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民族政策的修订和执行都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推动的。承认民族（nation）和"民族权利（national rights）"的实在性，是列宁曾采取的最强硬的态度之一。列宁提出的有益于（"被压迫的民族"）的民族主义理论奠定了苏联政权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策（NEP-time policy），倡导补偿性地"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并在国家支持下整合各民族的语言、"文化"、领土以及一个由配额制扶植出来的科层体系（quota-fed bureaucracy），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尝试。列宁的近卫军（The Lenin Guard）以适当的方式造就了国家的基础，其间，布哈林（Bukharin）于1923年迅速完成了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到非俄罗斯民族主义（non-Russian nationalism）的巨大跳跃。但是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民族之父"(虽然这不能涵盖所有民族和所有历史阶段)。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俨然变成了族群多样性的奢华庆典，对此，每个州都提供了经费支持。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倒退（the Great Retreat）"，虽然减少了"兴盛民族（blossoming nationalities）"的活动领域，却呼吁这些已初有成效的民族进行更加密集的农耕生产；继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之后，有关阶级从属于族群和支持民族主义(不只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者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威阐述，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原则。 如果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感到奇怪，那是因为有关苏联民族政策的绝大部分历史解释皆出自于这样一些学者，他们共享着列宁和斯大林的本体论民族（ontological nationalities）思想，坚持赋予民族以特殊权利，褒扬发展本民族文化和培养民族干部的行为，贬责那些不履行（更别说威尔逊主义Wilsonian）民族自决承诺的行为，而且认定曾遭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痛骂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确等同于对语言/文化（即而）政治自治的信仰，这一信仰被资产阶级学者理解为民族主义。各种形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马克思普世主义的俄文译本似乎是如此的俄罗斯化或者普世化，以至于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注意到苏联政权中长期隐含的民族倾向（chronic ethnophilia）。我们可以将这些学者的失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将其解释为折曲、软弱或疏忽的一种标志。 本文试图澄清和呈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在族群特殊主义（Ethnic Particularism）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3] 出于对个体权利的强烈抵制，他们迫切地、蓄意地、始终如一地发展与无产阶级的权利并不总是一致的集体权利。"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民族区域联邦主义制度化的国家，是第一个根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民族（nationalities）对所有公民进行分类，并对以"民族"定义的特定群体实施优惠待遇的国家。[4] 正如I·瓦列伊基斯（I. Vareikis）1924年所写，苏联（USSR）是一个庞大的公共寓所，在这座寓所里面，"民族国家、不同的共和国和自治州、自治区"代表着"隔开的房间"[5]。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作为"房东"仍在继续强化这些隔离，他们在称颂共产主义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对隔离制度的颂扬。[6] "民族（a nation）"，斯大林在他早期的论著中指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一定义在社会主义者中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但对民族起源、民族主义未来的宿命、前国家时期民族的性质、经济和政治之于民族国家的作用、民族"典型特征"的重要性等问题，却没有达成共识，分歧多多。然而，似乎每个人又都认为，不论是好是坏，人类都是由基于共同历史的、或多或少稳定的语言群体(Sprachnationen)组成的。[8] 语言和历史（或"命运的共同体"[Schicksalgemeinschaft/"community of fate"]，它是语言统一体的前提条件兼结果）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更具争议的条目也通常--尽管不总是很明确地--被认为是合法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试图将地域与民族分离，明确指出"命运的共同体"归根到底是物质共同体的命运（the fate of a physical communit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则坚信"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和资本主义逻辑是相矛盾的，并将庞大的、具有"掠夺性"的民族国家视为经济扩张的工具。列宁也拒绝接受"民族文化"的观念，他认为我们通常提到的"格鲁吉亚人（Georgians）"、"乌克兰人（Ukrainians）"和"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s）"也是具有民族特征、民族利益和民族责任的。民族或许没有用处，又或许不会永远存在，但它的确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下。 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这就意味着"民族"可以拥有自己的权利："民族可以组织自认为适合的生活，拥有在自治基础上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拥有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的权利，以及完全退出联邦的权利。所有民族都是独立的，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9] 各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大小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存在小民族和大（甚至超级）民族之分。所有民族在社会发展程度方面也有差别，因此存在落后民族（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说法）和"先进"民族之分。所有民族各自的经济角色（以及相关的阶级角色和道德角色）也不相同，有的是"压迫民族"，有的是"被压迫民族"[10]。尽管如此，所有民族，不论多么"落后"，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平等地拥有独立自主权，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相同的权利。 什么样的社会阶级要求自决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自决等问题，自然牵扯到一些强有力的却又毫无意义的争论--所有争论越是激烈，就越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中的大多数群体还远远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些民族，以马克思主义而言，还算不上是民族。[11] 另一个至今仍没有结果的尖锐问题，就是列宁始终坚持的"自决"的政治意义以及他晚年与斯大林关于在苏维埃国家（the Soviet state）实施民族自决的实用价值的争论。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和斯大林为追求严格地域意义上的自治定义而发起的共同运动，反对崩得（Bund）[12]和鲍威尔（Bauer）。但是这场运动在1917年后因革命胜利而停止，苏联的联邦主义将族群（ethnicity）和地域联合起来--至少在第一个20年内--并保证其他各种散居群体的文化权利。那场运动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提出一种断言--不论是1917年之前，还是1917年之后都很少被挑战--主张所有区域可以被描述为既是"中世纪的"也是"现代的"，随着现代性被定义为民主（"基于大众情感（popular sympathies）"的边界），也随着民主带来"民族人口成分最大可能的同质性，"[13] 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将根据"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来确定，"至少其中一些情感将会延承族群的边界（ethnic lines）。[14] 如果这样将会培育出新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将同样被赋予平等的地位。[15] 如果平等的地位（和经济理性）要求建立无数"自主的民族区域"，即使是最小规模的，那么，这种区域也必须得到建立，而且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大小不一的相邻区域"联合。[16] 然而，如果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赞同联邦制只不过是一个庸俗理想的观点，认为"民族文化"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杜撰，认为同化是一个用"流动的无产阶级（mobile proletarian）"来替代"愚昧"、"野蛮"及"粘在肥料上死气沉沉"农民的渐进过程，而且民族文化专家们也以充分理由赞同和默许了这一同化过程，那么，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民族-区域的自治体？[17] 首先，这是因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尚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用所有的语言来宣讲和反对（民族文化口号）,以使自己‘适应'所有地区和所有民族的要求。"[18] 这些"民族"需要本民族语言、本民族学科和本民族教师（"甚至只是为一个格鲁吉亚儿童"），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要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也在于在‘他们的'小农阶级和市民阶层中传播反对神父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在于消除他们无产阶级信徒和自身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病毒。[19]列宁青年时代在喀山形成的"明斯基体系（Il'minskii system）"是一个传教类型的工程。[20] "唯有母语"，明斯基指出，"才能真正地而不仅仅是表面地将人民引导到基督教道路上来"[21] 。斯大林在1913年写到，唯有母语才能让"鞑靼知识分子或犹太工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22] 以上两种皈依理论都认为"民族语言"是基督教传道者散播信息的一个最为清晰的渠道。所不同的是，更"保守的"传教士们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系统，认为为了"击败异族的信仰"，必须与"与异族进行全面斗争--抵制其道德、习俗以及整个群体内部的制度设置，"[23] 而喀山（Kazan）的改革者和苏联族群政策（ethnic policy）的先驱们则相信民族（nationality）与信仰（faith）是毫不相干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校不论使用什么语言媒介，都要统一开设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课程。[24] 民族文化作为既存的事实，包含语言和"内部的制度安排"：民族（nationality）是一种"形式（form）。""