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二卷问世：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外界眼里，张启华是敢说真话的人，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作为历史学者，张启华认为，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国新闻周刊》和张启华的对谈就从这句话开始。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党史》二卷反映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本书任务是对这29年历史进行客观叙述，同时作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更需研究者反复研究讨论，以取得正确认识。

　　事实上，本书稿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的多次审读、反复修改，同时考虑到在一些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还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这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样一部长篇著作，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并不算很慢。现在完成的《党史》二卷，有9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些，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但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

　　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

　　张启华：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一开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别统一，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也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肯定，犯的错误太多，伤人太多，持否定态度。

　　为了统一思想，也为了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清晰，我认为确定这段历史的主线是个重要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主线。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前辈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们的贡献。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

　　总之，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段历史的编写，中央领导人有何指示或态度？

　　张启华：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党史》二卷写的这29年。这是我们写这29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个根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邓小平、薄一波对这个29年也有许多指示，都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在2010年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要明确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们的参考。

　　中国新闻周刊：在二卷编写时，对一些历史疑难、重大问题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张启华：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我认为是探索就会犯错误，原因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头脑发热的主观原因，加上国际上的一些客观原因。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纠正错误，纠正虽然不彻底，但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摔跤中走过来的。

　　《党史》二卷既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这29年是一部错误历史，你如何看待？

　　张启华：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符合事实。

　　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至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

　　张启华：“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是两个概念。“文革”是这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还干了其他事，在某些领域也有取得的成就。比如外交、科技、经济发展等领域。

　　有人认为写成这样就是美化“文革”，这是不对的。当然，没有“文革”，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

　　中国新闻周刊：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张启华：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比如说河南信阳，确实死人很多。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分歧？

　　张启华：随着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是不利的。

　　总之，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