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论阿拉伯世界的串联

编者前言

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属于一类罕见的历史事件：政治剧变的串联，这些动乱相互引爆，遍及一整个世界性的区域。对此之存在三个先例——1810年爆发并于1825年结束的西属美洲（独立）战争；1848-49年的欧洲革命；以及1989-91年苏联阵营体制的倒台。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都有其时代和所处环境的特殊性，阿拉伯世界的爆炸链也如此。它们持续的时间都不少于两年。由于火柴首先是于当年12月在突尼斯点燃的，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火势就蔓延到了埃及，巴林，也门，阿曼，约旦，叙利亚；对这次事件的结果的任何预测都是不成熟的。先前发生的剧变三重唱中最激进的那个，以1852年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另两例取得了胜利，尽管胜利的果实经常是苦涩的：当然，与玻利瓦尔和伯勒的希望相去甚远。阿拉伯起义的最终命运，可能类似这两种模式中的任一种。但它也可能自成一类。

长期以来，两个特征在当代政治宇宙中把中东和北非分离出来。第一个特征是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帝国主义对此区域的支配的独特的长期性和强度。从摩洛哥到埃及，北非的殖民控制在一战前是由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瓜分的，而海湾地区则演变成一系列的英国保护国，亚丁则成了英属印度的前哨地带。战后（从）奥特曼帝国（那里夺来）的战利品则落到了英国和法国手上，这还要加上后来在对欧洲领土战利品的最终的大争夺中，（在地图上）也成为他们游标卡尺下的玩物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外约旦。形式的殖民要到后来，才抵达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南亚，南亚次大陆，更不用说拉美了，在美索不达米亚或累范特(the Levant)之前，长期以来都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与这些区域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同的是，在这个地区，正式的殖民伴随着战后一系列实际上没有中断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

这些战争和干涉早在英国探险队于1941年在伊拉克重新设置傀儡统治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并随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巴勒斯坦起义——英国在1938-39年粉碎了这些反抗——的坟墓上建立而增加。从那时起，一个不断扩张的殖民政权——它有时像伙伴，有时像代理人一样行动，但越来越经常的是，作为区域侵略的发起者——就与美国取代法国和英国成为阿拉伯世界霸主密切关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的每个十年都见证了宗主国或殖民者（定居者）暴力的丰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带来了浩劫(nakba)。五十年代，英-法-以色列对埃及发起攻击，美国人登陆黎巴嫩。六十年代，以色列发动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六日战争。七十年代，则是赎罪日战争，及其在美国控制下的结果。八十年代，有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以及对巴勒斯坦起义的扫荡。九十年代，海湾战争。在最近十年里，我们还见证了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和占领。此外还有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不是每个交战行动都发源于华盛顿，伦敦，巴黎或特拉维夫。地方缘起的军事冲突也很常见：如六十年代的也门内战，七十年代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夺取，八十年代伊拉克对伊朗的攻击以及九十年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但西方的卷入或者说默许在这些事件中也鲜有缺席。这个区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帝国主义密切的关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后者会作出武力或财政的应对。

欧美对阿拉伯世界的异常的警戒和干涉程度，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它是地球上石油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这对西方的能源密集型经济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同时这也生发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的战略部署，从海湾地区沿岸设立的海军，空军和情报基地，以及在伊拉克设立的前哨基地，到对埃及，约旦，也门和摩洛哥安全设施的深度渗透。另一方面，是（在此区域）嵌入以色列且必须保护以色列的政策环境使然，因为美国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集团的家园——没有一任总统也没有哪个政党胆敢冒犯这个植根于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移民群体的游说集团——而欧洲则承担着大屠杀的罪责。由于以色列反过来又是一个仍然依赖西方庇护的占领权国家，它的保护人自然也就成为伊斯兰团体打击报复的目标，这些团体施行恐怖，就像伊尔根（Irgun, 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右翼组织，国家军事组织）和利希(Lehi, 以色列极右翼组织，以色列自由战士)在它们的时代做的那样，并把帝国主义对此区域的着迷推倒甚至更高的程度。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享有同等级别的，持续的霸权关注。

