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来杯咖啡，”四人之中的 Ezell Blair 对服务员说。 她回答道：“我们不向黑人提供服务。” 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的餐吧是一个长长的L型吧台，可以坐66人，在一端顶头是一个站立式零食吧台。这些座位都是给白人留的。零食吧台则是给黑人的。另一位员工，一名在保温餐桌工作的黑人妇女走向学生们，试图以警告方式劝他们离开。“你们在做蠢事，笨蛋！”她说。学生们没有动。到5:30的时候，通往商店的前门被锁上了。这四名学生还是没有动。最后，他们从一个侧门离开。在外面，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其中有来自格林斯博罗记录报(Record)的摄影师。“明天我会和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的人一起回来”其中一名学生说。 第二天早上，抗议者已经增加到27名男生和4名女生，大部分抗议者都是四位黑人大学生的室友。男生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学生们带来了学校留的作业，坐在餐台见面学习。到周三的时候，来自于格林斯博罗的“黑人”高中， Dudley High 的学生们加入了起来，抗议者的人数增加到了80人。到周四的时候，抗议者的人数达到了300人，包括3名白人女生，她们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格林斯博罗 校区。到周六的时候，静坐的学生达到了600名。抗议人群蔓延到了街上。白人青年们挥舞着联邦的旗帜。有人还扔了一枚鞭炮。中午时分，北卡州立农业和技术学院的橄榄球队也来了。一名白人学生叫着说“救兵来了。” 到下一周周一的时候，静坐的人数已经扩展到了距离此处 我们被告知，世界正处在一场革命当中。各种新社交媒体工具已经再造了社会行动主义。随着Facebook和Twitter等等的兴起，政治权威和大众意愿之间的传统关系已被颠覆，无权力者现在更容易合作、协调、对他们关切的事情发出声音。2009年春天，上万示威者走上摩尔多瓦的街头，抗议他们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这一行动被称为“推特革命”，因为将这些示威者集合到一起的正是这些新媒体。在此事件几个月后，当学生抗议活动震动德黑兰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要求推特推迟其预定的网站维护时间，因为美国行政部门不想让这样一个关键的组织工具在示威的最高潮失效。“没有推特，伊朗人民就不会有被赋权的感觉和有信心站出来去争取自由和民主。前国家安全顾问Mark Pfeifl后来写道，他呼吁人们将Twitter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活动家们以往因其事业被归类，现在则是由其使用的工具而被归类。Facebook 勇士们到网络上推动改变。“你们是我们最好的期望，” 国务院的James K. Glassman，一位前国务院官员最近在一次由 Facebook, A.T.&T., Howcast, MTV, 和 Google 赞助的会议上这样告诉一群网络活动家，他说，象 Facebook 这样的站点“给了美国对抗恐怖主义巨大的竞争优势。不久前我曾说 ，基地组织正在‘互联网上侵吞我们的地盘’。现在已不再如此。基地组织还停滞在Web 1.0状态，互联网现在 则已是交互和对话的天下。” 这些宣称振聋发聩又令人费解。在互联网上谁抢谁的地盘为何如此重要？登录到Facebook页面上的人们真的是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最佳的希望吗？至于说摩尔多瓦所谓的 Twitter革命，Evgeny Morozov，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一直最坚持己见的数字化布道(digital evangelism)的批评者，他指出推特在摩尔多瓦国内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国内很少有人拥有Twiiter 账号 。正如 Anne Applebaum 在《华盛顿邮报》上提出的那样，那看起来也不大像是一场革命，始终带有几丝表演剧意味的抗议很有可能是由政府炮制出来的（在一个偏执于罗马尼亚复仇主义的国家，抗议者却在国会大厦前挥舞罗马尼亚国旗，这明显不合常理）而在伊朗的案例中，在推特上发表示威信息的基本上都是身在西方的人。“已到正确认识推特在伊朗选后骚乱中所起作用的时候了。”夏天时，Golnaz Esfandiari 在《外交政策》上如此写道，“简言之：在伊朗国内没有出现推特革命 。”Esfandiari 还说， 像大西洋月刊的Andrew Sullivan那样的著名博主，都在鼓吹社交媒体在伊朗所起的作用，他们误读了整个形势。“西方记者无法接触伊朗的当地人，还是他们懒得去接触？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滚动鼠标，查查那些带着 #iranelection 的英文推而已。”她这么写道。“从头到尾，似乎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试图以其他语言而不是波斯语的方式去发布相关消息来协调伊朗发生的抗议。” 一些夸大社交媒体作用的说法，也在意料之中。