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是1789年法国革命中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代称（1793年9月5日-1794年7月27日）。在此期间，雅各宾派出于“救国”目的，以革命法庭和死刑为工具，处死了大批贵族、教士和无辜平民。罗伯斯庇尔有言：“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热月政变后罗伯斯庇尔被推翻，恐怖统治逐渐终止。

毫无疑问，给历史上的革命分类有许多不同方法。但是出于理解埃及事态的目的——以及它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一种简单粗略的区分可能是特别有用的。这就是类似1688年革命和类似1789年革命的区别。前一个日期指的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当时意欲成为绝对君主的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被推翻，代之以新教徒威廉与玛丽，而英国议会也奠定了强大且持久的新的权威形式。而后者则是法国革命的年代，它起源于创建立宪君主制的尝试，最终却导致了国王路易十六丧命断头台、法兰西第一共和成立，以及恐怖统治。

1688年式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的持续时间相对短暂。尽管可能在此前的漫长时期内有过纷争、躁动、抗议甚至暴力，但是革命时刻本身通常只持续几个月（正如1688年革命本身），甚或只有数周或几天。旧体制到达危机顶点并崩溃。新体制自身的巩固过程中可能有更多的混乱和流血，最终导致显著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但是后面的这些事态并不被认为是革命本身的一部分，也没有革命进程正在进行中的感觉。男男女女们也并不把自己定义为活跃的“革命者”（事实上在1688年，revolutionary作为名词和形容词在英语中都还不存在，它直到1789年以后才变得通用。）

1789年式的革命则与此不同。其领袖和支持者仅仅将政体变革看作是一场大胆且富有雄心的进程的开端，这一进程事关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转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来完成。对他们而言，革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因。他们热切地自称为“革命者”，甚至提出“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这一类型的革命通常比其他革命含有强烈得多的乌托邦倾向，往往更易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它们也更加雄心勃勃地跨越国家边界——地区性革命开始被视为世界范围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某些场合下，这种类型的革命可能是由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献身于激进巨变的革命政党所驱动。在另外一些场合（例如1789年法国革命），似乎看上去起初只有一个意义有限的事件，但性质逐渐改变，肇因于某个特定团体遭遇反对，愈挫愈奋，最终提出更为广泛且深刻的变革形式，并为之奔走呼号。

从历史上来看，1688年类型的革命其实更具有普遍性：如1830年之法国、1918年之德国、1911-1912年之中国，以及1848年革命中的诸国（其中多数以失败告终）。相反，1789年类型的革命在历史上相对少见：如1789年之法国、1917年之俄国、1949年之中国、1959年之古巴。但是，它并不一定必然是左翼革命。在这一类别中，也不难发现纳粹在德国夺权上台（希特勒就称之为“民族革命”），以及伊朗1979年的革命。值得争议的反倒是美国革命，它体现了某种混合属性——近于1688年，但也有另一种革命的重要特征，有此结局，还要感谢美国独立后长期的巩固和论争过程。

近年来，1789年类型的革命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似乎都丧失了吸引力。在近年最重大的一系列政治巨变——共产主义崩溃的过程中，大多数取得胜利的改革运动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拒斥“革命”一词。在法国革命两百周年的1989年之夏，“波兰团结”（Polish Solidarity）领导人杰西卡·库勒(Jacek Kuron)写道，波兰不想要革命，因为革命流过太多的血。德国则将1989年的事件称之为“转折”（turning）而非“革命”。固然，在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一词被用来形容1989年的事件，但伴之以“天鹅绒”（velvet）的修饰，来强调它和以往历次重大革命的区别。

当然，自1989年之后，革命并没有就此消失。但近期席卷世界的浪潮——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突尼斯近来的事件——都看上去更类似1688年而不是1789年。上述事件都为时短暂、戛然而止，聚焦于体制的倒台。我们未曾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看到展开的“革命性”进程或政党的发展。此外，尽管在这些革命中，某一些触发了另外一些，如1848年一般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它们本身并非扩张性或者劝导性的。就我所知，在开罗还没有突尼斯革命者引导的事件。

