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传统中国海上扩张的基调

    “中国的海上扩张”以往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话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内向的大陆国家，在海外的扩张似乎是英国之类的海洋国家才具备的一项特征。在历史上，海洋首先召唤着一种进取和开拓的精神，它是对外的：如果仅仅固守海岸，你所看的世界是封闭和有限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们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如果你是一个航海民族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开拓进取的方向。

    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人，那么，传统上一直都认为中国的国家性格中首要的价值观就是要实现“自给自足”——现在看来这似乎意味着自我封闭，但在古代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自给自足”却被视为一种美德，人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有缺陷的生存状况。例如日本的江户时代执行锁国政策，但日本人对这些限制条件并无不满，人们觉得只要自己安分守己，日本就能够有足够的财富。去年金融危机时许多日本人甚至涌起一种怀旧情绪，觉得明治维新后日本被迫要到世界上去讨生活，原先的平静生活反倒恬静如桃花源一般。“封闭”和“开放”，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常常并非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但当时未必如此，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社会经济的弊病不在于财富不足，而在于分配不公。

    因此，在讨论中国的海上扩张时，首先必须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它的这么做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经常写的“西域”、“南海”，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在两汉时代，中国差不多已经挺进到中国现有的海岸线了，基本挺进到底了，除了海南岛和福建沿海还有待加强实际控制。可以这么说：两汉时中国的海洋疆界就已达到相当稳定的状态，此后就几乎没有再往前迈出过，唯一的例外就是清朝前期收复台湾。

    那么，造成这种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这涉及到国家的扩张成本。有一本书名为The Size of Nations，大致可译为《国家的规模》，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多大才算刚刚好？它的疆域面积在多大时，对它的统治、人民和财富而言才是最优化的？当然这里推导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国家规模看作一个经济学模型，在把地形等不规则因素抹掉、把人口、经济等参数输入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得出结论：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大小是刚好的。技术条件不具备时，太大的国家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地方不容易统一，控制和维护的成本很高。

确实，这是历史上一个常见的难题：当一个大国对外输出力量时，过分的扩张会面临收益递减，带来许多现实问题。中国到两汉之后疆域相对稳定，也是因为再对外扩张的话，扩张成本将大大上升。帝国还能扩张的空间都是诸如沙漠、高寒地带、冻土带、雪山、海外岛屿这一类难以利用的土地形式，这些地方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扩张成本极高，而收益却低得不成比例。所以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说，一统天下的国家将获得永久和平：“只要是无所不有，贪欲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对象消失了，欲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就无所不有，因为他的权限是以海洋为界；其他王国都以邻国为界，就谈不上这一点。”他这里所描述的，恐怕就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梦寐以求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在疆界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的永久和平。

此外，海外军事远征的成果也很不容易维持。唐朝时苏定方率领大军渡海作战，灭掉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但却缺乏保有这类海外领土的技术条件，几十年后还是落入新罗之手。中国自古就有所谓“远交进攻”的策略：你出师远道征服异国，结果到最后维持不了，这还不如就近攻占可确保持续占领的小块领地。因此越界耗费人力物力，攻占不易维持的领土是愚蠢的，即便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不合算的。

可以这么说，一个帝国的扩张取决于几个因素：可动员的人力财力资源、克服自然条件的能力（例如长期控制一块沙漠就很难）、技术手段（如果你没有强大海军，就无法进行海外扩张）、还有遭遇到的抵抗程度、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简要地讲，就是扩张成本及国家的承受能力。不难理解，当抵达其自然疆界之后，国家的扩张成本就随之上升，收益则相对下降——向海外扩张也是这样一种情况。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英美应满足于成为“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即身处安全的海岛环境，制衡崛起的大陆霸权。理由是任何时代中，跨越大片水域投送兵力都是极为困难的。这一点在讨论中国海上霸权时也是值得参见的。

中国周边的海域都是开放性海域，风浪较大，这也提高了跨海投放兵力的难度。古代早期的航海船只通常是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水手们如果在视野里看不到陆地就会很恐慌。在没有指南针的时代，远离海岸的航行常常变成无目的的漂流，很难抵达目的地。但指南针和三角帆的发明大大改善了航海条件，配备三角帆的船只不管顺风逆风都能继续航行，从而相应减少了风险，中国古代之所以能长期掌控东亚的制海权，与这些航海技术的发达有很大关系。从唐朝开始，很多来华从事海洋贸易和朝贡的外国人，乘坐的常常是中国船只，因为它们安全性更好。