创新者常常都是唯我主义者(solipsist)。他们往往想把零散的事件和经验塞入他们的新模型中。正如历史学家 Robert Darnton 曾写道的 ，“对当前的通讯工具的夸大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过去的错误意识——这种印象荒谬到了认为通信工具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在电视和互联网出现之前交流无足轻重。”然而在社交媒体受到狂热的追捧时，传统的交流仍然会起作用。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社会动荡篇章之一过去50年之后，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才是行动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格林斯博罗是那样一种地方，对种族歧视进行反抗经常会遭遇到暴力。最开始坐在午餐柜台前的四名学生心中充满了恐惧。“我觉得当时如果有人走到我身后，大声嘘我，我就可能会从椅子上跌下来，”他们中的一位后来这么说。第一天，餐厅经理通知了警察，警署立刻派了两名警官到店里。第三天，一群白人混混出现在午餐柜台前，很招摇地站在示威者的身后，不怀好意地咕哝着类似“黑鬼”这样的字眼。一名当地的3K党首领现过身 。周六的时候，紧张气氛加剧，有人打了炸弹威胁电话，整家百货公司都不得不被疏散。 在另一场标志性的民权运动，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计划中，危险性就更加明显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召募了几百名北方人，大部分没有报酬的白人志愿者 将深入南部开办自由学校，登记黑人选民，并增强那里的民权意识。“任何人都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独自搭车，不要晚上出行。”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就在到达密西西比几天后，3名志愿者，Michael Schwerner, James Chaney, 和 Andrew Goodman 被绑架并杀害了。那个夏天的其他日子里，有37座黑人教堂被人烧毁，几十处可靠人家的房屋遭到炸弹袭击；志愿者们被殴打、射击、逮捕、被满载武装者的卡车尾随。 有1/4的人中途退出了这一计划。行动主义挑战的是现状，想要对付根深蒂固的问题本身，柔弱的小心脏是无法承受这一任务的。 是什么能够让人们从事这样的行动主义？斯坦福的社会学家 Doug McAdam 1对比了自由夏天运动中中途退出的人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发现它们之间重要的区分并不是人们猜测的意识形态狂热。他的结论如下：“所有的申请者，包括全程参与的和半途退出的，都对自由之夏项目的目标和价值观高度认同，是明确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参与者与民权运动个人联系的程度。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提供一份个人社会关系名单，名单上的人是他们想要告知他们活动的对象，那些一起去密西西比的人当中如果有亲密的朋友，他们就更容易坚持完全程，而不是中途退出。McAdam 的结论是， 高风险的行动主义是一种“强联系”现象。 这一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对1970年代意大利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Red Brigades) 的研究发现，70%的新成员至少有一名好朋友已经在组织内。再加入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的成员身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甚至那些看起来自动自发的革命行动，比如说导致了柏林墙被推倒的东德示威行动，就其实质来说，仍属于“强联系”现象。东德的反对运动由数百个成员仅几十人的组织。这些组织各自之间仅存在着有限的联系：在当时，只有13%的东德人有电话。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在星期一的晚上，莱比锡(Leipzig)市中心的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教堂外面，人们会集会，吼出他们对国家的愤怒。决定谁会出现的重要因素是“批判的诤友”(“critical friends”)——你有越多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朋友，你就越有可能加入到抗议中。 因此那四位出现在格林斯博罗便餐馆柜台的大学新生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四个人是：David Richmond, Franklin McCain, Ezell Blair, 和 Joseph McNeil。McNeil是Blair在农技学院的Scott Hall集体宿舍的室友。Richmond 的宿舍在 McCain 的上面一层。Blair, Richmond, 和 McCain 三人一起上的 Dudley 高中。