民族形式（national form）" 可以接受，因为根本不存在民族内涵（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national content）。 列宁和斯大林早期为民族主义辩护（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信仰，认为族群界限是本质性的[ontological essential]，其核心是领土和政治理念[25]）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有时被释为"大国沙文主义（great-power chauvinism）"，有百害无一益；后者，尽管瞬息万变，却有其合法性。前者是占有规模优势的不公平的结果；后者则是对歧视和迫害的一种反应。前者只能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自律和自我净化来消除；后者则不得不采用情感抚慰和机智手法来减弱。[26] 因此，提出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口号是痛悔前罪的姿态和举动。这一政策较易操作，并且可以在容忍"（民族）形式"方面走得很远。"一个少数民族会有不满，并非因为区域范围之外缺乏民族联盟，而在于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只要允许少数民族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不满的情绪将会自行消失。"[27] 一个少数民族享有的权利和拥有的机会愈多，就会愈加"信任"前任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形式"的真正平等，将会展现民族主义的历史偶然性和与阶级实质的潜在统一性。 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成，无产阶级将创造出一个彻底消除民族压迫的机会；这种机会将变成为一个"唯一"的事实--"唯一"！--在所有范围内彻底实现民主化，包括根据人民"情感"划定的国家边界，也包括完全脱离联邦的自由。反过来，这也会促使民族张力和民族猜疑的彻底消失，加速民族交往和融合，进而导致国家的消亡。[28] 革命和国内战争（civil war）等"实践"也无法改变这一进程。布尔什维克新政府最早的政令就已经把胜利的民众描述为被赋有"权利"的"人民（peoples）"和"民族（nations）"[29]，声明所有的人民（peoples）都是自主平等的，并通过加入民族区域联邦以及脱离联邦的自由权来保障民族的自主权，支持"少数民族和族群的自由发展"，保证尊重民族的信仰、习俗和制度[30]。内战即将结束时，对地方联盟的需要和对现存实体（有时用族群加以定义）的识别与民族原则联合起来，生产出一种法定的分类（越来越多地用族群来定义），它包括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劳动者公社（toiler's communes）。有些自治主体看起来比其他主体更加自治，但"民族（nationality）"这类群体拥有的自治权利最多。"许多这样的人群（peoples）除了它们以前曾是俄国的组成部分，现在通过革命获得解放这一事实之外，它们相互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31] 依据列宁的看似矛盾实际却十分正确的说法，实现统一的最安全保险的方式就是允许形式的多样化。通过"培育民族文化"和设立民族自治州、民族学校、民族语言和任命民族干部，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克服民族之间的猜疑，获得所有民族大众的支持。"我们将会帮助你们发展你们的布里亚特（Buriat）、雅库特（Votiak）等群体的语言和文化，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将会融合进普遍的文化之中，革命和共产主义也会尽快到来。"[32] 对许多共产主义者而言，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难道民族不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吗？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应该超越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吗？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是应该团结起来吗？所有拥护苏联的劳动者（toilers）不是应该在更加自决的情况下团结起来吗？1918年春，拉特西斯（M. I. Latsis）曾大肆抨击"联邦主义的荒谬"，并警示无止境地"培育共和国,"尤其是对不发达的族群（ethnic groups）如鞑靼人（Tatars）或白俄罗斯人（Belorussians），其危险的程度不亚于其荒谬的程度。[33] 1919冬，罗弗（A. A. Ioffe）曾反对高速增长的民族主义诉求，并呼吁在"具有缓冲作用的共和国（buffer republics）"内"结束分离主义"。[34] 1919年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N. I. Bukharin）和皮达可夫（G. I. Piatakov）曾针对民族自决的口号和非俄罗斯民族（non-Russion）地区的族群（ethnicity）超越阶级上升到首要地位的现象，发起过一次彻底的言论抨击。[35] 对此，列宁的回答仍像往常一样坚定不移。首先，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讲我们不承认芬兰人（Finnish）而只承认辛劳的人民大众，这将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不承认那些现实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它也会强迫我们去承认它。"[36] 其次，曾经是压迫民族的人需要获得曾经是被压迫民族的人的信任。 巴什基尔人（Bashkirs）并不相信大俄罗斯人（the Great Russians），因为俄罗斯人比他们更文明，过去常利用其文化优势来掠夺/剥削巴什基尔人。所以，在那些偏远的地区，"大俄罗斯人"这一名称代表着"压迫者"和"骗子"。我们应该把这点考虑进去。我们应该与此作斗争。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能通过法令来强行消除。我们对此应该十分谨慎。并且像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尤其应该小心，因为他们已经激起其他民族强烈的憎恨。[37] 最后，落后民族还没有发展到"从资产阶级当中分化出无产阶级"的程度，因而也就不要指望他们当中会产生出具有革命性、并坚决反对本族"首领（mullahs）"的阶级。[38]然而，如果将这些落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来与更"文明"的民族进行比较，他们由于具有受欺骗和被压迫的美德，因而就是合法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之下，殖民地的民族在全球已成为西方工人阶级的等同物。在（俄罗斯Russion）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直至殖民主义的经济和心理创伤痊愈为止。在这一时期，民族可等同于阶级。 列宁虽然在辩论上失利，但最终还是赢得了选举。因为，正如托姆斯基（Tomskii）所说，尽管"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民族自决或民族运动是正常的或可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似乎相信它们是"必要的魔鬼"，是不得不容忍的。[39] 于是，旨在获取民族身份（national status）和确认族群领土（ethnoterritorial recognition）的争夺仍在畅通无阻地持续。无论在文化习俗、语音系统还是词汇方面，克瑞申人（Kriashen，说鞑靼语的基督徒）都不同于鞑靼人（Tatars），因而需要设立一个特定的行政管理单元（administrative unit）[40]。楚瓦什人（The Chuvash）十分贫穷而且不会讲俄语，因而也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单元[41]。雅库特人（The Iakut）也值得拥有自己的政府，因为他们居住集中并且已准备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42]。那些地缘上靠近雅库特的原始部落们也值得拥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因为他们广泛地分散在散杂居区域内，还没准备好管理他们的事务。[43] 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爱沙尼亚人（The Estonian）拥有自己的文学（文字）传统（literary tradition），因而需要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给他们提供报纸。[44] 西伯利亚地区的乌格尔人（The Ugrian）没有文学（文字）传统，因而需要"一个独立的政府"来"为正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民众指引一条光明之路，并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45]。地方知识分子、民族官员的理事会/首脑（Commissariat）、"本地人议会（native conferences）"和彼得格勒的民族志学者们都要求为他们设立制度性的自治权、行政机构（offices）和财政资助（为了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保护者[protégés] )。在已经获得了自治权之后，他们还不断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助。 虽然中央提供的财政资助是有限的，然而自治区域和行政机构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随着它们的官僚机构和（至少在理论上）"母语"教育体系的完成，除了民族区域单元之外，在国家机构里也出现了民族单元，政党基层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中出现了民族部门，大学院校里出现了民族人口配额。1921年，波兰人（Poles）收到了用他们的语言编写的154,000册新书，同时，被部分认可的克瑞申人（Kriashen）也收到了10册新书；阿塞拜疆（Azerbaijani）的共产党组织中出现了波斯人、日耳曼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机构；莫斯科启蒙理事会（Commissariat Enlightenment）中有14个民族机构；俄国有103个地方政党组织都认为应该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商业贸易。[46] 然而，有些疑虑仍然没有消除。根据民族官员理事会一个成员的说法，语言的自我维护，对那些"弱小的、落后的和散居在一些先进文化之汪洋大海中的民族"而言，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为了用单一的语言创造一个对称的、几何学意义上完整的教育体系，不惜一切代价来无止境地保护和发展某个民族语言，而不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倾向的努力是没有未来的。"[47] 其他人认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是经济理性，族群单位应被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实体替代，或者至少作为补充，而且这种经济实体必须建立在环境、工业和商业的密切关系之上。如果军事防卫区域能够跨越民族界限，那么经济区域应该同样可以跨越民族界限。[48] 这些争论没有被领袖们简单地拒绝。但自1922年开始，他们变得在思想上无法接受这些争论。列宁的激情（passion），斯大林的Narkomnats官僚组织，俄共（布）决定政策的传统和族群组织扩展的既得利益把"民族问题"凝结成为一个不能再被质疑的问题，以至于当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将族群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 ethnicity）政策予以合法化时，再也没有人称它是一个"必要的魔鬼"，更谈不上认为它会引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问题。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斯大林）所做的就是对列宁的民族压迫的主题和殖民解放进行合并，并把"民族问题（nationality question）"和落后问题等同起来，将全部的问题看成是"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一种单纯的对立。大俄罗斯人属于一个先进的、过去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必须频繁地为民族国家的安全传统和"大国沙文主义"（以族群自大和迟钝而著称）而愧疚，而所有其他的民族，则通通被消极地定位为"非大俄罗斯民族，"他们都是沙皇所强加的没有建国机会（tsarist-imposed statelessness）、贫穷落后和"无文化（culturelessness）"的受害者，这使他们很难充分利用革命提供的新机会，甚至有时会诱使他们陷入"地方民族主义。"