技术是扩张的条件，更重要的则是背后的动力。中国古代对边疆政治有一种“弹性边界”的理念——现代社会的国家边界都是非常“硬性”的，边界被认为是两个国家面与面的接触中产生的一种无宽度的长。但古代国家的边界并非如此，它可能是一片无人区，是一个双方势力都在此消失的地带，而且这一边疆是随着政治力量的收缩而进行弹性调整的。例如明朝海防力量较弱时，就把浙江舟山、玉环等岛屿的居民内撤，把这些认为是无法防守的岛屿全部放弃。东汉时甚至一度将海南岛也放弃，几百年后才重新在海南岛设置州郡。这种边界观念没有把领土看作是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必须要守住的硬边界，而根据政治力量的起伏伸缩来决定控制还是放弃。

决定向海外扩张，不仅受技术条件限制（我能这么做），更要受内在动力的驱使（我想要这么做）。既然跨越大片水域的扩张那么艰难，那么我们就得了解这么做背后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首先一点是它所带来的威望。威望是许多统治者所需要的一种社会声望价值。忽必烈征讨日本和爪哇的原因，并不是觉得这两个地方特别有价值，只是觉得自己一统天下后，这两个地方还没有臣服，征服它们将更加有助于他的政治声望。有一本研究美国街头黑帮的社会学著作《街角社会》，其中概括街头社会首领的心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领袖在群体之外的声誉也往往有助于他在群体内的地位”，帝王征服了海外异国，将大大有助于他在国内的声望；“而他在群体内的地位又有助于他在外人中的声望”，同理，如果他对中国统治得非常好，那么这些海外蛮夷也会近悦远来，通过朝贡承认他是抚有四海的天子。

某些海外扩张的背后动机恐怕就在于此。牟复礼曾说，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一支伟大的舰队下西洋，但他既没有建立一个海外帝国，也没有将这支海军运用于国际国内的实际事务上面。我个人对此的理解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恰恰本来就不在实际事务层面，而不如说着意的是政治声望问题。他对那些贡品，在意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价值，而是其代表的社会声望和内在满足感。前现代的中国政治中，海外贸易的意义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很不一样。它并非纯粹的物品交换这种经济领域的意味，而是那些海外珍品能增进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声望。此外，古代帝王的这类海外远征或展示，实际上是一种消耗，如果从经济角度衡量，其收益是不足以抵消开支的——它不是那种自负盈亏的公司经营行为。像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说实话，当时只有官方才可以组织，民间是无法想象的，也完全经受不起这样的消耗。

统治者对海外兴趣的另一个驱动则是“求仙”活动。设想一下，连秦始皇这样精明强干的帝王，居然会轻信徐福的话，派五百童男童女随他去海外求神仙。正是这个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秦汉、隋唐等历代统治者派人去探索海外。陈寅恪说，汉唐宦官常常以神仙之事、求取异域珍宝来蛊惑君上。唐太宗曾经在《贞观政要》里垂诫子孙，不要学秦皇汉武去妄求神仙于海外。他特意指出这一点，正证明这是帝王非常普遍而强烈的心理。唐肃宗后来也强调自己“不贵远物”、“以不贪为宝”，表明自己是好皇帝，不贪图海外奇珍。求仙、远物、异域珍奇的热衷，事实上对早期中国的海外交通，是关系极为重大的。

中国古代的儒生大臣，常常就此向帝王劝诫和进谏，郑和下西洋就曾受文官谴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是转移人们对于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旁门左道。中国的国家性格中向来有一种“此世性”的特质，即专注于眼前的现实世界。依照这一逻辑，开放而非闭关往往才是一件真正值得谴责的事。想象一下：一个皇帝每年耗费大量民财去求仙，而海外换来的大批珍奇对百姓却毫无用处，在儒生们看来，还不如在国内好好改善民生。

以上说的两点内在驱动，一种是威望，一种是求仙，都与统治者的意志有关，而且都很经常遭到大臣的批评，因为收获是“虚”的，而消耗则是“实”的。当然海外扩张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动机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驱动。海外贸易可以给官府带来丰厚的税收，但利益驱动最主要还是刺激民间活动。对于沿海居民而言，去海外求取更好的生活，能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所谓下南洋，与走西口、闯关东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官方推动和投入，只要有机会，民间就会自发活跃起来，去进行一个“没有帝国的殖民扩张”。