他们四个死党会偷运啤酒到宿舍，在Blair 和 McNiel 的房间中“卧谈”到很晚。他们都记得1955年Emmett Till 的谋杀案，那一年也发生了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运动 (Montgomery bus boycott)，他们记得1957年小岩城(Little Rock )的决定性事件。McNeil 首先提出到 伍尔沃斯百货公司便餐店静坐的主意。他们讨论了近一个月。接着McNeil 到宿舍里问其他人是否准备好了。 McCain 说 ，当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随后以一种只对与之交谈到深夜的人起作用的方式，说“你们这帮家伙胆怯了吗？”Ezell Blair 鼓起勇气，第二天要了那杯咖啡，因为他不能被他的室友和两名高中以来的好朋友看扁。 与社交媒体联系在一起的行动主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社交媒体的平台是围绕着“弱联系”建立的。在推特上，你跟随的人和跟随你的人可能从从未晤面。Facebook 是可以有效管理你相识者的一种工具，它可以维系你和以它种方式无法与之保持联系的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你可以在Facebook上有1,000名“好友”，而在真实生活中你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原因。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正如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观察到的那样，弱联系也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点头之交而非朋友 ，是我们获得新想法和信息的最大来源。互联网以非凡的功效使我们能够利用这种遥远联系的力量。在创新扩散、跨学科合作、匹配买卖双方、和处理与约会相关的琐事上，社交媒体都能完成得相当漂亮。但是，弱联系却极少能形成导向高风险的行动主义。 在一本叫做《蝴蝶效应：利用社交媒体的快速、有效、强大方法来引导社会变革》的书里，商业咨询顾问 Andy Smith 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教授 Jennifer Aaker 讲述了 Sameer Bhatia 的故事，Sameer Bhatia 是一名患有白血病的硅谷创业者。这个故事是社交媒体力量的一次完美体现。 Bhatia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而他无法在亲戚朋友中找到匹配者。对他来说最好的可能是在同种族的人当中找到捐献者，但在国家骨髓库里少有南亚种族的捐献者。于是 Bhatia 的商业伙伴 就向Bhatia的四百多名相识者发了电邮，说明 Bhatia 的困境，这些人又把这封邮件转发给了他们各自的联系人。他们 之后他们还为此建立了 Facebook 网页制作了YouTube 视频，发起了“帮助 Sameer” 的运动。最终，有近2万5千人到骨髓中心库注册捐献，而 Bhatia 也找到了匹配者。 但是这一活动是如何做到让这么多人注册的？不要向参与者要求太多，那是你可以使你并不真正认识的人为你的利益做事情的唯一方式。你可以让上万人进行骨髓捐献的注册，因为这么做相当容易，你只需要在医院里呆上几个小时，递过去一个口腔拭子，而你的骨髓会与某个急需的人相匹配的几率是很低的。捐献骨髓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不涉及财务或个人风险。这不会让你整个夏天都被载有武装者的卡车追击。这也不要求你直面社会上各种根深蒂固的规范和惯例。事实上，这种奉献只会带来社会的承认和赞扬。 社交媒体的布道者不理解这种区分；他们似乎相信一名 Facebook 上的“好友”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是一样，今天在硅谷注册捐献骨髓和1960年坐在格林斯博罗采取种族隔离用餐的午餐柜台是一样的。“各种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在增强动机方面能起到特别有效的作用。” Aaker 和 Smith 写道。但这不是实情。通过降低参与所需的动机强度，社交媒体在增加参与方面是有效的。“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 Darfur Coalition)的Facebook 网页有1,282,339名成员，他们平均捐献9美分。Facebook上排在第二位的达尔富尔慈善运动有22, 073名成员，平均每人捐献35美分。帮助拯救达尔富尔(Help Save Darfur)拥有2, 797名成员，他们平均每人捐出了15美分。一名“拯救达尔富尔联盟”(Help Save Darfur)的发言人这么告诉《新闻周刊》：“我们并不会根据捐钱的数目来评判价值观 。这是一个可以让关键人群参与的强大机制。他们会告诉他们所在的社区，参加活动，成为志愿者。这不是什么你可以通过看账目来衡量的东西。”换言之，Facebook 运动之所以能成功，不是激励了人们做出真正的牺牲，而是激励他们去做一些还不足以让他们做出真实牺牲的事。我们离格林斯博罗的午餐吧台的道路还很遥远。 在1960年的冬天参与了南方静坐行动的学生们将这一运动描绘为“象发烧一样。”