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创新显然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自身而进行的“调适”努力。迪克森的早期著作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调适能力。但在这部研究著作中，尽管他还不能预测这种创新就能使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他似乎认为这确实是实用的、适合的措施。尽管最终决定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的是比党员组成因素更多的变数，但是他发现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他进一步论述到，企业家愿意加入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只有当他们被“嵌入”政党—国家中而不是与之分离时，他们才会感到安全。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迪克森对中国共产党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情况做了全方位调查，他发现了这一战略得以成功的事实证据——与2001年江泽民提出倡议后最初企业家对入党犹豫不决相反的证据。迪克森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吸收”战略正在发挥作用。

这种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全新的尝试，而对于其他共产党并不新鲜。一些东欧的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采纳过这样的政策，甚至赫鲁晓夫都说过要将苏联共产党改造成“全民党”。用肯尼斯。乔伊特（KennethJowitt）的话说，这种“包容主义”策略是一种政治上的精明，因为如果这些先进的阶级没有被纳入到政党—国家体制中，它们极有可能成为体制外反对派的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既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适应策略，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蔡欣怡（Kellee Tsai ）在《没有民主化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同意迪克森的结论，认为私人企业家和新型中产阶级并不会要求政权更迭。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重建、维持执政地位的“适用的非正式机制”的变体。

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另一项创新是党内精英和领导层的更替，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描述。正如墨宁（Melanie Manion）所描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退休机制，在2002年10月召开的十六大上达到顶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高层领导进行了大范围的变动）。紧接着2003年全国人大也进行了相同的程序。这两次有关权力交接的会议共同把所谓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送上前台。虽然这些官员大多仍是理工专业的“技术官僚”，但其他专业背景的人数也明显多了。2002—2003年进行的干部更替在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和政治体制中是史无前例的。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共产党领导层的所有大规模干部更替无不经历大清洗的过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有一半以上职位换了人。政府和军队系统的领导层也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动。在共产主义体制证明了它无力进行如此和平而系统的权力继承后，中国的例子值得一提。

还有一些观察家，例如爱丽丝。米勒，认为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规则和规范的稳步“制度化”。在2003年《民主杂志》专刊发表的文章中，黎安友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制度化”：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表达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不过，他很快补充说：“这个政权仍然面临着大量关系其生死存亡的挑战。”他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统治集团不同，新一届的中国领导层并不觉得他们处在历史的终结中。”他认为，中国仅仅是从集权主义转向了威权主义，“发展”取代了“乌托邦”（他援引了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洛文塔尔提出的理论），他预测这一阶段将长期持续。他估计这个威权主义制度“越发稳定”，尽管他不排除最终发生“民主突破”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黎安友修正了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改革的悲观看法和批判性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某种制度改革——全面地使政权得以稳固和加强，他恰当地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他把这些改革划分为四个方面：权力交接过程，干部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以及拓宽大众参与和诉求渠道。

在同一期《民主杂志》中，迪克森似乎和黎安友有相同的感觉，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应付过去”。但是迪克森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表达了他的怀疑，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任何列宁主义的政党——不能容忍自然形成的公民社会（与指派的和受到控制的社会集团不同）以及有组织的社会利益聚合。迪克森直觉认为，列宁主义的政党本质上不能容忍、也不能将权力拱手让给自治的社会团体。但是迪克森的网络分析又是以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社团主义与怀柔”这一组合战略为基础的，这一组合战略是对“有限适应战略”的补充（对现在而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是这样设计的：“接受经济维度，压制政治维度，避免经济和技术精英倒向对立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某种政治改革，目的是要加强国家而非民主式的有效管理能力。它运用多种措施以获取民众的支持、解决地方抗议，并将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吸收进政治体制中。同时，它也强有力地压制了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压制了对它在政治权力和组织上的权力的挑战。结果是，民意出乎意料地感到满意：尽管很多人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却对未来充满乐观。这可不是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兆。中国领导人确实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由于并不存在那种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爆发，对当前制度也就不会存在那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与公共舆论所描绘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巨大冲突不同，传闻报道和评论性研究显示，民众对于现行政治体制和改革进程的支持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与之相似的是，民主并不适合中国，最起码在当前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不适合，这一观点被广为接受。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去怀疑它。只有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快速的、直接的民主不仅在制度内遭到反对，而且也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反对……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受到民主化的强大社会压力。由于缺乏另一种可选择的既好又适当的政治体制，这种状态在近期似乎还是保持得住的……要求更好的治理而非民主化可能更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因此，像黎安友和迪克森这样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并调整适应它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我也认同这种观点。丹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专家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 ）也赞同这种观点。在2006年与郑永年的讨论中，柏思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重建和复兴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党及其治理机构比后毛泽东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显出更高的治理质量，在技术操作上更有能力。苏联崩溃的教训似乎已经被吸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苏联教训的反馈就是在草根阶层推进渐进改革，同时在更高层面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结果是创造了一种以“威权主义恢复力”为特征的权力体制。柏思德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它有能力牢固地控制住中国当前的体制”。