曾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是整个世界”，因而其世界观“缺乏一种殖民使命感”。这在中国的海外扩张动机的考察中确实可以看到这一点。西方的海外扩张，大多与谋求经济军事霸权、传教有关，这些动机背后都有强烈的殖民使命感。但在中国，威望、求仙、利益驱动，这背后的心理都与西方大异其趣，“下南洋”也没有帝国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海上扩张的基调是非暴力的。

海外贸易：从细流到洪流

从历史上看，秦汉时代的中国海外交通，最早实际上由皇帝垄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因为古代的长途旅行，尤其是海外奔波，是极其危险的。交通工具很原始，无力抵御天灾、疾病和海盗，商业风险极高，一旦有一批货物沉没，普通商人很可能就此破产。在古代中东也是如此，只有财力非常雄厚的王室、神庙等机构才能进行这样的海外贸易。无论埃及、苏美尔、中国，最早都是神庙跟宫廷几乎完全垄断对外贸易。

在帝制时代，中国君主的财产跟国家的财产之间常常缺乏明确的界限。秦汉时除了国家财政部门“司农”之外，还有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宦官采办的这些海外珍奇及利润，就被收入少府。这就是为什么明成祖下西洋的舰队由郑和这个宦官来率领，因为历代负责海外贸易的大多是内廷，唐代向海外征收贸易的市舶司也常常由宦官主持，而且这些海关税收不列入国家正收。

中唐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一些关键的转折。此前一千年，中国对外出口主要是通西域，影响中国最大的外来文明，是印度和波斯，它们都由丝绸之路这一内陆通道而来。但安史之乱后，西域驻军内撤勤王，不久整个西域连带河西走廊都沦陷为异域，交通断绝，而转运贸易的衰退又极大地打击了这一区域的经济状况，商站城镇急剧衰落。到北宋1063年以后，中国编年史里就再也没有新来的印度僧人的记载了，中印陆路交通已基本断绝了，由此中国文化完成自身的整合与内卷，中国佛教中也发展出了一个和印度佛教极不一样的教派：禅宗。禅宗是非常中国化的，与印度佛教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陆路出口堵死后，中国对外的出口就转向了南海一线。闽广一带所谓“中国海洋小传统”就是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此前这一东南沿海地带在中国史上几乎可说无足轻重。东晋高僧法显去印度，是陆路过去、海路返回；唐初高僧玄奘则是陆去陆回；而中唐以后的义净等人，是来回都走海路。表明对外交通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姑且称之为“西域南海盛衰连环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历史上，面向西域强盛的时候，东南海路并不发达；而当南海一线繁盛起来时，西域出口大抵趋于衰退。自古以来，中国很难同时在两个出口对外投放影响力和实力，可能当下是例外。

在中唐以前，唐朝法律是禁止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但在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屡次禁止，却收效甚微。东南沿海民间私自进行的海外贸易和开拓活动，越来越活跃，走私、海盗活动与贸易同步兴盛。中唐开拓的新局面在宋朝得以延续，两宋对海洋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唐朝。语言学家李葆嘉考证，“海”这个字最初是指水草丰茂的湖泊，可见造字者原先生活在内陆，缺乏海洋观念；而宋朝开始用“洋”字来区别性地指代一些深海区域。海神天后的崇拜也起于北宋，这对衡量海上航运兴盛具有指标性意义。航海向来是风险极大的，因此无论西欧还是东亚，自古以来渔民、水手和海盗都是非常迷信的。因为海洋波涛汹涌，生活极其危险，所以航海者的生活中有许多禁忌，例如不能把鱼翻过来吃，说这预示着翻船。因此航海生活本身就召唤一个神灵来保佑人们的平安。

但兴起并不等于成为主流。宋朝在历代中算是重视海外贸易的，但是1077年北宋政府收入中关税仅占0.8%，这其中当然包括海关关税。实际上，当时谈不上“海关”，政府收取的主要不是关税，而是商税，就是按贸易商品的价值抽税，例如1/15。商税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略高，但也不过是1/7左右。直到清朝中叶雍正到道光年间，福建海关税收一年只有30万两银子，而全国总体税收约3000万两。鸦片战争前期，粤海关每年关税大概是138万两，晚清1861年的海关税收也就490万两。到1891年赫德主政海关时才达到3600万两——这是空前高的一个比例，因为当时全国税收也才1亿两白银。可见直到晚清末期，海关税收在全国财政收入里的重要性其实一直不高。