[49] 在斯大林的构想和规划中，"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民族问题的实质是要消除民族从历史延承下来的落后状态（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以便让这些落后民族赶上位于核心地区的俄罗斯。"[50]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俄共（布）将会帮助他们。 （a) 以一种符合这些群体的民族外观的形式，来发展和强化他们在苏联的国家地位；（b)采用他们自己的法庭和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是由熟悉当地生活和心智状态的本地人组成的，这将会强化他们本民族语言的功能；（c)用他们本族的语言发展他们的出版机构、学校、剧院、地方俱乐部以及其他文化性和教育性的公共机构。[51] 享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民族国家，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内的民族（nationalities）（不是nations！）在数量上是一样多的。游牧民族将接受哥萨克人（Cossacks）曾占据的土地，散居在他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的自由发展"也会得到保障（这是对建立地域单元的呼吁）。[52] 也许最显著的是，族群（ethnicity）的这种胜利，被斯大林同时描述为进步的原因和结果。一方面，"民族自由发展"是战胜非俄罗斯民族落后状态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 你们不能违背历史。尽管俄罗斯人仍在乌克兰人的城市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清楚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城市都必然会实现乌克兰化。大约40年前，里加（Riga）曾是一个日耳曼人的城市，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里加现在完全是一个拉脱维亚的城市。大约50年前，匈牙利（Hungary）的所有城市都是日耳曼性质的，然而现在已经马扎尔化了（Magyarized）。同样的情况将会发生在白俄罗斯人身上，目前他们的城市中是非白俄罗斯人占优势。[53]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俄共（布）将会加倍努力地进行国家构建，因为，"为了在城市开展共产党的工作，用本民族语言来争取新兴的白俄罗斯无产阶级的支持将是十分必要的。"[54] 然而,依据官方政策的"辩证"逻辑，这种措施是毫不含糊的，并且截止到1921年，已建立得相当完好了。在某种意义上，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新经济政策的引入，相当于降低其他目标来达到与"新经济政策相似的（NEP-like）"民族政策的水准。新经济政策和正视"落后"（"落后"一般指的是农民、商人、女性和所有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各种"原始部落"）谨慎地达成了临时的和解。此外还存在一个专门的妇女部门，一个犹太人机构和北部边疆地区民族援助委员会。"落后"永无止境地自行增殖，在对待过去的每一个残留时，都需要一种基于"特殊性质"的特定方法，即要有深厚感情和父亲般的仁慈。最终的目标是消除所有的"落后"，从而消除所有的差异。但是那个目标的实现日期却被无限地延长了。任何强制性的尝试都将是"危险的"和"乌托邦式的"--正如中亚那些缺乏耐心，"十分成熟且政治意识较强的朋友"发出的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对独立自治体的培育要持续到什么时候？"[55]俄共（布）给出的答复虽然不明确但却很有力："视其需要的时间而定。"用他们所需的时间来克服"经济的和文化的落后面貌......，经济差异，文化习俗差异（这对那些还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尤其重要）"以及语言差异。"[56] 同时，这种国家建构，就本身而言，似乎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美的存在，来源于差异性和多元化。 不过有一个例外。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独特的残余，基本上已无补救的余地。对此，我们只有容忍，而不是赞美；可以利用，但不是欣然接受。这就是俄罗斯的小农阶级。小农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新经济政策联盟，似乎反映出与其他"不发达"群体相似的安排，只是它们的官方依据不同而已。"小农成分"是好斗的、传染性的和险恶的。没有人认为其野蛮本性会通过进一步发展而自行消失，因为顽固到"不易觉醒"的俄罗斯小农，作为农民（"本质（in content）"上是不相同的）是没有能力自行发展的。 通过将族群（ethnicity）和发展等同起来,把所有国内人口分为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方式，对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表示认可和强化。俄罗斯人较为发达，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与"族群"概念不相关。没有为俄罗斯人"明确标示出来"属于他们的地域，他们拥有的土地是那些没有被作为"民族"的非俄罗斯民族认领的那些领土。米高扬（Mikoyan）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分化太过简单，认为阿塞拜疆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要"超出众多俄罗斯的省份"，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分子还被斯大林和俄共（布）代表大会视为帝国主义者而开除。[57] "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后奋斗"也未能改变官方的政策方针。[58] 对斯大林强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感到不安的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ii）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认为划定"俄罗斯人"的依据如果不是民族起源，就该是行为和职业，认为身体状态本身不佳的领导人推荐了太多相同的药方。部分俄罗斯人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不仅应该涵盖民族形式的平等，还应该包括压迫民族在经费支出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补偿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59]。这一点招致了更多的(非常多的)针对"‘被伤害'民族（‘offended'nationals）"的"防备、差异和妥协"，也导致俄罗斯组织中出现了更多神志清醒的（非沙文主义的）无产阶级，以及对广泛使用非俄罗斯语的更大重视。[60] 1923年4月，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适度地重申了这一观点，但仍然没有质疑原有的策略和正视新出现的紧迫情况。唯一挑战民族发展正统学说的会议代表自认为是"等级确定的工人（rank-and-file worker）"，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马克思国际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理论，却遭到了季诺维也夫（Zinov'ev）的责骂[61]。在两类比较极端的专家意见中，斯大林认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风险"（"占九成"），而布哈林（Bukharin）则坚持认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唯一的风险。[62] 虽然解决民族表征和民族区域联盟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所坚持的原则依然固定不变。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autonomization plan）"呼吁要在"所有重要的事务"上实现更高度的中央集权，同时保证把"语言"和"文化"这些不重要的事务都留给"真正实现内部自治的共和国"[63]。甚至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激烈讨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无济于事，这一讨论过程夹杂着（格鲁吉亚内部）"被伤害民族"对缺乏情感（insensitivity）的抱怨情绪和直指格鲁吉亚语在当地的优势地位和过度民族优惠的"大国沙文主义"。据奥尔忠尼启则统计，格鲁吉亚人占第比利斯市（格鲁吉亚首都Tiflis）总人口比例的25%，而在城市苏维埃中占43%，其中75%的是城市执行委员会委员，且其中91%的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共和党（republic Sovnarkom？）兼共产党的核心委员会成员。[64] 这次大会产生的唯一真正的理论创新并没有得到讨论，而且最后证明是短命的：斯大林采用米高扬（Mikoyan）的原有立场来反对列宁的书面指责，试图强行削弱俄罗斯人的帝国主义垄断，并把"地方民族主义"重新定义为大国沙文主义的缩影。格鲁吉亚人曾压迫过阿布哈兹人（Abkhazians）和奥塞梯人（Ossetian），阿塞拜疆人（Azeris）曾欺压过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曾歧视过对土库曼人（Turkmen）等。实际上，斯大林反对格鲁吉亚退出外高加索联邦（Transcaucasian Federation）的主要理由，是格鲁吉亚官员发起了旨在"驱逐当地亚美尼亚人"和"变第比利斯为真正的格鲁吉亚首都"的运动。[65]这就意味着基辅（Kiev）的乌克兰化和明斯克（Minsk）的白俄罗斯化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次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既没有接受也没有忽视斯大林的思想。"大国沙文主义"明显是为俄罗斯人保留的，"地方民族主义"不得不冒险反对俄罗斯人（anti-Russian），这可能不是"主要危险"，但对肇事者而来是相当危险的。民族区域属于拥有该民族名称标注的那些民族。 然而，"民族"究竟是什么？在二月革命时，认为所有沙皇臣民的唯一特征是"宗教信仰"，因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和沙皇王朝的合法性与东正教是密切相关的。这并不是说所有沙皇臣民和所有东正教信徒都是俄罗斯人，而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期待成为东正教的信徒。非东正教徒也可以力所能及地伺候 二月革命前夕（确切地讲，是尼古拉斯二世让位于莫吉廖夫和被关押的普提洛夫工人涌入彼得格勒街道的前一天），俄国科学委员会主席S. F. OI' denburg写信给外交使节波克罗夫斯基（N. N. Pokrovskii），他在信中说到，由于被一种爱国责任意识所打动，他和他的同僚提议组建一个研究俄国边陲地区部族构成的委员会。 当下对处于俄罗斯边界与敌对国家接壤的居住在边界两边地区的这些部族构成进行最周密测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原因是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世界大战正在蔓延开来。在和平协商的时期内，对各民族区域的正当性进行认定将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即使迫于特定的战略和政治考虑要划定新边界，民族因素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67] 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执政时期，民族问题进一步向内地转移，并且新委员会承担了对俄罗斯所有人口（不只是边疆地区人口）进行研究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核心"是要保证"行政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一致，"[68] 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土将不得不被分割出多个边界（borderland），而且专业的民族志学者必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里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专业术语。异类和基督教徒被一个无差别的集合体取代，这一集合体中包括了"人民"（narody [peoples]）、不发展的弱小民族（narodnosti）、少数民族（natsional'nosti [nationalities]）、民族（natsii [nations]）和部落（plemena [tribe]）。