析家在本质上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处于收缩状态，但是对于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以及制度反应的效能却持不同看法。

　　悲观主义

　　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陷入困境，极度危险。不少著名学者持这一观点。

　　例如，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lc Macfarquhar)明白无误地断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脆弱的”，“简而言之，虽然中国经济的进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其政治制度却处在系统性危机中。北京展示给高级访问者的是巨大的实力，但这是一个脆弱的制度”。2006年，麦克法夸尔在国会图书馆与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对话中直白地说：“我所分析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制度在10年内崩溃……中国共产党像个能力超群的消防队，它控制社会活动者，满足它的追随者。通过管理新闻界，它成功地控制了地方的抗议……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这些‘火星’会燎起全国之火……所有能够造成真正的大规模衰落的因素都在这里……问题是扳机会在哪里？”在与黎安友随后的交谈中，麦克法夸尔批评中国共产党是个空心组织：“这个党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一个7000万人的‘扶轮社’，这些人加入进去是因为他们能得到好处。”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未来有着相似的观点。在她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她指出：“中国可能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超级大国，但它又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导致极大危险的恰恰是其内部的脆弱性，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实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中文名鲍瑞嘉。——译者注)认为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与僵硬的、过时的治理体制和政治控制体制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这个制度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已经被冲淡，它在本质上已经不再被25年的市场改革和合乎经济原则的改革所承认；党再也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出鼓舞人心的前景。渐渐地，社会上的许多团体和个人把党视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不相关的和令人厌恶的——能躲就躲，能忍则忍。”

　　这三位知名中国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屈指可数。这种观点也得到很多华裔学者的赞同，裴敏欣是典型代表。但裴敏欣的预测不是政权会垮台，而是长期停滞。只有章家敦和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分别预测到政权崩溃与民主突破。

　　在出版界的“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两种观点争锋的当头，章家敦耸人听闻的研究著作《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假设了一场剧变。就在其他研究关注于中国向外扩张和对外侵略的可能性时，章家敦关注的是中国内部爆裂的可能性。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的“分裂”的迹象随处可见，共产党被推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预想的似乎是以革命方式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而非等它逐渐死亡)。

　　章家敦的预测遭到许多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嘲笑。2006年，也就是该书出版5年之后，他试图为之前关于到2010年中国共产党会垮台的预测做辩护。他开始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中期评估：

　　在《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一书中，我预测了中国共产党将在2010年底垮台，我们正在半路上……这个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究竟是不是正在走向垮台呢？看起来当然不是。相反，中国强大的一党制国家是个奇迹、引人注目……通过在国家序列中一步步地向上攀升，中国正在改变我们对政治治理的认识。

　　在这个转向之后，章家敦仍然继续为他最初的分析和预测进行辩护，他拿出了一个困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问题清单：社会不平等明显加剧，群体性事件增加。但奇怪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却绝口不提——这可是他早期批判的核心——而是特别转向了政治领域和中国共产党。他对党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可怕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已经无力重新焕发活力。它曾经年轻、富有活力，但是，群众的普遍觉醒、不时发生的危机以及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衰弱效力，都在侵蚀着共产党。这个党或许很庞大，但是它腐败、遭人咒骂，经常发挥不了作用。它在一些地区几乎停止发挥作用，正在被某些家族和团伙所取代。

　　章家敦在他的中期评估中得出结论说，社会经济变革正在削弱政党—国家的管理能力：“不要认为中国人会让国家干部来控制转型的步伐。北京的官员曾一度领导改革，但现在他们在奋力追赶……政府实力越来越下降，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疏远，会导致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几年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总之，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不管是不是宪政政府，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都难以驾驭。”

　　在预测中国共产党消亡和中国最终进行民主化方面，并不只有章家敦一个，还有许多著名的中国史学家。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在演讲中和美国报纸的时评版上都发表这样的预测言论。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寻找着中国共产党陷入“合法性危机”的迹象，也在寻找着与帝国王朝和国民党政权衰亡相似的国家权力衰落的迹象。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一直在追寻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种子，长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实行民主化。2006年，她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布鲁斯·吉雷写了一本著作专门论述“民主突破”将降临中国，以及2005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后阶段的开始之年。他预测，随着社会“破裂和运动”，当某一精英集团选择了民主方向，革命就将从上层开始。