宋朝海外扩张的重要突破是远洋贸易的兴起，泉州港当时的繁盛就奠基于此。我去过几次泉州，闽南这个地方，直到现在内陆交通都不大方便，所以向来都面向海外；但它内陆腹地这么小，又靠什么跟海外进行贸易呢？做生意你总要有东西交换吧？这里可能尤其重要的是茶叶和瓷器。古代中国主要有六种贸易商品：粮油盐铁丝茶。而丝茶瓷器恰巧都是那种质量很轻但价值很高的商品。请注意：远洋贸易运送的商品，价值一定要高。因为去一趟风险很大且周期很长，所以交易的商品最好有可观的利润，所以早期海外贸易也往往都是珍珠、麝香、玳瑁之类平民老百姓根本用不起的珍品。宋元以后丝茶瓷器大量出口刚好符合这一要求，而泉州附近安溪产茶，德化有瓷器。这些产品在海外奇货可居，贩运到西欧，价格高得离谱，并且丝茶瓷器在当时都是中国垄断的商品或技术，正是这些条件造就了宋元远洋贸易的物质基础。欧洲要等德国、英国等列强仿造瓷器、在印度试种茶叶成功（总之，发展出进口替代工业）后，对华贸易状况才发生逆转。

泉州港腹地这么小却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在注意到它的辉煌时，不可遗忘一点：它的贸易扩张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性现象，并没有一个国家整体性地参与。恐怕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情况都是这样：中国只有沿海一长条的地方才深深卷入与海外的联系，内陆许多地方可能根本就没有卷入。它还缺乏一个完整的交通系统和全国性整体意识，把整个腹地给组织起来。王列辉博士的论著《驶向枢纽港》中曾比较近代上海与宁波港口腹地的变化，发现近代上海港的港口辐射大概也就是一千公里左右。古代泉州港所辐射到的腹地，恐怕只有一百公里方圆。因此，远洋贸易在当时即便重要，这种重要性也仅仅是对沿海居民而言的。

海外贸易在当时仍未成为足够强大的驱动力。元朝财政专家卢世荣曾献策在杭州和泉州设置市舶都转运司，许可民间去做海外商贩，获利后官方得70%的利润，民间得30%；如果有人私下进行海外贸易，那就没收其全部财产。这实际上是官方监督下的、且吞吃大部分利润的一种操作模式。但这个做法也未施行，卢世荣本人还被视为奸臣。樊铧在《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一书中论证：明代之所以海运不够发达，是因为明代国家的生命线是河运；而这一交通和水系格局确立之后，围绕着运河就形成了一整套非常特殊的经济地理格局，政治决策系统也都跟着改变了。所以想要推动面向海外，首先就面临着内在的掣肘。

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对海外活动也持消极态度。他立下规矩，不得无故征伐海外十五个藩属国；对海外贸易也从未鼓励。明代国家的立国理念一般认为较为内向，国家经常是试图阻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官方总是希望垄断海外贸易。这种态度延续到清朝。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说，清朝对待沿海跟对待亚洲腹地一样，也把这一边境地带视为机遇与威胁并存的地方。因此并不奇怪，乾隆帝1793年拒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通商要求时有一个著名的答复，表示天朝根本不在意外夷货物。这并不像我们现在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说法，如果按当时的儒家理念，可以说这跟“永不加赋”一样，完全是值得肯定的举动：一个帝王专注于国内事务，拒绝耗费巨资去从事得不偿失、对百姓没什么好处的海外活动，这有什么错呢？

说到海外扩张，无非是包含这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军事远征，这在中国古代十分罕见，中国海上邻国在古代大多贫苦，也很少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威胁，政治家缺乏发动这类远征的动力；二是经济上的动力，这方面动力也不强，因为无论日本还是南洋各国，领土占领式的扩张都很难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收益；第三则是政治上的原因，例如郑成功攻取台湾，以及政治声望方面的要求；最后是民间为讨生活而自发进行的移民海外活动，但这一活动经常受到政府限制。但我们可以发现，最后真正较为持久的海上扩张造成的影响，正是最后两点。

朝贡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体系

这么说来，中国的海外扩张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这可以从朝贡体系中看到其整体特征，我们可以把这一体系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体系”。很多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朝贡怎么能算做是一个海外扩张呢？但朝贡体制确实是一种海外统治的体系，也是中国影响力向外扩展的最显著表征，朝贡频次和朝贡国家数目的增减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影响力的消长。

