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台湾经济腾飞，一般都会将原因归结于49年蒋介石守到台湾时从大陆带去了多少美元、黄金、银元——譬如，有关资料显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大概有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两（其中属蒋介石私人贮藏的有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此外，还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等等。于是，得出的结论就是：是大陆人民的财富造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

　　这话不能说不对，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要腾飞自然不可能。然而，光有物质基础，经济就能蒸蒸日上以至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么？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才（具体说来就是企业家）对这些财富进行有效运作，那这些财富也早晚会被坐吃山空的。实际上，台湾经济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腾飞，最关键原因还在于国民党迁台时带走的大量企业精英。

　　1945年1月25日，台湾正式光复，回归中国。当时的台湾经济，受到日本人战时的压榨，物资供应战争之用，人员抽调前线作战。再加上美军夜以继日地毯式的轰炸，所有稍具规模的工厂与生产设备、铁路、电力及大建筑物均被炸毁，而赖以维持农业生产的灌溉系统，亦因无人维护而荒圮，肥料极端缺乏，是以农工生产及电力交通几乎全部瘫痪，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部分居民赖番薯充饥，美援麵粉袋则抢着拿回家做衣料。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事实上经济已等于崩溃。一九四六年，即光复后的次年，米产量仅约九十万公吨，棉纱四百一十吨，肥料五千吨，发电量四亿七千万度。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虽然跟他一块“下海”的文人学者不多，但一大批经济人才却跟他到了台湾。

　　这批经济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操守廉洁、现代知识丰富、生活简朴的高级技术官僚及中、高级技术人员，比如叶公超、俞大维、尹仲容、蒋梦麟、严家淦、杨继曾、徐柏园等人及其大部分部属，这些人无一不是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知识，中外文俱佳，即多中国国情有所了解，又对西方现代经营理念十分熟悉。在他们的运作下，台湾迅速建立有效率而廉洁的行政系统，及在公民营企业中从事实际经济建设，不仅使政治社会安定下来，并进一步从事有计画的建设。一部分运用政府及民间带来的黄金、美钞，一部分运用美援，先修复被美军炸毁的工厂及公共设施，如铁路、电力等，迅速恢复生产，再在此一基础上从事农工建设，很快就控制了通货膨胀，大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当时主持这些建设的，几乎全爲老总统带来的外省菁英，甚少本省人士参加，这当然不是排斥本省人，而是本省人当时缺乏这样的人才。即使是现在，要找这样品格、知识与气度的人才，仍有才难之歎。这是因为日本人长期压制本省人，不培养奉省籍人才。据说台湾光复时，本省籍官员达到简任级的只有三位，又说只有一位，而做到一个乡镇长，或法院法官，已经是光耀祖宗几代了。连大学教授、企业中级主管及技术人员都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遗下真空，只好由外省人暂时填补。而国家领导人物之培养历练，需很长一段时间，故想要起用本省人士，亦一时无从着手。而由大陆返台的本省籍人士如黄国书、谢东闵、连震东、黄朝琴、吴三连、游弥坚等人，及原在台湾稍有地位的本省籍人士如蒋渭川、杨肇嘉、陈尚文等人，都曾得到政府重用。

　　另一类则是民间企业家，这些人成为发展台湾经济的主力。大陆撤守时，大资本家分成几股应变。有些留在大陆，结果都很惨。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为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美国《新闻周刊》曾有如下一段话：“当联合国于一九五一年宣布对中国大陆禁运时，作为大陆通往外界大门的香港立即面临死亡，而香港的反应则是在无数由大陆逃往香港的上海工业家的领导之下，转变成为一个製造业的中心，在以后的四十年中，这个殖民地开了将近十五万个工厂……。”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撤退当时，也有相当部分企业人才与资金随蒋介石来到台湾，而成为当时台湾发展经济最主要民间资金与企业人才的来源。任何研究台湾经济或那一段时期台湾史的人士，都应该知道当时最主要的产业是棉纺织业。这些纺织业在一九五○年代供应台湾最缺乏的民生物资之一——布，也提供了大量的劳工就业机会。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代，又变成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工业，直到一九八○年代由电子业取代第一位出口业爲止，但迄今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工业之一。

　　当时几家大纺织厂或公司，比如大秦、中国、雍兴、远东、台元、申一、六和、台北、工矿公司台北厂、台南等家。其中仅工矿公司台北厂为接收日人之产业，设备小而陈旧，可能是本省企业经营的仅台南纺织厂，不过五千不到的破纱锭而已。其馀除中国係政府在大陆经营之厂迁来台湾外，全部为大陆民间或银行在大陆投资迁来台湾之纺织厂。这些厂除大秦、中国、雍兴、台北等厂以后因经营不善而次第关闭外，其他如远东、台元（裕隆集团）、六和（六和汽车集团）、申一等公司都以其盈馀转投资于其他产业，而成为大财团，亦有由其内部分出之股东自行经营企业，而成为大小财团者。当然，外省人当初来台之企业不仅限于棉纺织业，还有其他大小企业，只是纺织工业太重要，太凸显而已。所有这些大小企业，无论以后经营是成功或失败，都对当时及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工商精英和企业家，台湾才能够根据岛内和国际经济变化，审时度势，把握良机，因地制宜，适时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因而在经济上取得让人惊叹的成绩。比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时值西方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台湾政策制定者看准时机，不遗余力地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目标瞄准了发达国家的市场。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针对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适时提出产业升级的对应策略，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转移到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与此同时，大陆因为50年代企业精英的流失，特别是在60年代尤其在60年代的后期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企业经验那个被扫地以尽，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经济建设基本上处于瘫痪，经济效果微乎其微。

　　截至1979年，台湾被国际经济组织（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为全球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之一，台湾也因经济成功发展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规模等主要经济指标在香港、新加坡与韩国之上。据统计，1978年，大陆GDP总量为3645亿元美元：台湾GDP为272亿美元；大陆GDP约是台湾GDP的13.4倍（而大陆人口是台湾岛五十多倍）。大陆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台湾地区外贸总额为237亿美元，就是说大陆近三十个省市的外贸总量还赶不上一个台湾省的外贸总量，显然大陆外贸发展还处在相当落后的阶段。在国际经济评估机构发表的相关经济竞争力报告中，大陆经济竞争力更是远远赶不上台湾，主要经济竞争力指标均落后于台湾。

　　这些大陆企业精英仓皇迁台迄今已六十余年，六十年来，台湾从依赖美援开始，经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从靠纺织创汇到高技科业全球竞争、从“三不”到“三通”，经济成长的脚步早已跨出台湾，也牵动人民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走上更多元的境界。这些六十年前带着资金、机器、技术跨海来台的企业人，在这些年两岸经贸互动密切下，也纷纷返乡投资，见证了六十年来两岸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