    这些观察家并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问题，但是他们把这个体制看成是团结一致的而非崩溃的，国家政权成功地适应了新情况。

    中间立场？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脆弱的体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来扭转衰退的趋势，需要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权力，但是他们之间的观点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尤其是在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以及近年的政治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些问题上（一些悲观主义者会认为根本就没有政治改革）。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脆弱性表现在管理能力上，政党—国家体制会不断改造自身，加强统治。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政党—国家体制将彻底失控，除非能够采取以下这些适应措施：

    改善公共治理，对社会需求更加敏感积极；

    搞活地方层面的党政机关；

    党务和政务透明化、法制化；

    减少腐败，大规模提高干部素质；

    明晰财产权；

寻找某种具有凝聚力和说服力的理论，取代当前遭到怀疑的官方意识形态。

悲观主义者认为，只有采取以上这些措施，腐化变质的国家才能继续存在。他们的著作描绘了一种对僵化的政党—国家体制的直接感受。许多悲观主义者的分析都是含蓄的、不言明的，只有章家敦和布鲁斯。吉雷直言不讳地预测了中国共产党即将到来的终结。研究民主转型的专家拉瑞。戴蒙德（Larry Diamond ）2006年甚至预测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案例：“10年之内，中国将会一直保持威权主义体制，如果它不能实施更广泛的自由化，它就是一种处在严重危机状态下的体制。中国不可能维持一种完全封闭的政治垄断并同时保持稳定。一些事情会起到推动作用。它或许不是10年之内的事，但我非常确定它将在25年内发生，或许只是10到15年。”

然而，我想提醒悲观主义者，衰退是“一种逐步的状态”，是经过长时间才会达到危机的状态，明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退化的步伐是不断变化的，就像是慢性病的发作，积极治疗可以让他们延长生命，甚至有时候病症还会得到缓解，得以康复。

因此，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收缩界定为一个渐进的衰落过程，而非如苏联、东欧和蒙古那样是一个零和爆裂过程。按照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所描述的“构造”，回想一下，许多外国专家都清楚看到了这些共产主义体制最后的征兆。然而，中国研究领域就像地震学一样，还没有能力准确预测“地质构造”何时、如何以诸如大爆炸和制度变革的形式发生变化。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实施改革，也没有蓝图、路线图或者先例来指导。鲍瑞嘉恰当地指出：“关于列宁主义体制的成功转型，没有先例可言，更不用说相关的文献了。所以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是自成一格的领域。威权主义体制转型的先例不足以有效地解释或预测中国共产党的演变。”

如此看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未知领域。对它的研究认为，它同时处在收缩与调适的状态中。调适可以使得收缩过程保持稳定，甚至可以使收缩过程发生逆转。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近些年一直处在逐步的收缩中，但是自1978年后它一直在进行调整和适应（包括1989—1992年的间隙）。在这段时期，为了延缓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它采纳了各种保护性措施——压制，适应，吸收，允许多元趋势，但是，所有措施都只是策略而已，是用来应付那些本质上固有的、系统的积习成癖的状况的。

    并不是所有威权主义体制都要经历内外的爆炸。相反，一些体制疲于应付，而另一些（就像中国）则试图主动地应对挑战和变革，有一些接受整个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一旦威权主义制度控制了所有强制手段，它都能够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住权力。世界上到处都是这种从未经历过“民主突破”的政权的案例（除非这个政权被外国势力捣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