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门“显学”。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地位、研究领域的多样化而言，还是从相关刊物和学术会议的数量、所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这一领域的从业人数而言，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都呈稳定发展的态势，这与其在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总体式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划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可分为三大块：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例如对马、恩、列、斯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其核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从学科上划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被分割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艺术理论等具体领域之中，通常被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有很大弹性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学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西化”倾向。在对马恩列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西方人的视角和价值偏好对中国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改造、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激进批判、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文本学考订和甄别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把主要精力用来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观点、会议概况，“入乎其内”有余而“出乎其外”不足，基本上是在扮演“传声筒”的角色。即使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很多西方人的观点、研究方法也普遍流行，似乎不引证几条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就不能证明自己对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的资格和权威性。

在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学科分类和实证科学研究框架已经从根本上主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于是有人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家”身份，而有人则把马克思包装成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马克思经常被贴上“政治思想家”或“社会学家”的标签。还有一些研究者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性”，特别要注意“价值中立”，把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他们所理解的学术，就是细枝末节甚至繁文缛节。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研究，更是一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领域，而且越来越有喧宾夺主之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倾向，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很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完全地或部分地把西方各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正义等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而基本忽视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历史性、阶级性和虚伪性的批判。他们或者是退到了马克思之前18世纪那些启蒙思想家的立场，或者认同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调和。根据这种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如“三纲五常”等，自然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而对于当代中国，他们也是通过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和描述的。而这样一来，在上述所谓“普世价值”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不那么“价值中立”了。

“西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衷于区分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要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是要让它们相互拆台、两军对垒。他们是要用建立在西方标准上的“学术”去解构从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理论”或“思想”的权威性，他们以学者的身份，急不可耐地指出后者的缺点、错误和意识形态性，似乎他们比毛泽东、邓小平还要高明。无论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他们那儿是要被归入“学术性较差”的领域的。如果有人跨越自己原来的学术领域，从事这一研究，难免被他们居高临下地加以“不够学术”、“曲学阿世”之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海内外关注的中国模式问题上，国内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加入了反对谈论中国模式的“大合唱”。他们对中国模式研究冷眼旁观、冷嘲热讽。他们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资格谈什么“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模式”、只有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模式”。中国是特殊的，西方是普遍的，削弱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主性，就是在削弱中国人的“特殊性”，从而更快、更好地达到以西方为代表的“普遍性”，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也许他们自认为，他们不是作为中国人在发言，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在发言。知识分子不是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吗？而马克思不是又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吗？

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模式在当代中国处于强势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旗号下，少部分学者实际上已“蜕化变质”，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干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作为西方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整天贩卖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宣传一唱一和，积极推动中国“变天”。而大部分学者虽然想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有所区别，试图捍卫中国的主体性，但由于他们对西方价值观的“同情”或“部分接受”态度，因此他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显得“理亏”，“中气不足”，在西方思潮面前处于全面防守的态势，只能对各种“刺激”做出被动的“反应”，就像法庭上的 “被告”一样，忙于应付各种“控告”或“指责”，围绕着“原告”和“法官”设定的论题进行辩白、说明，陷入西方人设计的圈套而不能自拔。只有少数立场较为坚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已被现代学术体制和大众传媒完全边缘化了，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影响力却与这一主导地位极不相称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说严重危机，在于很多研究者陷入了“西化”思维的泥淖，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误导，把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客体”，放弃了中国的自主性，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丧失了必要的自信，缺乏真正的中国关怀，进而失去了把握和思考中国问题的能力。这种表现，从根本上背离了长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旨趣。

（二）

马克思曾经明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恩全集》第一卷，1965，页462）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缘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中国当时的现实需要，即在学习西方中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现代国家转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当时西方文明发展的顶峰和集大成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而形而上学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和精华所在。要学习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最佳选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内在机理的揭示，在中西文明交汇和冲撞的情势下，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把握当时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有说服力的“大史观”，并指明了应对方向。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西方的“反西方”理论。它虽然产生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明的世界主义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很多西方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文明本身”，把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体制看作是最终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并认为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完成”或“终结”。但马克思主义却宣称，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到来准备了部分条件，但仍然处于人类历史的“野蛮”阶段，甚至是“史前史”阶段，真正的、文明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开始，还有待于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一论说破除了资本主义永恒不灭的迷信，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受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人民看到了希望，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和革命热情，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绝非出于学院知识分子抽象的学术兴趣，而是认为它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面对西方列强的高压态势，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具有强烈的关怀，对中国当时的问题有刻骨铭心的体认，并在苦苦思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良策，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或个人好恶所致，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并比较了很多思想或“主义”后，所做出的合理决策。正因为如此，在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中，他们才能势如破竹，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立足于中国实际，有力地驳斥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威信和影响力。