而且对这些实体存在的持久性（和领土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争议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委员会下属高加索部门的领导人尼·雅·马尔（N. Ia. Marr）认为，将民族考虑得过于"瞬息万变"和错综复杂会脱离"原始的地域划分"，而且还要努力（实际上要付出最艰辛的努力）解开"早期族群"和"部落的真正成分"之谜。[69] 把语言作为"部落的标记"是最为普遍的做法。俄共的理论家赞成把"民族语言教育"作为他们民族政策的基础；掌管教育的官员可以把"民族文化的语言定义"作为切入点开展工作；[70] 民族志学者倾向于将语言作为族群性（ethnicity）最可靠的指标，虽然不是那么通用。因此，E. F. Karskii，这个白俄罗斯部落民族人口分布图（Ethnographic Map of the Belorussian Tribe）的绘制者，也把母语作为衡量民族差异的"唯一标准"，并以一种典型的不合逻辑的推论，声称讲白俄罗斯语的立陶宛人（Lithuanians）应该被识别为白俄罗斯人。[71] 更加矛盾的是，中亚的萨特人（Sart）（通常被识别为定居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不存在的，许多帕米尔人的共同体变成了"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被极端地定义为包括撒马尔罕（Samarkand）、塔什干（Tashkent）和布哈拉（Bukhara）地区所有讲突厥语（Turkic）的人。[72] 然而，语言始终不是最恰当的标准。1926年人口普查就呈现出"语言"和"民族"这两个不对等的分类结果，由此揭露出人口多的群体有些成员不讲"自己语言"的事实。这样的共同体被民族志学者[73]认为是"去民族化的"，而且这在党政官员和地方精英看来，是完全不合法的：讲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或者讲乌克兰语的摩尔达维亚人（Moldavians）会被要求，甚至是被强迫，去学习他们的"母语"，而不考虑他们的母亲是否会讲这种语言。 是什么使"去民族化"的卢里塔尼人成为卢里塔尼民族？因为，它是由"物质生活"、"习俗"和"传统"共同组成的"文化"组合体。所以，在"俄语"和"白俄罗斯语"相互混杂的地区，Karskii 就参照服饰和建筑的差异在居民中区分他们的族属。[74] 同样，尼·雅·马尔（N. Ia. Marr）基于"族群文化"、"大众信仰"、"生活方式"以及"对高加索的情感依恋度"，把操波斯语的奥塞梯人和塔里什人（Talysh）类归为北高加索人（north Caucasus）。[75] 有时候，宗教作为文化要素，会超越语言成为一个关键的族群标志，例如，克瑞申人（Kriashen，说鞑靼语的基督徒）得到他们自己的"部门"（department），阿札尔人（Adzhar）（说格鲁吉亚语的穆斯林）得到了自己的共和国。马尔代表另一穆斯林群体（讲亚美尼亚语的Khemshil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呼吁，但是却没有成功[76]。地貌地形可以强化文化、宗教和语言（高地的高加索人与低谷的高加索人相对），时间的先后同样能起到类似的强化作用。以高加索人为例，本土人与外来移民的区分并不一定与基于发展程度的二元对立（发达/落后，译者注）相一致，西伯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77]。体质的（"种族的"、"身体的"）形态则从来没有单独使用过作为族属划分的标准，但有时候--尤其是在西伯利亚--会被用来支持其他的区分特征。[78] 最后，对于草原游牧部落而言，以上特征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草原游牧民的"民族意识"或者"部落认同"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其他标准起不到任何作用。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土库曼人之间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差异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的氏族谱系是如此清晰而且受到极力维护，以至于民族志学者没有其他选择，唯有遵循他们的谱系来确定他们的民族。[79]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族群单元的实际边界并不总是与学者倡导的边界相一致。哈萨克的当权者要求得到塔什干地区，而乌兹别克的当权者则希望欧什地区（Osh district）获得自治权，为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还成立了专门的仲裁委员会。 接着，吉尔吉斯人（Kirgiz，即哈萨克人 i.e. Kazakh）[80]放弃了对塔什干地区整体的领土要求，但对塔什干下属三个地区（three volosts）的领土要求更加坚持，要求它们必须归属于哈萨克斯坦。如果这个要求被完全满足，那么向塔什干供水的运河的某些部分......将会被封闭在吉尔吉斯领土上。......此外，如接受吉尔吉斯人的新版图，意味着在距塔什干南部17俄里的吉尔吉斯楔入区将切断横穿中亚的铁路干线。[81] 如此怪异的战略，或者"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考虑（正像哈萨克对乌兹别克），以及更多不同程度的常规政治和经济优先权，影响了民族区域单元（ethnoterritorial units）的最终成型，但毋庸置疑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评判标准还是族群的（ethnic）。"民族（nationality）"意味着不同地区存在不同情况，但多数边界都被看成是"民族的（national）"，而且确实与部族研究委员会所绘制的民族分布图非常相符。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认为，族群的合法化就是对族群抱怨和发展限制作出的退让，但并非一种明智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列宁和斯大林居然还满怀信心地断言：真正的"民族界限"越多，国际民族主义就会越成功。 从短期来看，民族界限的划分将引发出一个令人困惑的、而且明显是族群相互嵌套（ethnic nesting dolls）的无限集合。所有非俄罗斯民族作为"民族（national）"都有资格取得属于他们的地域单元，所有生活在"其他群体地域"内的以"民族"定义的群体作为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也都有权获取属于他们的地域单元。截止到1928年，许多共和国都容纳了"民族自治共和国"（national okrugs）、民族自治州（national raions）、民族区苏维埃委员会（national soviets）、民族执行委员会（tuzriki）、土著人苏维埃委员会（native soviets[tuzemnye sovety]）、aul(aul'nye) soviets、氏族委员会（clan[rodovye] soviets）、游牧民族苏维埃委员会（nomadic[kochevye] soviets）和营地委员会（encampment committees [lagerkomy]）。[82] 他们各自在各自的边界内进行防卫，苏联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可以发展，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创造他们的自治文化。这种工作的关键在于要尽可能最广泛地使用本民族语言--"本族语言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方式，是民族的一种社会整合，还是经济和文化顺利发展所需的最重要条件。"[83] 同时作为设立民族自治权的主要理由，是让这种自治权真正具有民族性的最重要方法，"民族语言"可以是所在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几乎总是通过该共和国的名称表现出来的[84]），可以是少数民族的官方语言，还可以是特定个体的母语。地域单元的增长和扩散似乎暗示我们：最终会出现一种属于绝大多数人的官方语言，尽管这样会产生国家赞许的能说三种语言的现象（trilingualism）。1926年，讲阿布哈兹语的阿布哈兹人，曾一度是讲格鲁吉亚语的格鲁吉亚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43个亚美尼亚语学校、41个希腊语学校、27个俄语学校、2个爱沙尼亚语学校和2个德语学校[85]。总的来看，所有这192种于20世纪20年代被认可的语言迟早将会变成官方正式语言（offical languages）。 然而，一种语言要成为官方语言，就必须"现代化"。这就涉及到了文字标准的创制或进一步修订，这种标准要以"活生生的大众言语"为基础，并通过一种"合理的"拼音符号系统（所有阿拉伯语和一些斯拉夫语的书写系统都被拉丁语摒弃）和"净化过的外来词汇（purged of alien ballast）"表达出来。[86] 因此，一场清洗/净化运动或是制度化的语言纯粹主义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其原因就在于，如果"民族"是由文化（形式）的差异决定的，如果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特征"，那么，各族的语言必须要尽可能地相互区别。[87] 于是，地方知识分子在中央权力机构的鼓励下（或当这些缺场时，由居住在大都市的拥护"本民族"的学者上场），开始划分语言之间的界限。乌兹别克文字和鞑靼文字的缔造者在"阿拉伯主义（Arabisms）和法尔斯主义（Farsisms）[88]"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正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语言的筹划者发起了抵制"俄罗斯主义（Russisms）"的运动，缺乏精英的"弱小民族"的守护者把新编创的楚科奇（Chukchi）语言从英语借词法中解放出来了。[89] 鞑靼作家和记者首次采用了以上五个观点中的两个，具体如下所述： Ⅰ. 鞑靼文字语言的主要素材应该包含民族语言的要素，如果一个必要的词汇出现在鞑靼语中，那它绝对可以被一个意义相同的外来词所取代。 Ⅱ. 如果一个词在鞑靼语中不存在，那么应尽可能将它替换掉，替代的情形可分为以下两种。 （a） 用一个人造新词替代，且这个新词是由我们语言的茎/根（stems/roots）构成的。 （b）用一个来自旧土耳其语的借词替代，而且该借词已停止使用，或者用来自俄国境内的土耳其部落的词汇，这些部落会容易地被接受和同化。[90] 经过适当地整理改编，以及相互间明显的隔离（不只是利用词典的手段（means of dictionaries））[91]，不同的官方语言会被"底层劳苦的民族（toiling nationals）"接受。到1928年，苏联范围内出版了66种文字的书籍（与1913年的40种文字相比），发行了47种文字的报纸（共出现205个非俄语标题[92]）。然而，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这些书籍和报纸，并不太重要：正如苏联其他的运动，供应注定会产生需求（或供应者会对产品进行精明的处理）。一种更大的野心，还要求所有公共事务包括教育在内，都要使用民族语言（各共和国的语言和地方社区的语言）。[93] 这种要求是十分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第一，列宁和斯大林总是反复强调它的必要性；第二，这是克服民族猜忌的唯一方式；第三，"民族语言之间的言语互动比以往更为迅速；"[94] 第四，对于所有以民族形式呈现的国民来讲，社会主义是唯一容易获取的；第五，"发达"民族包括众多个体，其民族语言就等同于官方语言，也等同于国家的名称；第六，严格的文字标准的实施致使很多人既不会正确使用民族语言，也不会使用其他非民族语言。[95] 到1927年，93.7%的乌克兰小学生和90.2%的白俄罗斯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上课（通过"民族（nationality）"名称，基本可以看出该民族使用的语言）。[96] 中学、职业学校以及大学则比较滞后，还没有采用"民族语言"，可是，似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民族认同和语言认同的完全重合。至少在理论上，一个来自什泰特勒（shtetl）的犹太人应该接受依地语（Yiddish）教育，即使他的父母更倾向于让他学习乌克兰语（而不选择希伯来语），同时，一个来自库班（Kuban'）的乌克兰人，如果她父母的语言被学者和官方认为是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或是一种库班语），那么她也必须接受乌克兰语教育。[97] 正如一个官员所说，"我们不能考虑父母的愿望。我们必须教孩子他在家讲的那种语言。"[98] 事实上，在苏联（USSR）的许多地方，这种方法根本无法施行，甚至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个目标的正当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与自身语言的一致性，而不是共产主义下全体民族语言的透明度），却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最后，最引人注目的是，民族语言的发展与那些讲这种民族语言的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根据korenizatsiia（就字面意义而言，是"植根（taking root）"或本土化）的官方政策，各个层面的族群事务--从加盟共和国到氏族委员会（clan soviets）--都是由这些族群的代表们操作和经营的。