　　英国记者兼作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其发人深省的著作中，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描绘为结构上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列宁主义的法团主义”。他写道：“它(中国)无力抛弃政党—国家体制和列宁主义的法团主义而成为一个接受宪法约束的官僚政党制度——但是，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它如何发生将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他又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需要为它的控制提供正当性的证明，不论是对村镇选举还是对媒体都是如此。在它生死存亡之间，所有的立脚点都在于它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和对军队警察的控制能力。但是在实现长期统治的过程中，尤其是当经济受到‘政治烂尾楼’的脆弱性所侵扰时，这些立脚点都是靠不住的。”

　　诺丁汉大学的华裔学者郑永年认为，政权的更迭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威权主义制度实现了民主化。中国会与这个趋势相悖而成为一个特例吗？可以肯定的是，政权更迭的力量已经存在。所有这些力量汇合在一起，可能给中国带来某种意义深远的制度。”但是与吉雷及其他人不同，郑永年并不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会很快到来。郑永年假定了政权更迭的四个路径：

　　借助外部力量(不可能)；

　　上层的崩溃(不太可能)；

　　下层的革命(可能)；

　　渐进的政治自由化(很有可能)。

　　郑永年并没有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政治自由化制定一个时间框架，而是指出，各种不稳定因素可能会促成下层过早地发生革命。但是他似乎也相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这两种力量将会使制度从内部发生变革。

　　其他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处在即将崩溃的危险中，但是却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这种观点最有权威的倡导者是裴敏欣。

　　裴敏欣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许多现象和统计进行了分类和辨别，在他看来，这些现象和数字都意味着“国家的无能”。他认为，除非在较短的时期内进行严肃的政治改革，改变这些现象，否则中国强大的经济增长将会停滞，政权的统治能力也会随之下降。他把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要问题分成三类：

　　1?党的组织渗透能力下降；

　　2?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吸引力受到侵蚀；

　　3?党内纪律遭到破坏。

　　裴敏欣还认为，腐败和庇护体系是长期困扰着中国共产党的痼疾。他明确地警告说：“在许多关键领域，中国混合的新威权主义秩序展示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政治停滞与苏哈托时代印尼权贵资本主义的病症。”他认为这些病症——例如无处不在的腐败、地方官场的勾结、精英的犬儒主义和群众的觉醒——都是治理能力弱化的典型症状。

　　在2002年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危机》的演讲中，裴敏欣也说到：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支持基础实际上已经遭到侵蚀，现在它是一个以精英为基础的党。它正经受严重的认同危机，没有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导致了人民群众对于统治精英的普遍嘲讽和幻想破灭。社会上责任丧失，腐败蔓延，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中国共产党正在发生政治溃烂。它的威信遭到破坏，影响到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经济增长与政府效力下降并行。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只会加深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疏远。而且，社会的其他呼声和社会冤情缺乏制度性、规范性的机制来表达。这些都是共产党体制发生崩溃的原因。

　　2006年，裴敏欣写成了一本大部头著作《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阐述了这些观点。在这本精深详细的著作中，他对困扰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弊端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剖析。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的分权化掠夺”和“国家的无能”——因此在中国改革中产生了一个“陷入困境的转型”。“陷入困境”就是政治改革没有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从而拖了发展的后腿。此外，他还指出，政党—国家体制变成了掠夺性的——它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是掠夺社会。他恰当地指出，政治没有进行改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精英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权力而作出的决定。在1989年后真正的政治改革遭到抵制的时候，在底层和整个体制中，政党—国家都患上了各种各样的癌症。在他看来，正是在政治改革的这种真空中出现了“分权化掠夺”或称为“掠夺性独裁体制”。

　　裴敏欣描绘了一幅毫无希望的图景。与章家敦不同，裴敏欣不认为崩溃和大动荡即将到来。但他仍然认为，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政党—国家体制具有走向毁灭的可能。他认为，“陷入困境的转型”最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停滞”。他认为，尽管体制解体和政权崩溃是有可能的，但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出现，而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倒是有可能发生。他不赞成另一种可能：在没有进行民主化和实行政治自由化改革的情况下，政党—国家体制能够实现成功的调整和自我重造。最后，他预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会长期停滞。

　　裴敏欣分析的实质——掠夺中的停滞——是一种独特的分析，其他分析家并不这样认为(见下文“乐观主义”)。实际上，尽管大多数分析家也意识到裴敏欣所指出的某种掠夺特性，但是，他对这个因素的强调似乎有些过头。当经济处在当前这样的高增长势头时，他的停滞论就很难让人同意。此外，尽管中国政府在某些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是中国政府远比他评判的有效率得多，也比其他亚洲、中东、拉美、甚至一些发达国家更有效。