朝贡体制已被无数学者谈论过，被视为中国对外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制度。西方学者对朝贡体制有两种最突出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朝贡制度是不对等的、令人屈辱的，洋人要来磕头；另一种则认为朝贡根本就是荒谬可笑的制度，实质就是贸易，所谓“朝贡贸易”。

这两种观点都是外人看待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朝贡制度。这一制度确实并不对等，但东亚历史与欧洲不同的一点是：中国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许多对等政权中的一个。可能唯有北宋有一段时期觉得辽国和自己对等，但也仅有辽国。古代东亚政治家也不觉得这一秩序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为何每个国家都得完全平等呢？既然事实上各国并不对等，就像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哥哥与弟弟也并不对等。这种观念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以适当的方式建构自己的最高权力。这一点又跟中国文明本身的宇宙观密切相关。它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宇宙道德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拓展自己的权力。在扩张成本升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君主想要建立永久和平的话，朝贡制度不失为一个可取的一个国际体系。它采用了间接统治的方式，使各国都在这一秩序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且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政，正如英国克罗默公爵的名言：“我们不统治埃及，我们统治埃及的统治者。”

这样，海外藩属国只要表示象征性的臣服和进贡，而换取政治承认和合法性。你是我的封臣，但是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藩属国的国民不是中国国民。在这一体系中，越南等国君王被视为替天子在海外守土之牧伯。《明史·安南传》记载，1497年朝廷礼官在一次礼仪争端中明确说：“安南名为王，实中国臣也。”虽然权力不对等，但这种政治承认本身是相互的：中央对藩属的承认，意味着藩属也要有对中央权力的承认。可以说这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和统治方式，正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谈到的：“进行传播、扩散、赠与，这就是进行统治。”在朝贡体制中，关键要点就在于通过传播扩散和赠与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现代国际观念实际上是西方特定历史和国际政治的产物，因此朝贡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来看，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和十分古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回忆，他1875年在山东青州遇到一个当地读书人，此人坚持认为英国背叛了中国。李提摩太觉得这个指责很奇怪可笑，说：英国永远不会背叛，因为它永远不会属于中国。但是此人非常义愤填膺，他认为英国朝见并向中国进贡就是属于中国的象征；而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次进犯，就是对宗主国的背叛。这一观点当然是作为英国人的李提摩太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不敢苟同的，但这恰恰代表了一个传统中国士人如何看待朝贡这一国际体系，以及传统朝贡体制下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互动模式。在他看来，朝贡并非仅仅是一种象征，更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而是事实上的政治从属。

也是针对这种观念，西方建构了另一套对朝贡体系的话语，例如“海洋亚洲”，这一体系给日本留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日本是最早作为平等贸易条约体系，向朝贡贸易体系挑战的海洋国家，它居于时代赋予的一个特殊地位。许多西方学者试图把日本跟中国截然分开来，强调日本文明独立于中国文明，而不是中国文明的变异或分支。日本人自身当然欢迎这一论述，也经常会去建构这样类似的话语，即突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这可能也是时代变迁所致，不同时代的观念差异导致了我们对前人行为的误解。现代人很容易关注朝贡贸易的仪式和象征意义，尤其是乾隆对待英国特使的态度更已被普遍视为愚蠢、封闭落后的姿态。但在朝贡体制时代，很多人并未如此看待它。嘉靖四年日本来华的贡使楠叶西忍，在收到明朝礼物后，感慨说：“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可以说，当时的东亚人更多地是把朝贡视为一种宇宙秩序的安排，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它也规定了一套对双方的约束，例如朝鲜可以通过朝贡表示顺从，从而预先阻止了中国的干预。海外各国通过朝贡也获得了帝国对其正统性的支持，以及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

朝贡贸易中本身的经济利益当然也是“万邦来朝”的一个驱动力，以至于明清朝廷经常要限制海外藩属来朝贡的频率，因为这些使者登陆后的一切开支由中国当局支付，朝廷还要给予大批赏赐。到后来，一些大臣都抱怨，很多外国使臣出使的真正目的就是商业利润。像利玛窦就觉得晚明时的朝贡已经变得滑稽可笑，认为这成了一些所谓的外邦商人来获准进入首都市场的一种手段。但这种经济或贸易特性其实是朝贡制度变质后的产物，如果以此作为朝贡体制本身的特点，恐怕也是偏颇的和有缺陷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有句话说：“直到最近，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和朝贡。”这可能是对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原始民族的工艺品时，往往注意到它的审美动机，但这些器具被创造出来时，往往第一位的是实际使用目的，审美目的则是次要的、第二位的。经济和贸易也绝对不是朝贡体制首要的目的和特征。