这进一步牵涉到各"民族（nationals）"在政党系统、政府系统、司法系统和贸易团体中被优先招录，以及偏远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优先"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问题。[99] 然而，具体的目标还不清晰，一方面，在既定的地域内，一个族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与其成员占据高层职务的比例相等，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所有的职务都有传统落后族群的名额空缺（根据民族志学者的观点，这将使得许多民族 [nationality] 更加"民族 [national]"）。[100]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地域都是平等的或者平等地自我控制（self-contained），因为对"（自己的）共和国的"认同经常会超越和主导其他认同。的确，很多本土化运动都想当然地认为实行共和国自决的民族（非俄罗斯民族）会比其他民族更具有民族特性，以至于如果亚美尼亚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超过亚美尼亚人在"他们"共和国内总人口的比例，似乎也没有人会对苏联民族政策提出异议，库尔德人[the Kurds] 只能控制他们自己的村委会 [village soviets]；其他群体在这个共和国内的代表也没有清晰稳定的优先权。[101] 其他的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取得亚美尼亚人那样的成功，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努力尝试过（格鲁吉亚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民族是一笔"资产"，而且加盟共和国之上不存在任何以"民族"定义的实体。 尽管行政等级体制试图干预民族平等原则，然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民族政策中，把族群在形式上区分出层级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对斯大林区分"民族"（nations）和民族（nationalities）表示过担忧，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涵盖无数个民族团体（各种语言、文化和制度），这些民族团体被无限制地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的（national）--"不必要的"--权利（目的是发展他们语言、文化和制度）。"民族的多样性（national diversity）"和"民族的独特性（national uniqueness）"这两个关键主题，既可用来作为实现最终统一的自相矛盾的先决条件，也可以用来体现民族自身的价值。1923年的农业展览会上，苏联（USSR）的符号象征包括： 撒马尔罕雄伟而古老的清真寺......；阿塞拜疆洁白的叫拜楼；一座来自亚美尼亚的华美高塔；一座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引人注目的东方大厦；一幢表面覆盖格子图案的、结实的鞑靼房屋；一些来自遥远东方、中国风格浓厚的艺术珍品；以及来自巴什基尔、蒙古-布里亚特、喀尔马克、卫拉提亚、雅库特、哈卡斯、奥斯加克和the Samoed的圆顶帐蓬和chums；所有这些圆顶帐蓬和chums都被模拟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高加索高地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境内的山脉和村庄环绕着......他们各有自己的国旗；各用自己的语言标示符号；各有自己区域的地图；各有自己的财富统计表。在每一处，民族性、个体性和独特性都被强有力地凸显出来。[102] 如果苏联是一幢公共寓所，那么栖居于其中的每个家庭都有资格获得属于它自己的一个房间。"我们唯有通过自由的民族自决才能住进这幢公共寓所，"瓦列伊基斯（Vareikis）认为，"因为只有民族自决才能让每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摆脱他们长期以来对大民族的猜疑，而且这种猜忌是合理合法的。"[103]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猜忌都是有合法性的。如果不承认莫斯科是"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城堡"[104]（和民主集权制唯一的真正中心）就是民族主义偏离了轨道，而苏丹·加里耶夫（Sultan- Galiev）和萨姆斯基（Shums' kyi）则有机会把它指出来。民族权利是文化"形式"的问题，它有别于政治和经济这些"本质性"的问题；但是，一切形式都最终来源于本质，并且在每个案例中"形式"和"本质"的界线划在哪里，取决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者。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这种区分本身就是强制性的，虽然是暂时性的，而且形式的比例理论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实际是相当重要的。尽管1926年Mykola Khvyi'ovyi因"背弃莫斯科"而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重申了对进一步发展乌克兰文学的支持，并反复强调他自己在1923年时所作的预言：最终（不是现在）"乌克兰人的无产阶级将会被乌克兰化，就像曾经是德国人的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最后分别被拉脱维亚化和马扎尔化那样。"[105] 然而，俄罗斯人会怎么样呢？在苏联这座公寓的中心存在一个广大而虚无的空间，这一空间没有被清楚地定义为一个房间，这个空间既没有被民族标示物标明，也没有被"它自己的"民族占领，而是居住着大量朴素而敏感的无产阶级。俄罗斯人的确是特殊的，在其他民族的地域内，他们可能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在俄罗斯，他们没有任何民族权利和机会（因为他们曾压迫过其他民族）。反对俄罗斯棚屋和俄罗斯教堂的战争是共产党发起，其理由是要求供应帐蓬、chums和叫拜楼。实际上，民族区域范围内的"族群肯定性行动"（ethnic affirmative action）, 是对俄国阶级肯定性行动的一个彻底复制。无产阶级身份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受益；而非俄罗斯身份能使一个非俄罗斯人受益。"乌德穆尔特（Udmurt）"和"乌孜别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们替代了阶级。"俄罗斯"，除非用来指涉大国沙文主义的源泉（这是指骄横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不是过度的民族自决）或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历史（这是指对于所有非俄罗斯民族来说，沙皇政府的统治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否者，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1923年3月托洛茨基（Trotsky）在列宁政策的规划中说， 大俄罗斯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属于阶级范畴，比较简单和纯粹，容易解决。而在联邦共和国玩弄诡计的大俄罗斯人的无产阶级与阿塞拜疆、突厥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一回事。[106] 俄罗斯人在苏联并不是唯一的非民族群体（no nation）。整个苏联也不是一个民族，这幢公寓整体上不比各房间之和大。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自1925年3月起，苏联的所有居民就开始在"一个国家"--一个拥有中央政府、集权经济、明确领土和一党专政的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人（"大国沙文主义者"）将这个国家和俄国联系起来[107]，但是根据共产党的方针路线，苏联国内并不存在统一的民族认同、官方语言和民族文化。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和俄国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纯粹的"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本质"。 当然，没有人会指责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呼吁民族形式的运动却不少，尽管大部分都是不善言辞的批评者。联共（布）的"十二大"上，几乎没有任何代表大声说出他们反对列宁/斯大林"本土化计划"的心声，最伟大的赞赏都给了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几点零星的抨击，而不是共产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改革运动。[108] 同时，鞑靼共和国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抱怨："‘近期所有权力都掌握在鞑靼人手中'；‘俄罗斯人现在生活困难'；‘俄罗斯人现正在遭到压迫'；‘俄罗斯人失业严重，找不到工作机会，大学不招收俄罗斯人'；‘所有俄罗斯人应尽快离开鞑靼'等。"[109] 在Povolzh'e、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非本土的"外来移民、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憎恨官方压制他们学习那些在他们看来没有用的语言，雇用他们认为无能的"民族成员（nationals）"教孩子他们所谓"野蛮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项目不过是有失公正的门面工程，纯属资源浪费。[110] 乌克兰的农民阶级对于犹太农业殖民者的到来并不欢迎，而"代表人数超出比例的（overrepresented）"犹太人官员也拒绝大规模的乌克兰化。[111] 所设想的受益人并不都是心存感激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家长、学生 新经济政策仍在持续，而这些争论却被置若罔闻，因为摆脱落后的正确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但是1928年新经济政策终止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一切"幸存者"的容忍。"上述革命者"又重新恢复了最初布尔什维克的"他者"与"落后"之间的等式，并发誓十年之内要将它们摧毁。集体主义将会照料好农村的野蛮未开化之人，工业化将会带来城市化进程，文化改革将会"扫除文盲"（因此消灭所有的差异）。据信奉"大转变"的人说，"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将很快和那个国家的国土边界一致：所有内部边界不久之后就会消失，学校与工厂融合，作家与读者融合，身体与心智融合。但是这一切会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吗？这是否意味着民族区域会对必然被消除的落后作出让步？民族会像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人那样被清除掉吗，或者像农民那样被集体化？ 对此，一些重要的迹象已经指明了方向。正如法学家预料法律的消亡一样，教师预料正规的教育不久之后会作废，语言学家和民族志学者期望--并且试图努力实现语言共同体和族群共同体的合并，以至到最后走向消失。[114] 根据尼·雅·马尔（N. Ia. Marr）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提升强制性的"印欧语系理论（Japhetic theory）"的说法，语言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它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周期变化。各个语系作为进化的残留物，是通过全球"语言起源（glottogony）"这一坚定不移的过程联合起来的，并且注定在共产主义之下融合为一体。[115] 类似的，讲这些语言的人（"民族"），历史上建立的"不稳定"的共同体，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形态而兴盛和衰落：[116] "通过把他们从资产阶级解放出来的方式，不同的民族文化将会融合为同一种人类文化......民族是一个历史过渡阶段的分类，不代表任何早期的或永恒的事物。的确，民族的进化过程实质上是社会形态发展历史的重复。"[117] 与此同时，加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进度和"掌握技术" 的需求，似乎不仅要求在绝大多数"被同化的"群体中放弃语言民族化的"荒谬"实践，还要求尽可能最广泛地鼓励俄语的使用。