但是民权运动更像一场军事行动，而不是一种传染病。在1950年代的后期，在整个南方地区出现过16场静坐，15场都是由正规的人权组织，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组织的。展开行动主义的可能地点都被侦查过，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运动活动家为想要成为抗议者的人士举办了培训班和务虚会。格林斯博罗四杰就是这种基础工作的一项成果：所有的成员都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青年委员会。他们和当地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在Durham早期发生的静坐潮中就得到过资讯，也曾经在活动者的教堂中参加过一系列的运动会议。当静坐运动从格林斯博罗散布到整个南方的时候，并不是盲目地在散布。它首先传到了那些过去就存在的“运动中心”——一群具有献身精神、训练有素的运动核心人物已经准备好将“发烧”转变成行动。 民权运动是高风险性的行动主义。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求战略的行动主义：它凭借精确性和纪律性对现存秩序形成挑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一个集权化的组织，由纽约总部按照高度正式化的运作流程开展活动。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上(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是毫无争议的权威。运动的中心是黑人教堂，正如 Aldon D. Morris 在他 1984年 卓越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民权运动的源泉”进行了仔细区分的分工，有着各种常设委员会和纪律小组。“每个小组都是以任务为导向的，通过权威结构来协调其行动，”Morris 写道。“每个人都要对所指派的任务负责，重要的分歧由部长处理，他们常常以终极权威的身份而不是民众集合讨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是传统的行动主义与其网络变种（数字行动主义）第二大关键区别：社交媒体不是那种等级制组织。Facebook 以及类似的社交媒体是建立各种网络的工具 ，这在组织结构和特征上都和等级制组织相背。网络的规则和有着自身规则和程序的等级制不一样，网络不受单个的中心权威控制。决定是通过达成共识做出的，把人们与群体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松散的。 这种结构让网络在风险较低的情况里，有着巨大的韧性和调适性。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没有一个坐镇纽约，指导和修正每个条目的编辑。将每个条目合并到一起靠的是自组织。如果维基百科每条条目在明天都被完全删除，其内容会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这要拜成千上万的自发的贡献者组成的网络之功。 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网络不能做得那么好。汽车企业会明智地利用一个网络去组织起他们数百家供应商，但却不能利用这种方法去设计他们的汽车。没有人相信一种连贯的设计哲学的衔接最好最好是由一个庞大的、群龙无首的组织系统来处理。因为各种网络并没有一种中心化的领导结构和清晰的权威界限，他们非常难达成共识、确定目标。他们无法战略性地思考；长期来讲他们容易出现冲突和错误。当每个人的发言权都平等的时候，你如何作出关于策略和战略和哲学方向的困难抉择呢？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最初起源自一个网络，但是国际关系学者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和 Calvert Jones 在最近发表在《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上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这就是当它有所成长却陷入到麻烦里的原因所在：“典型的网络所具有的结构特征，缺乏中央权威人物、无法确认内部不受制衡的敌对团体的自主权、无法通过正式机制来解决分歧，这些使得巴解组织过分容易受到外界操控和内部冲突的伤害。” 他们接着写道，1970年代的德国，“远为团结和成功的左翼恐怖主义者往往以等级制的方式进行组织，进行职业化的管理并且有着清晰的分工，在地理上他们集中在大学，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常规的、面对面的会议建立中央领导层、信任以及同志般的感情。 ”警察审问期间他们也很少出卖同志。而与他们相对应的右翼恐怖主义组织 是通过去中性化的网络组织起来的，没有这样的纪律。这些组织经常被渗透，一旦有成员被捕，很容易就会供出同志。同样，当基地组织(Al Qaeda)还是一个团结的等级制组织时是最为危险的。现在它被驱散成了网络组织，已经证明在开展恐怖攻击方面远没有过去那般有效了。 