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内外挑战和增长瓶颈

　　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的麻烦和中国的问题

　　正适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也使中国持续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了一次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的金融风暴，起源于资本贪婪的不变本性和金融创新过度、制度设计缺陷和政府监管的盲区。它充分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已经远远不是人们过去习惯认为的基于个体自由选择的自发秩序，而是从人类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契约中生长和制造出来的一架精巧、复杂的机器。人们如果盲目崇拜自己的制造物，迷信这个人为设计和制造的市场会由逐利和避险动机自动平衡和解决问题，有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在实体经济中的外部性会导致一般所说的市场局部失灵或失败，而在错综复杂和高度相互依赖的金融信用体系中，更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则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休克和崩溃，而这一点是过去的教科书上完全空白的。显然，这是对崇尚无干预和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理念的巨大颠覆和重大修正。前沿的经济学家们现在需要去回答，在一般均衡架构的假定下，市场能够自动导致和谐的阿罗－迪布罗定理，在脱离金本位制以后，依赖现代人工操作的信用货币制度和金融创新体制是否还能继续成立。同时在另一方面，受到复杂利益结构制肘的政府干预，其成效和代价，也有待实践的考验。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还是反映了在美国霸主地位走进弱势后，原本依靠美元中心地位、美国人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新安排和组合，虽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难以改变。相应的，美国人长期形成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是一个不轻松的过程。但是，尽管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而躲过了金融海啸冲击的中国，却由于全球实体经济进入衰退而受到极大的冲击，以至需要火速扩张政府开支和基础建设增加内需，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这种始料未及的状况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和脆弱性，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靠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巨额顺差维持高速增长的隐患和不可持续性。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中国下一步路径选择，就有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双重含义。

　　两种观点的应对及局限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甚至破产，中国开始扮演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拯救者的角色，这说明了北京共识的正确性和中国模式的生命力。21世纪是中国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过去中国也曾经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从容应对了。这次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一定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危机冲击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可以长期持续。

　　另外一种似乎更主流一些的观点认为，在全球经济进入衰败、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内需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必须通过深化和大力推进改革来解决。许多人觉得这主要还是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因此这种观点的具体建议就是加速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在垄断和公用事业等领域推进市场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这种观点认为2003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可以称之为第三次改革思想大争论。这种观点一般反对《劳动合同法》对职工的保护和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主张恢复农民对其土地、房产的充分权利，最好是实行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私有化，使农民的财产资本化，进行第三次土地革命，这样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这种观点同时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典型的如公民的权利保护和腐败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因此进一步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全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等等。

　　不难看出，第一种观点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能简单比照历史就认为会自然延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国情的探索，并不存在固定或普遍共识的模式，同时这个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越过2000多美元的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就宣称自己今后就可以给别人当榜样甚或引领世界经济的潮流，少说也是太不谨慎了。

　　主张用更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观点从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创新的选择。就发展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上到下已经谈了多年，老生长谈而成效有限说明这不仅仅是个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点与约束，以及中国尚未找到这种转换和调整的枢纽。如果不大大拓宽视野，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问题恐怕还是难有大的起色。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引入了市场化和私有产权，而且是因为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和制度创新，否则欲速则不达，改革可能早已出轨。比如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柱。土地私有化或土地自由流转的主张者实际上并不真正清楚随意动摇这个制度基石的含义和结果。简单一句相信农民的理性和智慧的高调，并不能勾销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后的严酷后果。又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出资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之一，这里的创新远远没有完成，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但无意于这里的改革探索，主张国资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热情讴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同时又以精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大众的不满和反弹，甚至认为这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结果反而是以极端激进的姿态客观上强化了极端保守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近年来用部分的再国有化来扼制私人寡头的奢靡和张狂的情况说明，即使是用最激进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或改造，但实际上都最终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制约和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就政治改革而言，当城市居民具有明显的强势，而占人口优势的乡村人口，在政治上（没有自由迁涉权，选举权只有城市居民的几分之一）和经济上（在城市就业也不能享受居民的保障待遇）都受到制度歧视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显然也不是一个径情直遂的路径。

　　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印有强烈的发展导向的烙印。国内外迄今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就如在证券市场上，当股指爆涨时，人们热情讴歌股权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转而指责股改搞坏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严峻挑战，既是对中国能否跨过人均3000多美元现代化陷井的挑战，更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考验。因此，要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关注那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否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四轮驱动的衰减和增长瓶颈

　　首先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本来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中国社会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在19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了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只会下行而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已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在转轨国家中并不多见。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领域以及如粮食这样的基本必需品的国际国内双轨制价格的改革，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包括普遍民众能否承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经济社会稳定问题。这些战略性商品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是完全直接接轨，还是只是政府调控下的间接接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而是一个利弊的权衡问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竞争性改革，也是同样的困难和敏感。在涉及这些人们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分歧显着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而青壮年劳动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了多少积重难返的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只要放开财政预算或银行贷款限制，用以解决市场的需求不足制约也一定立竿见影。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沿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也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主因与城乡统筹的主线

　　那么，中国社会在今天乃至今后3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同的人当然各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不同的回答。但是，无疑中国人作为整体和一个民族，最需要的仍然是现代化发展。因为我们在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上刚刚走了个好的开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是抓住了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这个民族的整体心理。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不期而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像闪电一样照亮了一个事实：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财政金融政策和政府行政性动员和支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扩张总需求的非常办法，它既不能持久，也是有很高成本和代价的。同时，即使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不可能再靠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和巨额贸易顺差来长期扩充自己的需求。