阿拉伯世界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形形色色的暴政长期和强烈的存在，这，从正式殖民化开始就一直折磨着阿拉伯世界。在过去三十年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理解的民主体制，已经从拉美蔓延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但在中东和北非，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独裁者持续统治着这里，不受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影像。沙特家族——这个术语最恰当的意义是西西里式的家族——自罗斯福与它签订合同的时候起就一直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起到马鞍作用的中心（即驱策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中心），这个家族已经不受制衡地统治了阿拉伯半岛近一个世纪。在“停战海岸(Trucial Coast)”时代由统治者扶植或放到那里的海湾地区和阿曼的小族长，不仅需要通过聆听其臣民的动作，也同样需要听听隔壁华盛顿的瓦哈比伙伴的意见。约旦和摩洛哥的哈希姆和阿拉维王朝——前者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创造，后者则是法国殖民主义的遗产继承人——仅凭在议会门面上的作出的姿态（而无实际的动作）就在皇室贵族中把权力向下传递了三代。酷刑和谋杀在这些体制——西方在这个区域最好的朋友——中司空见惯。

这一时期，在正常的共和制国家中也如此，独裁者一个比一个残忍，且存在的时间也与君主国的朝代一样漫长。这里，统治者集体的长期性，也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卡扎菲执政41年，阿萨德父子40年，萨勒32年，穆巴拉克29年，本•阿里23年。只有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它们以巴西将军的方式循环执政，偏离了这一常规，不过这些体制也一直地屈从于霸权。埃及的独裁——这是美国凭借其恩惠，从1973年的晚期军队的崩溃中拯救出来的——从那时起就一直是华盛顿忠实的卒子，对美国的实际依赖不必沙特王国更低。也门的统治者是以在反恐战争中提供服务的代价上台的。突尼斯的主顾则在欧洲，以法国为主但不仅限于法国。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体制，在享受来自自然资源的大量收入的同时，也有了更多自治的余地，但这也还是处在一种增进总体的服从的模式之中的自治：阿尔及利亚的变体要求这种模式以确保西方支持它对伊斯兰反对力量的屠杀，利比亚则是为了偿还它的过去并对意大利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唯一一个重要的有所保留的国家还是叙利亚，它在没有收回戈兰高地的情况下不可能服从，它遭受以色列的封锁，且不愿任由黎巴嫩的古老的拼图彻底落入沙特的钱和西方的情报的手中。然而，甚至这唯一一个例外，在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时候也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

这一区域的两个标志，美国帝国主义体系对它的持续支配以及长期以来民主制度的缺乏，一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种连接并不只是衍生性的。在民主被认为是资本的威胁的地方，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移除，就像摩萨台（伊朗），阿本斯（危地马拉），阿连德（智利），和当前阿里斯蒂德（海地）的命运说明的那样。相反，在独裁必不可少的地方，独裁政府则得到了妥善的保护。阿拉伯半岛基于部落施舍和廉价移民劳工的专制，是五角大楼会在一夜之间决定干涉来进行保护的，美式和平必不可少的齿轮。在此区域其他地方的独裁——无论是皇室的还是共和的——管理大多数城市人口的独裁（对美国来说）则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了便利，它们隶属一种更具战略性的次序。但这些暴君的支配范围绝大多数都只是得到美国援助和支持，而不是由美国创造或强加的。但无论华盛顿如何施与雨露，这些暴政的根源还在于当地的社会。

在列宁的名言中，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政治外壳。自1945年以来，没有一个西方的战略家不同意这点。欧美的统治在原则上应该偏好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人士而不是独裁者打交道——考虑到它们同样地尊重欧美的霸权。但在自八十年代以来新民主化的区域中，要证明这点并不困难。可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中东和北非就不适用呢？本质上，这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国有理由害怕，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此区域施加的帝国主义暴力的漫长历史，以及以色列不断地勒索，民众的情感可能不会对他们报以同样程度的，选举上的安慰。在刺刀尖上用民主来包装一个附庸国并为它筹集足够的选票是一回事——就像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更自由的选举则是另一回事，就像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和法塔赫的铁腕人物们发现的那样。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在面临被判断为不服从西方压力的伊斯兰力量的民主胜利的时候，欧美必会报之以消除和压迫。帝国主义和独裁的逻辑仍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这就是阿拉伯歧义最终爆发的环境，后者是在一种为此区域两大文化单位，语言和宗教促进的串联中爆发的。没有武装的公民进行的群众游行示威，几乎在哪里都遇到了以惩戒性的勇气和规训进行的瓦斯，水枪和铅弹的镇压，它们是起义的长矛。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高于一切的要求在一阵巨大的呼声中升起：Al-sha’b yurid isquat al-nizam——“人民要政府下台！”与当地的专制相反，声势浩大的群众们在遍及此区域的广场和街道上追寻的，从本质上说是政治的自由。民主，作为一个术语并不新鲜——实际上一切体制都大量使用民主这个词——但作为一种现实，却不为人所知，它已经成为各国运动的共同的名称。作为一组确定的制度形式的民主很少得到明确的表达，它的吸引力更多地来自于它作为一种对现状的否定的力量——民主是独裁所不是的一切——而非对民主本身的正面描绘。在旧体制高层中对腐败的惩治比随后而来的宪政的个别项目更突出。起义的动力在这方面也不是轮廓鲜明的（起义没有具体的目的）。它们的目标，是纯粹政治的——在最经典的意义上说——：自由。