当前革命模式的一个主要例外是伊朗，作为第二种模式的一场当代重要革命，它保持着正在进行中的态势。尽管距离王朝倒台已经有30多年时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一个革命政体，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国家与其同道。尽管它在本国民众中非常不得人心，但自1979年以来，它始终执着于从事激进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变革，并且不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例如革命卫队的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埃及则是个颇具意味的国度，在相对晚近的历史中，它经历了一场近似于1789年的革命。所谓的1952年革命推翻了这个国家的王朝体制，使得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最终执掌大权，但它远远不止于政体变革那么简单。纳赛尔雄心勃勃，不仅致力于重铸埃及社会，同时也把他的革命运动扩展到埃及国境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创建短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大部分戎马生涯都在纳赛尔的革命政体下度过，但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于1981年遇刺后，一俟穆巴拉克掌权，埃及的大部分革命能量就烟消云散了。

当前，时事评论家们所热衷的根本问题，是如果穆巴拉克体制垮台，而军队并不介入，那么一场新的埃及革命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它是会迅速结束，代之以一个新的政府——有望是民主政府——还是一个更加激进且旷日持久的革命进程趁势而起？换言之，事情看上去更像1688年还是1789年？当然，人们的担心不在于复苏的纳赛尔主义身上，而更多地在于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埃及可能经历自己的伊斯兰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后果叵测，不仅及于该国自身，还会波及相关地区和整个世界。

与这些担心相反，许多评论家都已指出，目前事态向上述方向转折还缺乏某些要素。他们强调，2011年的开罗不是1979年的德黑兰。他们的论据是，抗议穆巴拉克的人群要求的首先是民主，而对伊斯兰共和国兴趣不大。尽管穆斯林兄弟会曾有漫长的激进历史，但人们仍将其视为一个能力相对欠缺的组织，而且最近它也已经向更加温和的方向转变，此外，它也缺乏一个如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式的卡里斯玛领袖。简而言之，他们事实上论证的，乃是1688年而非1789年的标志之处。

这种分析可能是正确的。但革命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即便如此，埃及的长期前景仍然是极为不稳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最近两周以来的激烈事件本身就是难以预料到的，更是因为，1789年类型的革命并非总是如其所示地肇始。法国革命发端之时，没有人能预言到波旁王朝的崩溃和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勃兴。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时，在场的并没有现成的雅各宾派，只有未来的雅各宾派。法国向激进主义转折，恰是发生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的革命历程中（1789至1793年之间）。与之相类似的是，对于多数观察家来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起初看上去也更像1688年革命：一场短暂而尖锐的危机导致王朝垮台，立宪政体迅速建立。当布尔什维克已经登场之际，也很少有观察家能够预见到导致列宁掌权的十月革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埃及可能不会面临伊斯兰革命的前景。但是如果穆巴拉克倒台，并继之以一连串虚弱的、不稳定的政府，而后者无力恢复秩序或推行严肃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并因此迅速在民众当中丧失信誉度和合法性——那么一个与其不同、更加激进的革命运动可能会趁势而起。尽管目前这种运动还缺少一个卡理斯玛领袖，但也会有人在事件洪流中应运而生。1789年7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都是籍籍无名的律师；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则是平庸医生，对于大多数亲友来说他不过是个怪人。然而四年之内，他们都扶摇直上，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激进革命的领袖。

因此要牢记的是，埃及事态所展示的关键问题乃是，哪怕在最佳局面的路线图指引下（穆巴拉克倒台而没有引发更多暴力，一个看上去稳定、民主、世俗的政府取而代之），2011年的埃及革命仍然刚刚起步。它的关键时刻在于未来的数月甚至数年之中。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后，美国对于埃及民主力量的支持便至关重要。如果今年埃及看上去完成了一场类似于1688年的革命，人们也不能急于释然。到2011年底，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很有可能成为民主埃及的总统。但即便如此，在1789年底，路易十六也还是法国的国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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