　　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个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其家属所短缺的这若干万亿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悬殊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以上，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由于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前的0.2多一点，到目前城市和乡村分别接近0.35左右，这打破了计划体制大锅饭下的平均主义，属于既有收入差距和激励效应，又还相对差距不大的合理区间。但是，如果把城乡人口及收入总和加权计算，则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居然达到近0.5这个严重分配不均的地步，这显然是因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在3倍到5倍左右），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权重又都很大造成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结构的最大失衡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偏差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将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

　　主体结构失衡导致的连锁扭曲

　　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阻碍。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人民币外需缺口的任何萎缩。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中的近乎无限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从而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

　　其三，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有可居。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的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其四，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秉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韩国、台湾、香港乃至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

　　最后，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和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隔离，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藩篱，已经使得城镇出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分裂，很多城镇享有法律上福利保障和公民权利的人已经变成人口的少数。这种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其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两个主要的思想障碍

　　应当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被排上议事日程，也相当程度地处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很大程度上因为存在两个主要的思想或潜意识障碍。一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没有能力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他们的归属现阶段还只能在农村。但问题是农民工实际已经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多年，而且不可逆转，这不是任何人的设计，而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它们的就业岗位是自己找到的，他们的归属不是由我们任何人去人为限定的。至于说城市的安置能力问题，其实100多年前首批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就能在城市居留下来，中国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几乎全都是农民转化而来，到了国家空前繁荣、富足和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说我们反而没有能力让已经进城和有了工作的农民工逐步安居下来，这是绝对说不通的。就业就能安居，这是全世界城市发展的通例。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不能安居，完全是制度阻隔的结果，而不是城市负担能力问题。二是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提高劳动成本。问题在于有竞争力的劳动成本不能靠制度歧视和剥夺大部分劳动人口的公民权利来维持和实现。况且劳动者随经济成长，其必要的收入提高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增加，是人力资本积累增值、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本身的内涵和要义。况且人的权利不光是财产权，还有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包括平等的就业、教育和安居保障的权利，越来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应当看到，自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和社会的很大关注，但这里的认识并不统一。比如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强烈反弹，除了其中包含了合理的批评和建议的成分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市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应当尊重市场规律，长期维持中国这个最自由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农民能够进城打工，无论怎样缺乏劳动、医疗和社会保障，已经是经济和福利状况的很大提高和改善。然而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的是，农民工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市场自然发育和权利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对公民权利歧视和分级的产物。这个制度的形成无论有何历史原因，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与经济起飞起过何种第一级火箭的推动作用，它的缺陷和负面性已经日益明显，不仅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持续的推动力，相反已成为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高速度成长的严重桎梏和制度性障碍。试图长期维持甚至美化这个歧视性的制度，不用说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违反了这些人自己推崇的自由主义的信条。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降低城市化成本

　　那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土地经营权流转、城乡统筹、逐步吸纳农民在中小城市、镇落户的政策，是否能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呢？应当看到，中央提出的目标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30年已经形成的制度框架和路径依赖的制约下，进行正确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寻找下一个30年中国保持高速发展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的大国，现代化的步伐几乎可以用其真实城市化的程度来标尺。因此，在已经有1亿多农民工进城和还将有几亿人转移进城的中国下一个3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化的经济社会整体收益和降低城市化的成本，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速度的核心问题。

　　在目前开展的城乡统筹和土地流转中，由于利益的自然导向作用，人们关注和地方政府正在着力解决的往往是城郊的土地流转和城乡统筹问题，试行让农民用土地包括宅基地换取城市住宅和城镇福利保障，用节省和调剂出来的土地去进行工业和城市化开发。问题是城郊毕竟只居住了很少量的农民，要按照这样的路径去实现城市化，我们必须把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变成城市，才能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这显然是荒唐的。一部分信奉自由市场主义或维权意识强烈的学者，对地方政府这种着眼于城郊土地的巨大级差收益的行为颇多批评，他们主张应允许农民自己去处置土地并得到相应的收益。但他们忽略了城郊农民近年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城市化扩张而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相当多的城镇，郊区农民的收入和境况已经优于一般城镇居民，他们或者已经利用所谓集体建设用地甚至农田建造了许多被称之为的“小产权房”出租出售，许多人或者已经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集住家、旅馆、饭店、娱乐和商务的大住宅，大量的农民工实际上都是租住在这些也是农民的房东那里。外来打工仔与以食利为生的本地房东已经俨然是利益悬殊的两个阶级。城市化发展的巨大土地级差收益如果进一步从地方政府转入城郊农民手中，一方面会造成完全不是因为自己努力而生成的巨大食利阶层，另一方面显然会急剧增加城市化的成本。因为地方政府征地，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其土地收益的相当大部分还是用于城市公共建设本身。如果允许城郊农民将土地流转给或者将宅基地出售给城市居民和工商资本，在规划和执法管理能力极为薄弱的郊区乡村，那只不过是给少数人营造因城市化而获益的天堂。同时由于土地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用途管制，级差收益归己的做法必然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和因用途管制而产生剧烈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

　　因此，所有这些举措，无论是以整理调剂土地、规模经营、集约使用土地为由，还是以农民，其实是城郊农民的权利诉求为名，背后都不能摆脱强烈的利益驱动。而他们共同的实质，就是将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排斥在城市化的视野之外。而这一点，是近些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轨迹沿着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畸形发展、城市住宅越来越贵、城市化成本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城乡隔绝的二元管理体制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柱石之一。没有前30年改革开放的丰硕结果，我们不可能去触动这个计划经济的基础和堡垒。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今天进行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隔绝体制的制度创新，平稳地疏导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中国今后保证内需增长、矫正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振兴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

　　城乡统筹的龙头和后30年经济发展的引擎

　　如果说作为改革起点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解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得到人身和公民权利的解放，从而这个最初只是为了解决简单的农民温饱问题而产生的制度创新激发和导致了一系列人们最初没有想到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变迁。那么，中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

　　这个枢纽，我们认为，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会能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链索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