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为在网上把她写的关于刘道玉校长的文章发给我后，我就突然有了要写一篇东西来回应她一下的冲动。严格的讲，李为的文章整体文风比较阴柔，是女性的风格，但她用的标题却深深打动了我，“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的词，非常贴切，非常传神地道出了刘校长的为人风格和生平处境。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我特别喜欢苏轼，特别喜欢他的词，特别喜欢这首《定风波》。

　　记得我重获自由后不久，一位老朋友专程从上海飞赴武汉来看我，酒酣耳热之际，他一定要我送本书给他作纪念。我手头仅有的那本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我的演讲集《人与资本》，他坚持一定要我写个字在上面，我提起笔，毫不犹豫的在扉页写下了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个可爱可敬的苏东坡，就凭这首词而鲜活起来。他是一个旷世才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把中国诗词歌赋推向了顶峰的人才；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历经千年无人超越。他又是如此多灾多难，一生中流放，坐牢，罢官与他如影随形。令人敬佩的是，面对挫折打击，他又是如此的达观，如此的超越，如此的洒脱。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阳却照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作为文学家，作为诗人，他把文学作品所推向的难以企及的高度，更在于他在坎坷和挫折面前始终能保持的一种遇禍不惊，笑对苍茫的高尚人格和良好心态！

　　写文章的更大冲动来自于刘道玉先生的北京之行。

　　九月二十四日，刘先生为其新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专程赴京，二十五日在泰康大厦十一层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武大北京校友会主办了这次活动。武大校友来了一百多人，许多人甚至是从郑州，上海，沈阳专程赶来的。尽管会议的组织者一再告诫会议室可能不够用，不要带更多人，但许多人仍源源不断闻讯前来，主办者只好在会议室外的走廊上再摆上几十把折叠椅。我利用自己上午和刘道玉校长去拜访经济学界泰斗于光远先生的机会，打电通知了好友姚国华。姚虽不是武大校友，他毕业于兰州大学，现在华工任教哲学，但他也是刘校长的多年好友。

　　会议是热烈的，许多人争先恐后的发言，精彩异常。《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俞杉在麦克风前激动的流下了热泪。大家在回忆，回忆那个美好的年代，一个美好的校园，一个美好的校长。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又看到了珞珈山，樱花大道，在我们眼前晃动着“路石校长”那挺拔，潇洒的身影，一幅幅令人激动的画面…。

　　整个会议我没有发言，尽管李为不断地在我身边鼓捣，我还是选择了沉默。现在的我，更倾向做一个安静的听众，更喜欢观察，喜欢思考。

　　对那天的座谈会，我事后的评论是，情感多于理性。

　　座谈会的热烈，实际折射了大家的思想定格在那个年代，定格在对那个年代的美好追忆。那是八十年代之初，经过了十年动乱，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是一个少有的积极向上，政治清明的年代；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重新在人们心中燃起神圣之火，读书有用了！读书可以报国！一代青年学子心中充满激情，一股民族正气在上升，……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美丽的校园，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在青年大学生纯洁的心中被定格为一个浪漫的情结，这就是“武大情结”

　　但是，我感到大家在热烈追忆的同时，忽略了对刘道玉这个历史人物的理性分析。

　　对于武汉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刘道玉先生都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个年代，他是一个时代的英雄。这个符号背后包含了许多太深刻的内涵。对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不仅仅需要对他的安慰和赞扬，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条分缕析。

　　就这个主题，我和姚国华通了几次长长的电话，他后来发给我的邮件中说：“我要说的是，道玉先生的悲剧，决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的影响着一，两代人的悲剧”，姚国华是很有见解的。

　　刘道玉是一个多棱面的历史人物，作为武大校长的刘道玉；作为教育家的刘道玉；作为改革者的刘道玉；乃至作为学者，作为化学教授的刘道玉……，我感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写他，都是有很多素材，都会很饱满，很高大；但我也感到，在这些角色的背后，刘道玉还有一个更综合更抽象的形象，一个从人格精神角度去把握的形象，一个其他人尚未去描写，去触及的形象，那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刘道玉。