[118] 然而，这并不是马尔主义者（the marrist）和共产党后期所抨击的语言纯净主义，[119] 但是，这个问题到1933-1934年之前都没有正式解决，民族文化自治的原则也从未被质疑过。正如斯大林1930年6月在联共（布）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 将苏联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讲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民族的理论，是一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主要论题，根据列宁主义思想，民族差异短期内不可能消失，而是在很长时间内会继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全世界胜利之后仍会存在。[120] 于是，因为"民族差异、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会长期（相当长的时期）存在，所以民族区域实体也必须保留和加强。[121] 民族政策的大转型，是指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建设运动的一次迅猛加剧。俄罗斯语言的优胜地位被强制撤销[122]，苏联的所有生活方式都要以尽快的速度变得尽可能地具有"民族的（特性，译者注）"。如果没有可供布尔什维克人攻击的堡垒，没有可供其超额完成的计划，没有可供其变成现实的童话故事，那么，可以确信的是，掌握乌兹别克语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更甭提编造涅涅茨语的"区区600-700个日常用语"。[123] 然而，只有城市被期待会彻底实现乌克兰化或哈萨克化。斯大林民族革命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公众对一切"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不是一个地区的命名民族non-titular nationalities），不管规模多么小，对其实施文化自治的支持在急剧上升。"民族化的实质并不完全符合乌克兰化、哈萨克化和鞑靼化等观念。民族化不能仅局限于那些只与拥有共和国或省区的土著民族相关的问题。"[128] 到1932年，乌克兰境内出现了俄罗斯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车臣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白俄罗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农村苏维埃（village soviets），同时哈萨克斯坦成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俄-哥萨克（Russo-Cossack）"、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德国人、塔吉克人、东干人（Dungan）、鞑靼人、楚瓦什人、保加利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莫尔多瓦人农村苏维埃的主人，这还不包括140个"混合"群体。[129] 这是一场族群繁育（ethnic fertility）的盛宴，一个由苏联共产党赞助的生气勃勃的民族（national）狂欢节，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者（Proletarshaian revoliutsiia）的信中，抨击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并明确重申了这点。[130] 最后的结果是车臣人不同于印古什人（并不都讲Vainakh语），蒙古人不同于格鲁吉亚人，卡雷尔斯人（Karels）不同于芬兰人（Finns），蓬都希腊人（Pontus Greek）不同于埃勒希腊人（Ella Greek），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与其他的民族不同（但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此他们都迫切需要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出版机构和教育体系。[131] 1928年至1938年间，非俄语报纸的数量分别由47种文字、205个版本增长到66种文字、2188个版本。[132] 如果出身乌克兰北部的高加索人没有他们的剧院、图书馆和文学团体组织，如果达吉斯坦（Dagestan）人拥有一种突厥通用语（Turkic lingua franca）（相对于几十个不同的标准），如果顿涅茨煤田（Donbass）工人的文化需求只能用"俄语、乌克兰语和鞑靼语"来满足[133]，都会被认为是一件丑事。苏联绝大多数官员职位和学校招生都要遵循复杂的民族配额，以达成人口和晋升比例的高度一致--根据行政等级的数量来衡量人口和晋升的情况，简直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而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34]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座巴别塔（Tower of Babel），在这座塔内，位于不同楼层的不同语言将分担适宜分量的工作。甚至电焊工人（shock-worker）在各个工厂和生产车间的派遣也会尽一切可能地遵照民族界线来进行（著名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女工作者，帕夏·安吉丽娜（Pasha Angelina），就是一个自豪的"希腊队（Greek brigade）"成员）。[135] 然而，"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不仅仅只是新经济政策走向癫狂的表现。在很多民族政策中，它表示这是反对落后剥削（backwardness-as-exploitation）的最后一次战争，永久消除社会的（以及一切？）差异，最终跨越到永恒的无阶级状态。"大转变"的目标和认同都是合法的，只是他们受到了坏人的阻止。从1928年开始，真实的或者想象的非俄罗斯精英再也不声称本民族落后，或索要民族权利了。集体主义预先假定了阶级的存在，这意味着所有民族无不例外地必须生产自己的开拓者、异教徒和谋叛苏联的人。[136]（如果阶级不能成立，性别和年龄也足够满足需要。[137]）生活有"正面"和正面--包括民族--独立于敌对的阶级。"俄罗斯人内部的阶级斗争从10月的头几天开始就已经相当严重了......，不同的民族只是现在才参与其中的......"[138] 的确，有时候社会矫正民族的原则似乎会把那一原则溶解在其他原则之中，因为当时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这样宣布"阶级斗争的强化揭露出了阶级的民族特性"，[139] 或者一个年轻的民族志学者/资料收集者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具有民族特性的、肤浅而稚幼的观察者的系统不过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想体系。"[140]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特性都能消解在阶级之中。民族多样性的华丽言辞和民族对等原则的实践仍然是带有强制性的，并且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受过"清洗"的地方官员都被来自同一民族的社会精英替代了。[141] 给予"民族形式（national form）"的房间数量也变了。"大转变"时期的族群认同，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族群认同减去剥削阶级所拥护和声称的"落后"认同。所谓的乌克兰解放联盟的成员被指控为民族主义的原因，并不是在于他们坚持乌克兰的独立身份、行政自治或民族语言权利--这正是苏联的官方政策，而在于乌克兰青睐的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可复原的农村乌托邦，而不是一个来自邻近未来的、以民族为片段的城镇乌托邦。 他们情感上仍然是依附于那个过去的、点缀着农场和庄园的乌克兰，一个以农业为主导，土地私人所有权坚固的国家......他们反对乌克兰的工业化和苏联制定的五年计划，因为这些将改变共和国，赋予它独立的工业基础。他们嘲笑第聂伯河水电站大坝（Dnieper Hydroelectric Dam）和苏联推行的乌克兰化。他们怀疑它的诚意和重要性。他们确信没有这一切，没有原有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乌克兰化。但是他们最最害怕的还是他们在文化、文学、科学、艺术和戏剧方面的垄断地位会被夺走。[142] 依据民族来定义的共同体以及他们所宣称的特殊文化、地域、经济和政治身份（斯大林将这些视为民族权利的准则，而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民族主义"）的继续存在，从来都没被质疑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行，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带领这些共同体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以同样的方式制造分裂的罪行，还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扰乱和阻碍苏联的工业进程。参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活动就是蓄意破坏国家，而不是"建设"国家。 1931年，"社会主义者的进攻"开始走向衰退，因为缺乏与之抗衡的敌对者，并于1934年最终停止。在发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Congress of Victors）"的演说时，斯大林宣布苏联终于"摆脱一切落后和守旧的事物"，而成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坚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143] 为了实现官方的这一目标，时间被征服了，未来就在眼前。所有的本质差异都被克服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奉行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既然落后和贫困消失了，当初创建的那些用来处理落后问题的组织也就不需要了：妇女部门、犹太部门和北部边境地区民族援助委员会通通关闭了。儿童学被取缔，原因在于那些可能需要特殊援助的妇女、少数民族和社会弱势群体都声称已经走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民族学也被取缔了，理由是一些当代文化仍可能是原始的或传统的。并且所有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也被禁止了，因为所有反映现实的艺术和所有苏联现实都是社会主义的。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等于落后的思想，民族也将不得不禁止。然而，它饱经风雨，再一次重现出经受磨炼的但精力充沛的样子。"高尚的斯大林主义"没有颠覆国家建设的政策，因为大部分关注这一主题的作家使我们这样相信。[144] 虽然改变了族群（ethnicity）的形貌，却从来没有背弃过异中求同这一"列宁主义原则"。虽然极大地削减了民族单元的数量，却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些单元的民族本质。撤销中亚办事处是对族群同化的呼吁，相当于撤销妇女部门是抨击性别差异的序曲一样。事实上，正如苏联获得解放的新兴妇女被期待更加"女性化"一样，实现彻底现代化的苏联各民族也应该更加具有"民族性"。阶级是唯一合法的"内涵"，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基于阶级的人员分配、投票和身份证件都已停止。[145] 然而"形式"差异还是允许的，民族（这一最神圣的、可证明的空洞形式的"形式"）发展、重新编排和甚至要求一些实质内容都是允许的。 20世纪30年代早期，最显著的创新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拥有权利的族群（ethnic group）出现了。因为阶级的标准已不符实际需要，之前被抛弃的民族因素和其他因素一样，渗透到了族群之中，"民族的（national）"一词后来遭到了批评和封杀，因为已经不存在"非民族的（non-national）"。[146] 开始时还很谨慎，但在后来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强制性越来越明显，共产党开始赋予俄罗斯人以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和一门逐渐熟悉的民族肖像学，这一学科主要由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领导--要确保进取和"热爱自由"，很清楚，这里颂扬的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而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1934年，"去俄罗斯化（derussifying）"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在"文化构建"的过程中蓄意脱离莫斯科，已经构成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不只是一个由不耐心引发的"过错"。