但为什么是现在？在这些地方，当局可憎的阵容，几十年来就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但这，也没有引发反对它们的群众的起义。起义的武装并不能解释它对时间的选择。起义对时间的选择也不能似是而非地仅仅归功于新的通讯渠道：半岛电视台的影像，脸谱网或推特的到来促进，却没有奠立一种新的紧迫的精神。引发燎原之火的火花暗示了答案。一切都是从突尼斯一个偏远的外省小镇上一个贫穷的卖菜的小贩在绝望中的死亡开始的。在如今撼动阿拉伯世界的暴乱之下，是火山似的，易突然发作的社会压力：收入的两极分化，食品价格上涨，住房不足，受过教育的——以及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的大量失业，而这个群体在人口金字塔中所占的地位是世界其他地方不能比的。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潜伏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它们也会有如此清晰简单的，可信的发展模式，和整合新一代人的能力的缺乏。

然而追溯起来，在阿拉伯起义更深层次的社会活力以及政治目标之间还存在一种彻底的脱节。这部分反映了它到现在的主要的意外的构成。在大城市——麦纳麦（巴林）是例外——大规模地涌向街头的人并不全是穷人。农民几乎没有出现。这是数十年来警察压迫的结果，把被压迫者中的每一种集体组织都标记出来。这需要时间才会重新出现。但脱节也是意识形态被遗忘的一个结果——在意识形态的湮没中，就在这几十年间，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使人信服，而激进的宗派主义则变得中性化的情况下，社会只剩下像一把万能钥匙似的，褪色的伊斯兰。在独裁创造的这些境况下，在政治话语中，起义的语汇只能集中于独裁——以及独裁下台——没有更多。

但自由需要与平等重新关联。没有自由与平等的联合，起义可能很快就会衰变为旧有次序的议会化的版本，不比战间期式微的寡头们更有能力去回应爆发的社会张力与社会能量。对于在阿拉伯世界重新出现的左派来说，战略上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必须是通过为不同形式的政治自由——这些自由将允许这些社会压力获得理想的集体表达——而进行的斗争，来弥合起义的裂隙。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呼吁完全废除一切紧急状态法；分化统治党或把统治家族赶下王座；清理旧体制的装饰性的国家机器；并对其领导人施行正义。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对一旦先前体系的剩余清扫干净便有待成文的宪政报以认真，创造性的关注。这里关键的要求如下：公民和工会不受限制的表达和组织的自由；不受歪曲——也即，比例制的，而不是简单多数制——的选举体系；避免有全权的总统；通过流通的方式限制国家或私人的垄断；以及最没有优势的人享受国家福利的法定权利。只有在这种开放的框架中，一开始就伴随起义的对社会正义的种种要求才能在他们需要实现的集体自由中展开。

名人（显要人物）是这次剧变中的另一种缺乏。在所有串联中最著名的那些，1848-49的欧洲串联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基本要求不只是两种，而是三种：政治的，社会的，民族/国家的。在2011年的阿拉伯，后一种是什么呢？追溯起来，这一年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导致哪怕一次反对美国甚或反对以色列的游行示威。对此，阿拉伯民族主义随埃及纳赛尔主义的失败而导致的历史的失信无疑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抵抗也逐渐和体制合二为一——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就和那些与之勾结的种种一样具有压迫性，从而无法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政治模式则是另一个原因。然而，反帝国主义是世界这个帝国主义力量最可见的区域中没有——或者还没有——吠叫的那只狗，这仍然令人震惊。这，会持续下去么？

美国可以对这些有待追溯的事件持乐观态度，在海湾地区，巴林的起义也许使它的海军总部受到威胁，但这次起义已经被延续1849年传统的一次反革命干涉所粉碎，同时，这次干涉也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团结。沙特和哈希姆王国一直坚定不移。也门作为反对萨拉菲主义的战争的堡垒看起来更不可靠，但现任的独裁者是可有可无的。在埃及和突尼斯，统治者已经跑了，但开罗的军事等级，及其与五角大楼极好的关系，仍然不受触动，而未来会在各国出现的最大的公民力量，则是本土化了的伊斯兰主义。先前，对穆斯林兄弟会或其区域附属机构进入政府的预期在华盛顿引起了严重的警报。但现在，西方已经在土耳其找到了可以在阿拉伯土地上复制的，提供所有政治世界中最好的东西的可靠的蓝图。AKP（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已经表示了它对北约和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地忠诚，以及它是如何有能力使用正确剂量的恐吓和镇压——一个虔诚却秉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在挥舞着警棍和古兰的时候所能做到的一切。如果在开罗或突尼斯也能找到厄多冈(Erdog’an)，那么华盛顿就有充足的理由满足于付出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的代价。