　　什么叫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界定一个定义。

　　翻阅书籍，去电脑上搜索，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谓浩如烟海，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概念，必须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  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的声音；

　　第二，  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他们不依附，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表达，正如路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

　　第三，  知识分子不盲从，他们是真理和权威的挑战者。正是知识分子阶层对所谓“真理”和“权威”的不断挑战，才使社会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自我革新。

　　这些定义当然有待讨论，但我的这些定义仅仅是作为一种铺垫，一种对刘道玉先生描述和把握的铺垫。

　　刘校长离京后，我把他的送的书认真的读了一遍，有几个情节印象极深，其中一个是“生不愿封万户候”。讲到他作为国家教委领导候选人，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作为武汉市市长候选人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有些事也不乏传言，但是在任武汉市长这一事中，中央书记处是已经有定案，派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陈柏村前来征求意见的。但他竟然“上访要求不当市长”；在北戴河，李铁映接见，承诺其担任国务院领导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小组的负责人等…，亦被其婉拒。

　　为什么不愿当官？这是许多人对刘先生的一个疑问。

　　他回答了两条，一是自己的禀性不适合做官，自己的风格是“思若大海，行为天马”，“不违心，不惟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二是他认为做官与做学是两个不同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认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他的目的是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不遗余力的钻营，不惜一切代价去“买官”，去“跑官要官”，去蝇蝇苟且的人相比，刘校长是个“异类”，但是，正是这种异类的性格，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独立性，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

　　在中国，知识分子谋官容易，知识分子独立最难！

　　自汉以来，儒家学术被定为一尊，世代的读书人都深受其影响。然而正如福泽渝吉所批判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事君”，事君就是要当官；读书――入仕――实现抱负，是文人的三步曲；自明以降，由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读书人更关注社会，这虽然比过去那种一心读经的腐儒有进步，但其过度发展也更加重了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政治的依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毛病也在此，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如不能立即实现就心绪不宁，坐卧不安，要实现天下己任就要为官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获得当朝欣赏者，则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预示着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如得不到当朝欣赏，得不到皇上的肯定和重用，不能为官，则惶惶不可终日，焦虑不安。

　　李泽厚呼吁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理性”和追求“自由主义”，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本能的在政权之间选择和归附，急于效力，自觉不自觉的卷入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很难冷静地超脱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日本学者福泽渝吉在明治维新前后，始终保持一种冷静的气质和稳定的心态，既不遵从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维新政权。正是这种超然独立立场，使他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时避免了被大众思潮和时尚的影响，真正为国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成为在民族转折的重要时刻清醒的指路人。

　　知识分子很难保持独立，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专制主义，总是在夸大一种对立，一种冲突，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状态，非好即坏，非正确即错误，非进步即反动，互相威胁，非此即彼。这种逼仄的精神空间，使得知识分子总是要被迫面临一种选择，这就很难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和一个更超然的立场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内部和自身的原因上分析，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事君”的鼓舞，以致 “太激进，太焦虑”，急于实践自己的理想。

　　刘校长不愿意当官，不是不愿做事，相反，他是要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办教育。武大校长的位置，就是他办教育这件大事的最好舞台。他说过，之所以不愿进京，不愿当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大的吸引，他舍不得离开武大这个舞台。

　　也有人反问：既然你不想当官，为什么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校长？

　　他回答是：校长不是官。如果认为校长是官，那也是个“学术官”；另外，看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来做，也可以把它用来干事业。