大家有机会可以翻阅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写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虽然它没有直接提到朝贡贸易。它以世界各地原始社群的例子严密论证了一个事实：前现代的文化中并没有分化且自我规范的经济领域，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一理想型模式下才存在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领域。也就是说：所有的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人类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的所有经济行为，事实上植根于社会价值系统。萨林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如果西方不是食用牛肉，而是食用狗肉的话，那么整个政治系统跟贸易系统都会改变。

《石器时代经济学》中也精彩地分析了原始人是怎么理解慷慨的，无懈可击地证明他们决不是按照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这些社会行为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朝贡：是否它真的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皇帝还赐外国使者十倍的礼物，是一种愚蠢的慷慨和滑稽之举？从这种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朝贡，恐怕根本就是一种曲解。萨林斯对西方支配方式的系统批判，其核心就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符号解构，他的论证其实是挺好理解的，因为人类的行为本来就并非纯粹经济交换。例如：人们结婚时，我们会不会是把彩礼视为购买新娘的费用？——这么看相信大家都觉得很荒谬和冒犯。如果男方送给女方三万元彩礼，女方也会回赠一些不等值的嫁妆、礼品，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些理解为社会交往，而不是去关注其中的利益交换关系。的确，这中间存在经济来往，但我们会这么去考虑问题吗？如果新郎说彩礼是购买新娘的费用、抱怨女方回礼价值太低，这想必会被认为是极端无礼和侮辱人的。如果纯粹将朝贡看作一种经济行为，恐怕也会让古人感到相似的感受。

《石器时代经济学》中也谈到了慷慨行为的人类学解释：很多原始部落酋长，他的慷慨实际上是对他人的一种约束。这种慷慨并不是愚蠢之举，而有一整套社会价值观支撑着它。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也说过，他同时代的许多英国人认为国家应该是慷慨大方的，在这些人看来，伟大国王的荣誉和安全不是来自他的金钱，而是来自他的慷慨大方，例如凯撒、亚历山大等都是。不是积累财富，而是慷慨才成就伟大的国王。另一位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也谈到：“富人所做的就是通过那些他们曾经自愿付出的慷慨或施舍行为，将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经济方式的一部分转变为地位、声望和社会控制的形式。”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朝贡体制中皇帝所施予的慷慨礼物，或许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愚蠢的，但他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一个纯粹理性的经济人，他更在意的是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转变为政治声望和社会控制，而这种社会控制在此也是政治控制。由此，他确保了中国式宇宙秩序底下的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通过这种社会控制方式，他获得了一种价值认同，这对保证东亚国际秩序的稳定来说，付出的代价是相对较小的。

萨林斯还有一句值得引用的话：“慷慨显然就是一种强加的债务，在礼物未得到偿还的全部时间里，把收礼者置于一个惴惴不安的敏感位置。赠礼者—收礼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构成了领导者—追随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这就是其工作原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套令生产运行的权力观念。”可以看到，朝贡体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它对东亚国家的整合、政治交往都是极为重要的，而这种政治权力秩序的构造和扩张，基本上很少动用武力。

朝贡还有一个特点，即形成了一种双方的互惠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根据社会距离进行判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并非按照藩属国本身的强弱，而是按文化亲近性来排列重要性——就像你和某人很亲近，并非势利地因为他有钱与否，而只是因为他对你很重要。明清时中国最密切的海外朝贡藩属国，不是日本这样的大国，而首先是朝鲜，其次是越南，琉球、渤泥、苏禄之类的南洋岛国看起来很小，但在朝贡体系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吕宋岛那么大，但在明清朝廷心目中的重要性远不及苏禄这个小岛王国。因此考虑的着眼点并非纯粹的经济、政治上的强弱，而是社会距离的远近，这一现象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评判也是无法解释的。