在这样的回顾中，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可以被看做是蛋糕上的酥皮，既擦亮了西方的民主证书，又解决了它最令人尴尬的，最近对“国际共同体”的重新招募。然而，这对美国的全球权力来说更多地是一种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北约发动进攻的动议来自法国和英国，就像包裹在苏伊士远征的时间轴上的一次历史的重演。又一次地，巴黎牵头，清扫他征服里的萨科奇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亲密关系，并阻止他在民调中支持率灾难性的下降；伦敦参与，允许卡梅伦实现他经常表达的，赶上布莱尔的希望；海湾合作理事会和阿拉伯联盟则为这次冒险提供了盐湖，恭顺地模仿1956年的以色列。但卡扎菲不是纳赛尔，而这一次奥巴马，没有理由害怕结果，也可以接受它，霸权的协议要求美国采取名义上的领导并协调最终的成功，允许像比利时和瑞士那样的战士展示它们不着边际的勇猛。对当前美国体制中克林顿时期的接班人来说，一个额外的红利，是在伊拉克的挫折之后，人道主义干涉的复原。可预言地，法国媒体和情报机构，则为在这词奋进的路线中回复他们国家的荣誉而狂喜。但甚至在美国，冷嘲热讽也比比皆是：利比亚鹅肉的酱汁不是巴林的酱汁，也不是适用于其他鹅肉的酱汁，这太明显了。

自起义来，这一切都还暂时没有扰乱现环境的表面。霸权国家的谨慎，对民族/国家的专注，对利比亚叛军的同情，对这一插曲将很快结束的希望，结合在一起使对最近来自西方的轰炸的反应变得沉默。然而，在正在进行的动荡中，把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无限期地隔开，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东至动荡区域的穆斯林世界，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争还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其逻辑的结论；而在此区域的中心，对西岸的占领以及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和以前一样持续。甚至最节制的民主体制也会发现，要把自己从这些帝国主义优势和殖民暴行中独立出来也是很困难的。

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经常是一种短促的潮流。本区域的大多数民族/国家——埃及和摩洛哥是例外——事实上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创造。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之外，殖民的起源并没有阻挡后殖民的认同在由殖民者勾画的人造的边界内成形。在神圣的文本中绑在一起的语言和宗教，过去是——现在也是——历史地说，是强大，且与众不同的，因为通常文化的标志不会以更高的，被设想为一个单一居住群体的阿拉伯民族的理念来超载每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影像。那种理想引发了一种共同的阿拉伯——不是埃及的，不是伊拉克的也不是叙利亚的——民族主义。

随之而来的是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所主张的)复兴主义的兴起，腐败和失败。今天，这些现象不会再次复兴。但是，如果要使起义变成革命的话，就必须在阿拉伯世界恢复这些现象背后的那种冲动。自由和平等需要重新联合起来。但没有博爱的话，在一个受到如此变态的粗暴对待以及如此在内部彼此关联的区域，它们就会有变质的危险。从五十年代起，各种各样的民族的自大给中东和北非一切进步带来了巨大的代价。需要的不是阿拉伯联盟提供的那种对团结的滑稽模仿，这个组织的破产和背叛的记录已经快赶上在卡斯特罗可以以十足地公正称之为美国殖民部门的美洲国家组织了。这里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设想——在遥远的未来，在最后的酋长也被推翻之后——根据阿拉伯世界的人口比例对石油财富进行平等分配，而不是少数畸形的富裕和绝望的都输的贫乏的，普遍的阿拉伯国际主义。再更接近与当下的未来，有限要考虑的事情很明显：一个宣告萨达特和以色列签署的卑鄙的条约——这个条约为了一碗浓汤：甚至不能给埃及足够主权，让它的士兵能够在它自己的领土内自由移动的协定，而破坏了它的联盟，而它关于巴勒斯坦的框架协定，本身就是卑鄙的，以色列甚至都没有假装对此加以观察——在法律上已经死亡的联合宣言。恢复一个民主的阿拉伯的尊严的真正的考验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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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