　　我想，刘校长是深谙究竟怎样去当一个校长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在事实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文化，这种时刻，最需要知识分子的远见，最需要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来发言。而这个时候的大学，应当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的最好舞台。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大学校长，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成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指路人。比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德国在复兴前夜的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庆应大学校长福泽渝吉；以色列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希伯箂大学校长魏茨曼…。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以大学为核心的，而大学校长，则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我想，刘校长是很懂这一点的。在他任上的武汉大学，实际上是承担了自由思想交流的舞台，从以后对他的批判中可以反证这一点。有人攻击，说武汉大学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摇篮”。在他被免职以后，他在88年10月26号写给李为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再复出，是因为环境，年龄以及个人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是的，我并不为年过半百自忧，壮心尚存，但我不想把精力耗尽在无端的摩擦中去，我愿献给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

　　刘道玉能否成为费希特？能否成为福泽渝吉？今天来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没有一所完整文化意义上的大学，一所独立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表达的大学，没有一个以这所大学为核心的文化中心，几乎只有失败一途。

　　我想，如果我们保持了在打到四人帮以后那段清明的政治，如果我们保持了八十年代中国人心中的激情，如果我们保持了大学高考制度恢复而振奋起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能让大学自由的表达，而不是整天神经衰弱的“反自由化”，如果……，如果….., 那么，刘道玉，或者张道玉，李道玉的确有可能成为费希特，成为福泽渝吉，成为又一个蔡元培的。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就姚国华所说的“悲剧”的含义。他在后来发给我的邮件当中悲愤的说：

　　“这是在中国，在一个只顾经济建设的中国，一个以跟踪别国为发展之路的中国，一个由一帮愚昧的，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主导的中国，一个以GDP为转移的中国，一个居然想的出以大学产业化来拉动GDP成长这样荒诞主意的中国。

　　“在这里，人是不需要拥有自己大脑的，大学仅仅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学独立的思想和创造力，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还构成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这样，大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我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社会的“泛行政化”，大学正在日渐退化，退化成一个部门，一个社会单元，甚至退化成一个挂着“副部级”或“正局级”牌子的文化行政衙门。

　　座谈会后，我把刘道玉先生请到我家住了一晚。在北京西郊，一个绿树环绕，“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所在，我们进行了长谈。

　　他告诉我一件往事，1985年武汉大学为土地问题和临近一所大学产生纠纷，被人状告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协调。因为省委书记最宠幸的秘书毕业于那一所学校，估计在人前人后说了许多闲话，刘道玉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先是开会并没有在前一天通知他，所以他按照原计划去同济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武大老教授，待他匆匆赶到会场，已是姗姗来迟，封疆大吏脸色自然不好看。

　　会议中，刘校长对对方的指责据理力争，省委书记大为不悦，批评他“以势压人”。刘说：XX同志，你用词概念欠妥，武大是一所大学，XX大学也是一所大学，我们是平等讨论问题，何来压人之势？把书记呛的哑口无言。

　　最后这位书记说，省委决定把这块有争议的土地收归政府管辖，刘大声抗议：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拨土地给大学办教育，哪有政府从学校收回土地之事？！如果是你个人的意见，我表示反对，如果是省委的决定，我恳请省委慎重决策，真要出此下策，我决不执行！说罢，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八八年刘校长被突然罢免以后，还是这位书记托人带信，表示很希望和刘见一面，在他的办公室好好谈谈。刘转告说，我现在已是一介平民，无事可谈，如果真的要谈，请XX同志步行到武大来，我愿意见他，他如果坐车来，我不见！

　　道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强权面前，在达官贵人面前，总是一副傲骨，一副知识分子的傲骨。一副很让人不舒服的傲骨。

　　写到这儿，也该搁笔了。浏览新闻，突然发现网上一则出自燕赵都市报的文章，标题是《是什么在拖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文章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46位下降到49位，而且是连续3年下降。

　　为何逐年下滑？文章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环境的缺乏。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体制性的压抑所致。

　　由此我想到刘校长的教育思想，他从80年代初起，就呼吁大学应当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放在首位，以后又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他在武大任校长期间，为了实施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提出培养大学生的金牌精神，营造民主、自由、开拓、创新的学习研究风气，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想，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