　　裴敏欣对于中国政府缺乏能力的分析得到了许多华裔学者的共鸣，例如王绍光、陈安、何清涟。香港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吴弘达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也表示悲观，他的分析也有许多方面和裴敏欣及其他华裔学者相一致。或许他们停留海外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情绪，很明显，这些移居海外的人都不看好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未来。尽管他们的分析各自指向了不同的因素，例如社会阶层分化，政府财政基础薄弱，但是似乎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当前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使政党—国家体制积累越来越多的危机。无论是哪些领导人，他们试图扭转收缩和加强政权执政能力的政治改革，都被这些分析家认为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

　　乐观主义

　　另一群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全部就职于美国的各所大学，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未来以及应对新挑战的能力感到乐观。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完成了一部出色的、翔实的研究，探讨了不同的经济改革促使了不同的治理改革，从而加强了政党—国家体制；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写了大量文章来探讨代际变化、领导更替的积极效果以及新一代领导进步的社会政策(“新政”)。

　　其他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专家谨慎地对待政权控制的衰弱化、政权崩溃的可能性以及系统性政治变革的可能性等方面的证据。在2001年我所编辑的一部题为《中国不稳定吗？》的书中，论文作者们总结认为，即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问题的迹象，政权也不一定就必然处在危险当中。当时这部文集的作者们认为，中国处在一种“稳定的不安宁”状态中，这种状态会长期持续。社会中的骚动和不满的爆发大多是指向具体地区具体方面的具体怨恨，基本上并不指向政党—国家体制本身。而且，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社会骚动，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也就是，在这些骚动的“节点”或者说小块地区的骚动之间并没有“联系网”。这部文集的作者们都认为，政党—国家体制在许多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不仅存在苏联和东欧曾经存在的许多因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存在许多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不存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已经而且能够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发挥缓冲作用，它们包括：经济和富裕程度日益增长，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加强，多民族社会基本融合，政治领导层稳定，领导人更替得到恰当处理，政权对军队和国防安全的控制强大有力。

　　许多观察家强调中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同，认为中国更像是遵循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路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而不是遵循苏联或东欧的模式。台湾民主化研究高级专家朱云汉认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蒋经国治下的国民党之间存在相当多的政治趋同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专家们合力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强弱力量“资产负债表”的综合性评估，他们评估的结果是这个制度的强大远超过其脆弱之处。

　　许多人认为，中国列宁主义制度依然强大，而且它正在进行“重新制度化”。黎安友对这种论断的描述与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和黄靖相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种观点最初是由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提出的，他用了几年时间跟踪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内讨论。2003年初，傅士卓指出，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的政治计划。这些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特点。尽管这种政治制度化在80年代邓小平的支持下产生，但是90年代江泽民和胡锦涛所进行的使党的执政重新制度化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傅士卓在进行了最初的观察后，又用了4年多的时间继续跟踪这些变化，他指出，这些改革也是要“建立使政府满足地方社会需要的机制，而不是要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尽管他认为改革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他对这些改革的长期前景有所保留，认为这种二元性“不一定可持续，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的”。最后他总结道：“不论更好还是更糟，这种结合在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

鲍瑞嘉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政治研究权威，关于中国共产党重新制度化的评价他表示有所保留。他说：“在短期内，协商式的列宁主义——被活跃的经济增长所促进——在争议中延长了中国威权主义制度的寿命。”但是从长期看，他认为，“中国尚未建成的列宁主义来日不多”。他认为，党内引入的协商机制在党处理社会问题时，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是他“悲观冲动”的来源。他认为协商机制的无效恰恰是因为它们只是列宁主义的战术策略，而没有真心尝试建立满足群众需求的机制。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也做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细致研究。他在《中国与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调适性》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和台湾的国民党)放在比较的背景中。这种富有见解的研究综合了以前关于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许多文献，尤其是将亨廷顿关于一党制体制演进的三段论——转型、巩固、适应——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和台湾的国民党)。迪克森发现，中国共产党非常符合亨廷顿所说的“适应”阶段。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所以前者不会走后者的民主化道路。