    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不是把当时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到中国来，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和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引进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如阶级斗争学说、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国家与革命的思想等等。这说明中国的主体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时就得以确立了。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20多年中，中国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还是不稳固的，中国还只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应用对象，因此还不时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现，其顶峰就是王明的主张：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毛泽东在30年代末期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针对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具体表述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放矢”，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走出一条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革命道路。表面上看来，毛泽东只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加以应用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是要打破西欧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和需要出发，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卷一，1991，页111）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批判那种“无的放矢”、“做奴隶做久了，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的错误倾向，批判“言必称希腊”和“言必称苏俄”的全盘西化论和全盘俄化论，并结合全党智慧，创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国情怀极大影响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郭沫若、艾思奇、李达、范文澜、侯外庐等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都是在此精神感染下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的。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阐释，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运用，而是结合二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范式，并且与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因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为鲜明了。他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选集》卷四，1991，页1515）。后来他更意识到，在非西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系统论述过，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们，而必须进行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就如他所说的那样：“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卷八，页109）毛泽东对马克思也不是一味盲从的，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完全赞同，他曾说过：“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文集》卷六，490）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态度，贯穿于他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过程。

    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了毛泽东的中国情怀和中国主体意识。他宣称：“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卷三，页213）。他重提毛泽东在历次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话，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0年代初，他对当时理论研究中的脱离实际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文选卷三，40）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文选卷三，页382）因此他主张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否则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成了一句空话。“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卷三，291）在这方面，邓小平确实表现出了他基于中国情怀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

（三）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期待，呼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破除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要破除“西化”的不良倾向，体现应有的中国关怀，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明复合体，各种因素纷然杂陈，她既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的延续，是承继中华文明之血脉和传统的“旧邦”，又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所创立的政党-国家，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生儿”，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不断遭遇西方、学习西方、消化西方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三个“面相”，其中政党-国家是主干，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是补充，它们相互支撑、彼此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当代中国形象。任何具有中国关怀的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应对这三大维度予以正视。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就会导致对当代中国的误解、曲解或一知半解。

经过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当代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她仍然处于成长阶段，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不确定性，中国向何处去，仍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本文所说的中国关怀，是指关怀历史上的中国、当下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这样一个“连续体”。任何肢解这个连续体的企图都会导致中国关怀的变味乃至扭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体现真正的中国关怀，必须在自己的研究中正视并妥善回应如下重大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有某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乃至“温情的敬意”（钱穆语），是中国关怀在当代表现的前提性内容。古代中国的巨大规模、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任何简单的概念范式，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专制”范式所无法涵盖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多有批评，是出于革命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彰显与对中国文化过分美化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不同，同时也是为了完成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在革命建国任务已经完成，改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的今天，必须从传统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做到“古为今用”，而不能从外来的抽象观念或原则出发，离开中国的大地和天空，对古代中国持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对那种抹黑、诋毁中国历史和传统，包括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做法，保持高度警觉并进行坚决抵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承认自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然继承者。

第二，如何看待中国当下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在60年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把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集中暴露出来了。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面临很多新的、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其中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就是基于当代中国的上述三大维度，在极为复杂的形势下，排除各种阻碍和干扰，成功走出一条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一个有中国关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这一过程中已经存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一种深刻的体认和建设性的态度，要对它们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并寻求可行的解决路径，而不能采取那种简单化的、激愤的、火上浇油式、高高在上的态度，或者加入现代传媒对这些问题的炒作，危言耸听，惟恐天下不乱。

第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如唯物精神、实践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无疑是正确的，有现实意义的。没有对这些精神在中国的灵活运用，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在当代中国仍然面临着西方的巨大压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尚未实现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精神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必须强化。但也必须承认，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对它的“分有”或“模仿”；没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并不意味着经典作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不能把马克思教主化，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原教旨主义，一味寻找经典作家的原话来裁判中国的现实生活。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和草创阶段，很多理论都是初步的、未成型的、探索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观点都是在观察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已有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具有较强的西欧中心论色彩，而且他们理解的资本主义也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后来的很多发展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至于对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和体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更为有限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具有中国关怀，就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照着说”，而应努力去“接着说”。

    第四，如何看待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思想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学术与思想或理论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是相互支撑，彼此彰显，并行不悖的。在目前情况下，特别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和理论的意义。试想一下，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能成为显学吗？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其科学的、学术的层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不能以损害其思想的锋芒为代价，脱离思想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是盲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历史视野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绝不能被淹没在实证科学的知识框架和繁琐的学术标准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中的“概念游戏”，不是无关痛痒的“头脑中的批评”，而是实践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成为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藏身之地。

第五，如何看待西方？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虽然不是铁板一块的，但在某些重大的历史时刻经常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特别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方面。目前中国已融入了很多西方的因素，一些国人确实已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马克思主义原来也是西方的东西，基于中国关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是要完全拒斥西方，而是要面对西方，有选择地吸收、消化西方的东西，为我所用，即“化西”而不是“西化”。有鉴于此，中国人对西方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问题是要把这种研究建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

    第六，如何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世界历史意义？当代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否认自己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中心还有一定道理，那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再否认这一中心地位就是没有勇气承担“天命”的表现。目前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关怀社会主义中国也就是关怀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怀人类的马克思主义前景。

综上，当代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丰富和创造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最终指向，是帮助我们把握当代中国和中国所处的当代世界，应对各种现实和未来的重大问题。马克思说过：“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马恩全集》第一卷，1965，页462）。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中国的“现实”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反思性的动态平衡，如果说这句话中的第一个“思想”可以指以前的一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后一个“思想”则可以指未来的、尚待完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关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是当局现行政策的注脚，而是要做到“瞻前顾后”，既不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传统，也要有面向未来的向度。

吴新文（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