[147] 然而，俄罗斯人从没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也变成一个民族。一方面，他们没有明确定义的民族地域（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无序的、包揽"一切事务"的共和国，而且从未认可过一个族群的或历史的"俄罗斯"），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俄罗斯人已越来越认同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 1937至1939年间，斯拉夫文字彻底取代了拉丁文字这个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文字标准，1938年，在一场持续三年的运动之后，俄语在所有非俄罗斯学校变成了强制性的第二语言。苏联的历史逐渐地变得更具俄罗斯的特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层也是如此。[148] 被用来定义和描述苏联各民族之间亲密关系的"国际主义"和后来被用来描述苏联各民族间更亲密关系的"民族友谊"就成了正式的教条[149]，而且这两个词语只能用苏联通用的俄语来表达。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人指明一个"苏联民族（Soviet nation）"的存在，或者建议应该把俄语变成所有民族地区或组织的第一语言。1938年，卡累利阿（Karelia）的芬兰语标准甚至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那些讲芬兰语的孤儿们被强制地学习新修订的"卡累利阿语（Karelian）"，而不是作为"族际交流语言"的俄语。"[150] 俄罗斯人开始欺压他们的邻居，装饰公共寓所中属于他们的那部分空间（包括大厅、走廊和厨房，所有主要的决定都产生于那里），但他们没有宣称整栋公寓属于他们，或者其他（规模大的）家族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房间。所有"房客们"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但是又再次保障了他们的独立性。 "大转变"时期的文化已经被定义是没有根据的、流动不定的和嘉年华式的（carnivalesque）。老人的举动像青少年，孩子的行为像成年人，女人的穿着像男人（尽管不存在反之亦然的现象），阶级变换了空间，言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人民、建筑、语言和民族无限制地增加、迁移和扩展，顺利地越过低地势的偏远地方。但是这种无产阶级的后现代主义是不成熟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后退是"扎根（taking root）"或者"激进化（radicalization）"过程中的一种文字的报复--korenizatsiia的真正成功。"地球引力（在双重意义上）将建筑牢牢地依附在地面上，农民牢牢地依附在土地上，工人依附在工厂上，女人依附在男人身上以及地方苏维埃政权依附于苏联国家。[151] 在同样的时间，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每个个体都依附和局限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大部分民族依附和局限在他们的地域内。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正值大学招生考试重新恢复的时期，在设立学生档案、就业证件和对试图飞往国外人员处以死刑之前不久，所有苏联居民都收到了内部护照，这个护照从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合法住所和民族这4个方面正式地定义每一个居民。一个人的姓名和合法住所可以改变，但是民族身份不能改变。到十年期结束时，苏联每一个儿童的民族身份都取自他们的父母：个体的族群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的分类，而不受文化、语言或者地理改变的影响。[152] 同时，集体的族群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地域性。几年前为了调节和管理已有民族而创建的行政单元，现在成为这些民族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特征。为了列举一个典型的、且相当言之成理的理由，"一个族群拥有自己民族地域--一个共和国、省区、地区或者村庄--的事实可以证明族群就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民族......例如，在车里雅宾斯克（Cheliabinsk），一个Nagaibak民族地区的存在必然导致这个群体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Nagaibak人与鞑靼人明显不相同。"[153] 同样地，自从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成立犹太人自治区后，犹太人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 通过索求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苏联艰苦的犹太人获得了一个他们不曾有过的决定性要素，这使他们可能作为一个科学意义上的民族而被认可。所以正如其他苏联民族完成民族统一过程一样，因为在苏联得到了属于它自己的民族行政实体（entity），犹太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也变成了一个民族（nation）。[154] 这种观点涉及两个重大的创新。第一，1913年以来的正式的民族统治集团首次过时。不同的族群地域单元（共和国、省区、地区）享有不同的地位，但是也没有试图把这个官僚设置与客观的和严格进化的族群统治集团联系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学生、作家和电焊工人被给予了正式的层级划分--民族也亦然。第二，如果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合法性取决于政府授予的地域，那么那些授予物的撤销，会使那个共同体自动"去民族化（denationalize）"（尽管它内部持护照的个体不一定要"去民族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到十年时期的后半期时，政府显然已经决定，统辖192种语言和192个官僚机构毕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教科书的生产、老师和学生都跟不上正式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进程，完全官僚化的指令经济和集权化的新教育系统，也要求沟通渠道必须是易控制的和流线型的，并且那些在莫斯科大恐怖时代（the Great Terror）后填补高层职位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俄罗斯的"晋升者"，可能会赞同反俄罗斯的歧视的控诉（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按阶级进行人员分配的利益既得者）。到十年期结束的时候，绝大部分按照族群定义的联盟、村庄、地区和其他规模小的单元已被解散了，一些自治共和国被遗忘了，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学校和组织也被关闭了。[155] 但是--这是本文中最为重要的"但是"--那些已经拥有自己共和国和大量政府机构的族群，实际上被要求加倍努力地建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莫斯科的重建"从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宏伟愿景转向集中全力创造几个完美的工艺品一样[156]，苏联的民族政策已经放弃兼顾大量无所寄托的民族的目标，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焦点放在几个成熟的、全面武装的"民族（nations）"上。然而，族群人员配比的缩减和对苏联精英领导（"干部素质"）的最新强调，减慢甚至有时颠覆了党和政府机构的民族化进程，这极大地加剧了对民族文化的颂扬和本族知识分子的生产。不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范围内的乌兹别克共同体被保留，但是作为一个准民族国家保留下来的乌兹别克斯坦，驱除了其境内的许多外来人，而专注于它的历史和文学。苏联这件公寓整体上将只有很少很少的房间留下，但是这些留下的房间将被大肆地装修，装饰品当中有家乡值得纪念的事、祖父的钟表和保存下来的可爱的全家福。 的确，1934年的苏联作家大会，通过各种方式开创性地把高尚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一个旧浪漫民族主义的隆重集会。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其他被正式修复的俄罗斯雕像并不是唯一的跨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伟人--所有苏联的民族占据了，或将很快会获得他们的古典文学、创世之父以及民俗财富。乌克兰代表表示Taras Shevchenko是一个"天才"和一个"巨人"，"他在创制乌克兰文字语言中发挥的作用不亚于普希金在创制俄罗斯文字语言中发挥的作用，甚至可能更大。"[157] 亚美尼亚的代表指出他们民族的文化是"东方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亚美尼亚的民族语言符号系统在时间上早于基督教，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因为其"逼真的现实主义色彩、优雅、朴素而深奥的群众智慧和民主性质的故事情节"，是"世界上史诗文学中最好的例子之一"。[158] 阿塞拜疆的代表坚信波斯的诗人尼扎米（Nizami）是阿塞拜疆文学的一个真正经典，因为他是一个"来自Giandzha的突厥人"，并且Mirza Fath Ali Akhundov 不是一个贵族作家，正如一些无产阶级批评家所指控的那样，而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兼剧作家"，他的"性格与里博耶多夫（Griboedov）、果戈理（Gogol）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ii）一样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和现实主义的。"[159] 土库曼的代表告诉与会者，18世纪"土库曼诗歌的主唱者"是Makhtum-Kuli；塔吉克的代表解释说，塔吉克文学起始于鲁达基（Rudaki）、菲尔杜西（Firdousi）、奥马海亚姆（Omar Khayyam）以及"世界上其他杰出的工艺师"；同时格鲁吉亚的代表也发表了极其冗长的演说，宣称Shot'ha Rust'haveli'的The Man in the Panther's Skin "比欧洲的智识运动还要早几个世纪，"并且远远高出但丁的成就，总的来讲，是"整个所谓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最大的文学纪念馆。"[160] 根据党的新路线方针，所有得到官方承认的民族都应该有本民族的"伟大传统"，这些传统需要保护和完善，如果需要，甚至可以指定专业机构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来创造传统。一种文化的"伟大之处"取决于它的行政地位（从高层的加盟共和国到那些没有地域却保持着一些"文化"的民族），但是在一个既定的类别之内，所有的民族传统，俄罗斯人除外，都应该具有同等价值。就修辞学意义而言（rhetorically），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乌克兰有时候就被说成是"二把手"（second-in-command），而中亚经常被表述为落后的），但就制度而言，所有民族区域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从政党组织到教育系统。这是一种过时的苏联政策，但20世纪30年代时所做的贡献，在于积极调配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外在不均衡性，积极公平地组建了专门的--而且相同的文化生产组织。到十年期结束时，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有了他们的作家工会、剧院、剧团以及专门研究民族历史、文学和语言的民族研究院。[161] 莫斯科批准的共和国计划呼吁要出版更多的教科书、戏剧、小说、芭蕾以及短篇小说，而且这一切都要以民族的形式呈现（这样，可以预防词典、民俗和"经典文学"系列冒着风险接近实质内容）。 如果一些共和国很难赶上其他共和国，莫斯科将会试着给予帮助。例如，1935至1936年间，新成立的国家戏剧艺术学会（State Institute of Theater Art）正处在培训的过程之中，或者已经让11个国家剧团完成演员招录和节目排练工作[162]，如果仍没有完成一个民族节目，那就要积极鼓励或者提供来自19世纪俄国和西欧文学作品的译本（1936年首次推出的新的巴什基尔歌剧（Bashkir Opera）是《伊戈尔王子》（Prince Igor）和《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163]）。