该网络不是想进行系统性的变革的话，它只是想吓唬或羞辱和制造点惊人之举的话，或是它并不需要战略性地思考问题的话，那这些缺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你想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组织化的大型机构的话，你就必须采用等级制。蒙哥马利公车杯葛运动要求成千上万人的参与，他们每一天都依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上下班。这一运动持续了一年。为了能够说服这些人始终对运动保有忠诚，这个杯葛运动的组织者分配任务给每一个当地黑人教会维持士气的任务，还汇集了免费的替代性私人汽车搭载服务，有48个下客站和42个上客站。 杯葛和静坐和非暴力的对峙 ，这些都是民权运动可以选择的武器，都是高风险性的策略。在这些行动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冲突和差错。当一名示威者偏离了偏离了脚本，想要以挑衅的方式回应时，整个抗议运动的道德合法性就受到了损害。社交媒体的狂热爱好者们毫无疑问想要让我们相信，金在伯明翰的时候如果能够通过 Facebook ，如果能够从伯明翰的监狱发送推文的话，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交流会变得容易得多。但是网络是一团乱麻。想想看那些无休止地校对、修改和争论模式，这些是构成维基百科的特色之一。如果马丁·路德·金想在蒙哥马利来一场维基似的杯葛行动的话，他会被白人权力结构碾得粉碎。在一个98%都由黑人社区组成，每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都会于聚集在教堂的小镇里，数字化的交流工具又有什么用呢？ 社交媒体运动的圣经是Clay Shirky 所著的书《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 Shirky 在纽约大学老师，他开始展示互联网的组织力量，他以 Evan 的故事作为开头，Evan 和他的朋友 Ivanna 在华尔街工作，Ivanna 把她的智能手机，一部很贵的 Sidekick 掉在了纽约市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电信公司把 Ivanna 的数据从旧手机中转移到了新手机，接着他发现这部Sidekick 到了皇后街一名年轻人的手上，她用这部手机拍摄了她自己和她朋友的照片。 接着 Evan 给这名年轻人 Sasha 发了电邮，希望要回这部手机，她回复到：“白人杂种”根本别想拿回来。Evan 在恼火之中设立了一个网站，公布了Sasha的照片，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把网站连接发送给他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又把链接转发给他们的朋友们。有人发现了Sasha男朋友的Maspace主页，接着这条链接出现在了网站上。有人又在网上发现了她的住址，在路边的时候拍摄了她家的一段视频。Evan又把这则视频放到了网站上。该故事被新闻过滤网“嘀咕”(Digg)获得到了。Evan 现在最多一分钟收到十封电邮。他为他的读者创建了一个BBS去分享他们的故事，但是在热烈的回应之下该BBS不堪重负倒闭掉了。Evan 和 Ivanna 找到了警察，但是警察只登记为“丢失”，而不是“盗窃”，也就基本上结束了这起案子。Shirky 写道，“那时已经有几百万读者在注视事态的进展，一些主流媒体也报道了这个故事。”纽约警方迫于压力，重新把这起案子定性为“盗窃”。Sasha 被逮捕了，Evan 和她的男朋友拿回了Sidekick。 Shirky 认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发生——他是对的。Evan 不可能找得到 Sash。这个 Sidekick 的故事不会被公布出来。不会有人组成人肉搜索军团进行这场战斗。警察也不会对某一个不慎把手机放错地方的人屈尊。对Shirk来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可以因某种正确的原因就方便快速的动员起一群人。” Shirky 认为这种行动主义的模式是一种升级。但这只是一种有利于使我们接触到信息的弱联系，而不是在遭遇危险时有助于我们坚持的强联系的组织方式。它把我们的精力从推动策略性和有纪律的行动的组织转移到了推动韧性和调适性的事情上。它使活动人士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对于那种表达要想产生任何影响力来讲却变得更困难了，各种社交媒体的工具很适合使既有社会秩序变得更有效率。它们并不是现状的天然敌人。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点点边缘上的杂音的话，这不会让有所困扰。但是如果你认为还有需要合并的餐吧吧台（打破旧有的惯例、规范）的话，这会让你望而却步。 Shirky (责编：Beatles) |
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
时间:2011-03-15 来源:《纽约客》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5年8月号 作者:Malcolm Gladwell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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