因此，朝贡体系中的礼物给予、往来，事实上是中国进行海外统治的一种方式，它提供了一种社会控制，并转化为政治控制。它暗示了一种连接双方的关系，一种永久的情谊。正如我们在朋友之间来往时互赠的礼物并不一定、也没有必要在经济价值上完全对等。在这种交往中，斤斤计较礼物的价值，公开地算计、攀比、勒索，实际上是一种公然的恶行，是对社会关系的损害。同样，朝贡中过于算计礼品的实际价值，本身也是对这样社会关系的亵渎和侮辱。经济交换本身是不对等的，这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的着眼点，那不如说是为维持这一国际体系而进行的非经济来往。

那么如何理解乾隆帝对英国使者带来的“外夷货物”的蔑视？社会学家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提出权力的必要条件，其中有两点，第一是对别人提供的东西表示冷漠，第二是对别人需要的东西加以垄断。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在朝贡体系下的思想也很有启发。明代就已有人说过：“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在这一价值体系下，自给自足被视为一种美德和独立尊严的必要体现。因为有权者不应有求于他人，乾隆对别人提供的东西表示冷漠，这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体现。而对别人的东西加以垄断的思想也贯穿中国古代史，直到19世纪中期，林则徐还认为中国的大黄和茶叶是英国人不可或缺的，只要中国禁止这两种东西出口，英国人就会求饶。这些观念确实与我们所想的有差距，但从社会学角度思考不难理解，甚至合乎逻辑。

自发移民海外：没有帝国的贸易

前面谈的主要是国家层面的观念和行为，但在海外扩张方面，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要点，即中国民间社会自发的移民海外以扩展中国影响力。但这方面以往从未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在明清时代甚至受到严密限制，因此新加坡学者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的发展称之为“没有帝国的贸易”（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古代中国政府确实从未支持过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但即便如此，下南洋的华人还是在事实上成功殖民东南亚，只不过这种殖民活动从未像欧洲那样，以对当地土著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为特征。严密控制向海外移民的原因是：海上活动有一种离心倾向。一个人去海外后或许就不回来了，是对本国的脱离。

此外，它对原有社会体系也是一种破坏。因为控制海外贸易实际上也是维持等级制度的一种措施。以非洲刚果社会为例，它的等级制度是通过地方物品向上输送来维持的，原本进口的商贸物品是上层人士垄断的。但欧洲人出现之后，普通人也能拿到这些商贸物品，结果这就导致了古老等级制的解体。1915年，欧洲传教士在大洋洲极北的伊尔约龙特族那里设立了一个传教站。这个民族当时很原始，只有石斧，并发展出一整套社会机制和礼仪来规定石斧的使用。只有最有权的老人才能拥有石斧，而石斧的开采、制作、授予都有特定的仪式，小孩子和妇女不得触碰。石斧在这里其实是男性和权力的象征。但传教士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对他们来说石斧不过是既不好用又普通的石器，他们经常把自己的短柄钢斧出借给妇女等社会底层人物使用。短柄钢斧当然比石斧好用多了，妇女也不再需要向男性请求，结果使得交易伙伴关系和一年一度的部落聚会完全丧失了重要性。而且钢斧在这个民族的传统语境当中是没有丝毫地位的，因为他们原来根本就没见过这个东西，结果直接导致当地传统信仰和价值破灭。所以钢斧不仅在技术上取代了石斧，而且瓦解了整个文化体系。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在大洋洲的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还有许多同类例子，酋长这些政治人物的地位都是靠对外贸易的垄断来树立起来——只有他们能获得珍稀物品（珠宝、贝壳之类），这种垄断本身就能增进他们的政治威望。如果一个底层人物也能轻易接触到这类珍稀物品时，那么这个体系中原来的政治合法性和等级制度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前现代的国家为了维持等级体系，无不严厉禁止所谓的越制行为。比如除皇帝外任何人不得穿黄龙袍、几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坐轿子；欧洲也是如此，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还限制当地商人和殖民地官员使用私人马车；美国早期甚至还禁止一定社会地位以下的妇女佩戴珍珠项链。

如果这些听起来比较久远，那么再考虑下这个例子：198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生还不太理解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力量，但当时有一大批原本底层的人物发了财，结果给人造成深远的心理冲击。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原先没好好读书、考试成绩最差的，居然成了同学里最有钱的人，拥有了许多声望物品——例如汽车、大哥大、房子。这种市场经济就瓦解了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里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知识权威，导致知识分子原有的精英心态遭受到严重挑战，挫折不满情绪一时无处发泄。因此，一些声望物品的可获得性，可能对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都起到瓦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国家试图控制和垄断海外贸易有其内在逻辑，从他们的价值系统和角度出发，这甚至是合理的。