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翻译已经成为苏联主要的产业之一，也是千百个专业作家主要的生计来源。"民族友谊"的论题要求苏联所有民族都应该被苏联其他民族的艺术深深打动。正如高尔基（Gorky）所说，"我们需要分享我们过去的知识。一个白俄罗斯人了解一个格鲁吉亚人或者一个突厥人等，这对所有加盟共和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164] 这样不仅产生了疯狂的翻译行为，还致使苏联历史应涵盖苏联的所有民族，出现了向苏联听众介绍"格鲁吉亚复调音乐和白俄罗斯民间歌谣的"广播节目，涌现出成千上百个进行巡回演出的"歌舞团"，在乌克兰出现几十个阿塞拜疆艺术团，在莫斯科出现了亚美尼亚诗歌晚宴，在喀山（Kazan）出现了土库曼地毯展览和民族合唱团，运动员和少先队员在全国涌现出来。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这些活动都是苏联文化最显著（很明显也是最不受欢迎的）的方面之一。 当然，民族文化的宣传和目标追求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届作家会议后的十年内，许多新文化组织的创始人都已过世；大量地区遭到兼并、丧失和重新兼并；无数个小族群单元由于被认为"没有前途"而被彻底废除；几个民族（nation）和以前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已被强行逐出他们所在的地域。同时，俄罗斯人已经从一个重获民族历史的革命民族转变为"所有苏联民族中最出色的民族"[165]，乃至世界历史的焦点。然而，所有非俄罗斯的"伟大传统"的合法性还是没有遭到质疑。俄罗斯化进程（Russia-as-progress）的主要敌对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涉及到对俄国钦佩感的缺失，以及与korenizatsiia-as-roottedness相反的"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甚至在1936年至1939年间，当成千百个声称的民族主义分子被处以死刑时，"整个苏联国家"正热闹地庆祝菲尔杜西（Firdousi）的第1000个诞辰日，塔吉克人声称菲尔杜西是他们的（不是波斯人的）文学创始人之一；诞辰500周年的Mir Ali Shir Nawaiy被乌兹别克人用来作为其（不是Chaghatay）文化的伟大经典；诞辰125周年的Taras Shevchenkod，被真理报（Pravda）描述为"乌克兰人的一个伟大的儿子"，是他把"乌克兰文学提到一个值得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重视的高度。"[166] 几个民族偶像之所以在这段时期内遭到攻击，不是因为民族偶像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俄罗斯。[167] 同样地，1951年乌克兰诗人Volodymyr Sosiura因为一首名为 "热爱乌克兰（Love Ukraine）"的诗，遭到了真理报的严厉批评，这个站不脚的罪名不在于过度热爱乌克兰，而在于没有充分感激老大哥（苏联，译者注）。[168]感激的主要理由在于，苏联（从波兰）吞并了西部乌克兰，现实了乌克兰民族国家的"重新统一"，一个苏联/俄国的成就，就这样被广泛地宣传为是乌克兰民族抱负的实现。 实际上，正是在俄罗斯妄想宏伟的这段时期内，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政治抱负理论得到了清楚而系统地阐释。 每一个民族，不论规模大小，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特色，这对它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别的民族没有的。这些特色就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宝库所做出的贡献，也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民族，无论是小民族还是大民族，都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并且每个民族与任何其他民族都是相等的。[169] 这似乎是在暗示族群（ethcinity）是普遍的、不可削减的和天生高尚的。但这不过是一部序曲而已。1950年夏，斯大林为了打倒尼·雅·马尔（N. Ia. Marr）而奋笔疾书，尼·雅·马尔是"大转变"的最后一批信徒之一，他的理论和所培养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逃脱了"马克思主义简化派和庸俗派"的宿命。[170] 在斯大林看来，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或者也不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语言"属于整个民族"，它穿越了社会阶级和历史，对"整个社会共享的"，"各个社会"代表各个族群共同体，这些族群共同体都拥有一种"精髓"，其"存在时间的长度是任何经济基础或任何上层建筑都无法比拟的。"[171] 总的来说，它是法定的：阶级和及其"思想意识"总是来来回回地变动，但是民族始终保持不变。在一个远离社会冲突的国家里，族群（ethnicity）是唯一有意义的身份。 这是斯大林留给他的继任者的遗产，这一遗产一直存在，到1984年时还缠着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和他的继任者。当然，赫鲁晓夫（Khrushchev）起到了阻碍作用：他在为争取地方主动性的斗争中，强化了掌权的民族精英的地位，但他在抵抗民族精英的斗争中，又试图倡导一个隐藏族群身份的人事政策，甚至还通过再现"民族融合"教义的方式吓到了一些人。然而，民族融合将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共产主义出现得过早，以至于这一条没有被认真采纳。在这个方向上，唯一可行的途径是1959年的学校改革，允许家长在俄语学校和非俄语学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制造"另一种"语言选择的机会。理论上，一个哈萨克人现在可以放弃俄语；实际上，一个俄罗斯人不会再被强制学习哈萨克语。[172]相对而言，亚美尼亚和立陶宛自认为同性质的当权者则表现出一丝忧虑，苏联 "数字上较小的"族群的官僚机构已经为不可避免的语言威胁做好了准备，尽管立陶宛、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政治精英曾奋起反抗，对此表示过坚决抵制。30年后Oles' Honchar对他们的争论点进行了总结："在学校是否要学习一门民族语言--这是一个在任何公民国家都不会被提出来的问题。"[173] 换句话说，公民国家属于族群-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 state），其官方语言直接就被定义为"本土/民族的（native）"。很明显，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先进的斯大林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统辖苏联衰落时期的"集体领导机制（collective leadership）"的信条。将其合法性来源于"真实存在的"民族区域的福利国家，而不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或者历史上的变革，新的官方话语已把阶级语言作为一个装饰门面，而支撑这个系统的还是民族。[174] 每个苏联公民出生后就被附上一个特定的民族身份，这个身份贯穿个人生活的始终，从出生到高中，当公民年满16周岁时，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之后直到老死，这中间会经历成千上万次申请表、证书、问卷和接待登记表中民族身份栏的填写。这就使民族因素在学校招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在就业、晋升和招募指标（draft assignments）也非常关键。[175] 在马尔主义（marrism）遭到驱除后，苏联的人类学家追溯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生活，并提出了一个想法（raison d'ête），他们不应该研究"文化"：他们的工作就是定义、分析最初的"民族（ethnos）"，使其更加清晰明了。甚至在国外，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最显著的美德就是实现"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 所有的民族都被区分了等级--虽然理论上的依据从部落到民族的进化程度，实际的依据是区域的或社会的地位。各个既存民族的社会地位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族群配额的继续，这为把大部分的实际好处给居住在"自己"共和国内的名义上的民族成员提供了保证。这一措施60年持续实施的结果是，几乎所有"本土/民族（native）的"控制都已经凌驾于多数加盟共和国之上了：大规模的民族精英都将他们最初的晋升和他们目前的合法性，归功于他们的族群身份。[176]所有依赖于莫斯科财政资助的政治和文化的实干家（entrepreneur）都对"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象征十分忠诚。但是如果政治家在结构上被限制在机构内，那么知识分子将在接受专业的培训后上岗就业，生产民族文化。审查机制虽然设有限制，但是对于政党和民族大众而言，这个目标是合法的。民族知识分子中的相当大部分都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小说家，他们大部分论著都是为他们的族群而写，或直接就是关于他们族群的。[177] 他们出版了多卷民族历史文本，发明了民族谱系，精炼了民族语言，保存了民族珍宝，同是也为民族历史的遗失部分扼腕叹息。[178] 换句话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犹如优秀的爱国主义者--当他们的行动不像破坏的民族主义者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民族的形式似乎已经变成了实质性的内容，还因为民族主义除了狂热的崇拜形式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内容。更加不祥的是，国家领导人发现要解释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代表什么也越来越困难，当戈尔巴乔夫最终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时，剩下的唯一语言就是在长期实行中磨炼相当完美的民族主义语言。 当然，苏联民族主义事业的贡献在于没有对"建设型措施"进行限制。强迫民族文化的大祭司成为其他民族文化的业余崇拜者，并设立一系列行政等级制度，以至于一些拥有特权的族群可以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干涉民族伟人的选举和继承，并把族群共同体和他们国外的亲戚和支持者隔离开来；鼓励大量移民，从而导致对稀有资源竞争的加剧，稀释民族精英的大众基础，在族群人员配额方面制造分歧。最终，也是宿命性地，它剥夺了不同民族实现政治独立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所有民族主义追求的顶峰，包括为苏联政权奠定基础的权利内在。 这就引申出苏联民族政策的另一巨大张力：共和国和民族的同时存在。[179] 前者认为具有领土的国家（states）就可以成为民族（nations），后者认为最初的民族（nations）有资格组建他们自己的国家（states）。前者预期白俄罗斯的所有居民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应该）成为白俄罗斯人，后者打出"非白俄罗斯居民"这块牌来反对这种说法。苏联政府在没有试图建设一个族群意义的苏联国家或把苏联变为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承认了这两种定义，以至于当非民族的苏维埃国家（Soviet state）已经失去其苏联的意义后，这些无国家的民族（national non-states）就是唯一可能的继承人。这就把俄罗斯共和国排除在外。苏联的边界已经模糊，其认同显然已不再是族群的，其"名义上"的居民也很难区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和苏联（USSR）。[180] 70年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本土化政策得出它具有逻辑性的结论：不同房间的占用者把各自的大门封锁起来，却把窗户打开，同时大客厅和厨房中混乱的居住者占据着可以挠到他们后脑勺的中心位置。他们是否应该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否应该也关上窗户？是否应该切断天然气？是否应该把他们的"生活区"改成一个适合的公寓？ (责编：YeLin) |
作为公共寓所的苏联，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助长族群特殊主义
时间:2011-03-29 来源:读者推荐 作者:尤里•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著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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