　　在最近的著述中，迪克森延续了其1997年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方面所做的努力。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倡议，这一尝试和新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被称为“三个代表”的新政策由江泽民和党的理论宣传者提出，试图转变党员的组成——因而改变党本身——从传统的工农联盟基础到代表社会和经济“先进”方面的广泛基础。这个创新与东亚其他执政党转型有关。但是，迪克森的分析显示，吸收企业家阶层入党早在江泽民2001年发表态度鲜明的讲话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像中国其他政策创新一样，在称为国家政策之前，领导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试验。实际上，这项政策早在8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只是在1989年8月暂时停止。

　　这种创新显然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自身而进行的“调适”努力。迪克森的早期著作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调适能力。但在这部研究著作中，尽管他还不能预测这种创新就能使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他似乎认为这确实是实用的、适合的措施。尽管最终决定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的是比党员组成因素更多的变数，但是他发现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他进一步论述到，企业家愿意加入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只有当他们被“嵌入”政党—国家中而不是与之分离时，他们才会感到安全。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迪克森对中国共产党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情况做了全方位调查，他发现了这一战略得以成功的事实证据——与2001年江泽民提出倡议后最初企业家对入党犹豫不决相反的证据。迪克森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吸收”战略正在发挥作用。

　　这种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全新的尝试，而对于其他共产党并不新鲜。一些东欧的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采纳过这样的政策，甚至赫鲁晓夫都说过要将苏联共产党改造成“全民党”。用肯尼斯·乔伊特(Kenneth Jowitt)的话说，这种“包容主义”策略是一种政治上的精明，因为如果这些先进的阶级没有被纳入到政党—国家体制中，它们极有可能成为体制外反对派的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既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适应策略，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蔡欣怡(Kellee Tsai)在《没有民主化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同意迪克森的结论，认为私人企业家和新型中产阶级并不会要求政权更迭。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重建、维持执政地位的“适用的非正式机制”的变体。

　　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另一项创新是党内精英和领导层的更替，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描述。正如墨宁(Melanie Manion)所描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退休机制，在2002年10月召开的十六大上达到顶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高层领导进行了大范围的变动)。紧接着2003年全国人大也进行了相同的程序。这两次有关权力交接的会议共同把所谓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送上前台。虽然这些官员大多仍是理工专业的“技术官僚”，但其他专业背景的人数也明显多了。2002—2003年进行的干部更替在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和政治体制中是史无前例的。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共产党领导层的所有大规模干部更替无不经历大清洗的过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有一半以上职位换了人。政府和军队系统的领导层也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动。在共产主义体制证明了它无力进行如此和平而系统的权力继承后，中国的例子值得一提。

　　还有一些观察家，例如爱丽丝·米勒，认为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规则和规范的稳步“制度化”。在2003年《民主杂志》专刊发表的文章中，黎安友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制度化”：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表达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不过，他很快补充说：“这个政权仍然面临着大量关系其生死存亡的挑战。”他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统治集团不同，新一届的中国领导层并不觉得他们处在历史的终结中。”他认为，中国仅仅是从集权主义转向了威权主义，“发展”取代了“乌托邦”(他援引了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洛文塔尔提出的理论)，他预测这一阶段将长期持续。他估计这个威权主义制度“越发稳定”，尽管他不排除最终发生“民主突破”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黎安友修正了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改革的悲观看法和批判性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某种制度改革——全面地使政权得以稳固和加强，他恰当地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他把这些改革划分为四个方面：权力交接过程，干部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以及拓宽大众参与和诉求渠道。

　　在同一期《民主杂志》中，迪克森似乎和黎安友有相同的感觉，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应付过去”。但是迪克森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表达了他的怀疑，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任何列宁主义的政党——不能容忍自然形成的公民社会(与指派的和受到控制的社会集团不同)以及有组织的社会利益聚合。迪克森直觉认为，列宁主义的政党本质上不能容忍、也不能将权力拱手让给自治的社会团体。但是迪克森的网络分析又是以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社团主义与怀柔”这一组合战略为基础的，这一组合战略是对“有限适应战略”的补充(对现在而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是这样设计的：“接受经济维度，压制政治维度，避免经济和技术精英倒向对立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某种政治改革，目的是要加强国家而非民主式的有效管理能力。它运用多种措施以获取民众的支持、解决地方抗议，并将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吸收进政治体制中。同时，它也强有力地压制了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压制了对它在政治权力和组织上的权力的挑战。结果是，民意出乎意料地感到满意：尽管很多人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却对未来充满乐观。这可不是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兆。中国领导人确实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由于并不存在那种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爆发，对当前制度也就不会存在那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与公共舆论所描绘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巨大冲突不同，传闻报道和评论性研究显示，民众对于现行政治体制和改革进程的支持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与之相似的是，民主并不适合中国，最起码在当前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不适合，这一观点被广为接受。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去怀疑它。只有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快速的、直接的民主不仅在制度内遭到反对，而且也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反对……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受到民主化的强大社会压力。由于缺乏另一种可选择的既好又适当的政治体制，这种状态在近期似乎还是保持得住的……要求更好的治理而非民主化可能更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因此，像黎安友和迪克森这样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并调整适应它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我也认同这种观点。丹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专家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也赞同这种观点。在2006年与郑永年的讨论中，柏思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重建和复兴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党及其治理机构比后毛泽东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显出更高的治理质量，在技术操作上更有能力。苏联崩溃的教训似乎已经被吸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苏联教训的反馈就是在草根阶层推进渐进改革，同时在更高层面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结果是创造了一种以“威权主义恢复力”为特征的权力体制。柏思德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它有能力牢固地控制住中国当前的体制”。