中国的问题在于：它不依赖朝贡物品来支撑自己的体系，所以也缺乏一种内在动力，将之转化为一种军事政治上的实际控制。如果和英国一比较，这就显得非常明显了：英国的经济广泛依赖于北美、印度等殖民地的贸易关系和进口物资。王赓武说海外华人的贸易是一种没有帝国的贸易，其含义是指：闽广下南洋的华人，靠的是自发的民间活力和个人奋斗，虽然他们还认同中国，但得不到明清政府的实质支持。而英国商人从事的则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

但即便如此，华人自发向南洋的殖民活动仍然不可遏止。中国在中唐以后的整个人口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的人口增殖非常之快。明末时又传入了番薯、玉米、花生等美洲植物，它们适宜于贫瘠的山地种植，而且单位亩产高，能养活更多人，这一意外情况迅速导致了广东、福建等省人口的激增。加上欧洲人开始对东南亚各国进行殖民控制，他们发现华人是对当地而言特别优秀的劳工和商人，因此闽广大批富余劳动力开始逐渐向海外扩散。菲律宾在明朝中叶以前，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寥寥无几，但随着华人的到来，中国文化和华人经济网络的影响力，都随之大为扩张，菲律宾国父黎刹也有华人血统。

在古代东亚，中国的海上邻国大多贫弱，这本身也是中国海外扩张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而古代地中海沿岸，希腊、罗马、迦太基、埃及等都是发达的文明中心，罗马和这些地方的联系较为紧密，也有强烈的扩张冲动。但早期南洋各地都是小国，缺乏可以交换的物资，因此下南洋往往是华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南洋这些国家的政治组织、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相对较晚，也因此，当华人进入这些地域之后，除了欧洲人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对手。这使得华人相对比较容易地扩展商业网络，并保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及随之而来的中国认同。

有一种说法认为，东南亚的经济现在大部分控制在华人手中，在有些国家甚至是垄断性的。许多东南亚地域的开发，实际上得益于华人。不只是新加坡、槟榔屿这类华人城镇，还有像马尼拉、吉隆坡，这些城市最早的建立者、开发者，都是华人。华人的社会组织在这里虽然没有帝国的支持，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个非常强韧的发展。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民间的这种自发向外移民一直都是以和平和持续的方式进行着的。官方禁止或欧洲殖民者的镇压，都没能影响到这一力量持续输出和自我维持。

福建广东这些海外移民，还对国内政治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人口压力和社会不满，都可以通过在海外寻求机会来解决。这一情形在欧洲更为显著，爱尔兰、意大利南部等地都通过向海外移民的方式转移了压力。富余的劳动力如果在本土生活不下去、又无别处可去，很可能就会制造社会不满，新大陆充当了欧洲的安全阀，对国内政治的稳定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而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南洋和东北三省充当了安全阀。

现在回顾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海外统治，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不存在欧洲那种军事政治的直接控制和经济压榨为特征的海外征服。如果海上扩张只能从领土的实际延伸控制这一狭义来理解，那么中国的海上扩张，可能就只剩下郑成功攻取台湾这一举动了。但如我前面所言，将海上邻国纳入朝贡体系，以及海外移民的扩散，其中都可看到中国影响力在境外的伸展，这是一个一直在持续进行中的过程。

历史的反思

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首先，朝贡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仅仅从经济层面去理解是误导性的；朝贡贸易的许多论点，还需要进行系统地批判。其次，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古代中国国家对海外贸易的控制，跟民间海上活动的活力之间，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两者没能做到相互支持。事实上直到清末，孙中山等人才开始注意到海外华人力量的重要性，并开始运用这一力量。但这种运用又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东南亚的华人被视为所在国的第五纵队，并因此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起到到一些微妙而深远的影响。第三，政治关系和对外贸易的协调，有些地方是不可分离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涵盖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综合性体系，这些方面难以清晰地分离。但这种政治关系没有能转化为中国对外力量输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如果用现代国际法去理解的话，那就是它没有对中国在南洋的权力予以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

直到现代，中国才在两千年来首次实现了在两大出口（一个是西域，一个是南海）同时进行力量的对外扩张和影响力的输出。中亚和东南亚也因此始终是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地带，而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是有待深入、也正当其时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反思，当然朝贡体制没必要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的选择，但那种“没有帝国的贸易”的状况也不应该再度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