　　这些观察家并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问题，但是他们把这个体制看成是团结一致的而非崩溃的，国家政权成功地适应了新情况。

　　中间立场？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脆弱的体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来扭转衰退的趋势，需要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权力，但是他们之间的观点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尤其是在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以及近年的政治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些问题上(一些悲观主义者会认为根本就没有政治改革)。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脆弱性表现在管理能力上，政党—国家体制会不断改造自身，加强统治。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政党—国家体制将彻底失控，除非能够采取以下这些适应措施：

　　改善公共治理，对社会需求更加敏感积极；

　　搞活地方层面的党政机关；

　　党务和政务透明化、法制化；

　　减少腐败，大规模提高干部素质；

　　明晰财产权；

　　寻找某种具有凝聚力和说服力的理论，取代当前遭到怀疑的官方意识形态。

　　悲观主义者认为，只有采取以上这些措施，腐化变质的国家才能继续存在。他们的著作描绘了一种对僵化的政党—国家体制的直接感受。许多悲观主义者的分析都是含蓄的、不言明的，只有章家敦和布鲁斯·吉雷直言不讳地预测了中国共产党即将到来的终结。研究民主转型的专家拉瑞·戴蒙德(Larry Diamond)2006年甚至预测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案例：“10年之内，中国将会一直保持威权主义体制，如果它不能实施更广泛的自由化，它就是一种处在严重危机状态下的体制。中国不可能维持一种完全封闭的政治垄断并同时保持稳定。一些事情会起到推动作用。它或许不是10年之内的事，但我非常确定它将在25年内发生，或许只是10到15年。”

　　然而，我想提醒悲观主义者，衰退是“一种逐步的状态”，是经过长时间才会达到危机的状态，明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退化的步伐是不断变化的，就像是慢性病的发作，积极治疗可以让他们延长生命，甚至有时候病症还会得到缓解，得以康复。

　　因此，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收缩界定为一个渐进的衰落过程，而非如苏联、东欧和蒙古那样是一个零和爆裂过程。按照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所描述的“构造”，回想一下，许多外国专家都清楚看到了这些共产主义体制最后的征兆。然而，中国研究领域就像地震学一样，还没有能力准确预测“地质构造”何时、如何以诸如大爆炸和制度变革的形式发生变化。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实施改革，也没有蓝图、路线图或者先例来指导。鲍瑞嘉恰当地指出：“关于列宁主义体制的成功转型，没有先例可言，更不用说相关的文献了。所以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是自成一格的领域。威权主义体制转型的先例不足以有效地解释或预测中国共产党的演变。”

　　如此看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未知领域。对它的研究认为，它同时处在收缩与调适的状态中。调适可以使得收缩过程保持稳定，甚至可以使收缩过程发生逆转。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近些年一直处在逐步的收缩中，但是自1978年后它一直在进行调整和适应(包括1989—1992年的间隙)。在这段时期，为了延缓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它采纳了各种保护性措施——压制，适应，吸收，允许多元趋势，但是，所有措施都只是策略而已，是用来应付那些本质上固有的、系统的积习成癖的状况的。

　　并不是所有威权主义体制都要经历内外的爆炸。相反，一些体制疲于应付，而另一些(就像中国)则试图主动地应对挑战和变革，有一些接受整个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一旦威权主义制度控制了所有强制手段，它都能够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住权力。世界上到处都是这种从未经历过“民主突破”的政权的案例(除非这个政权被外国势力捣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