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沛璋，浙江镇海（今宁波）人。交通大学肄业。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６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１９４８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建国后，负责创办了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著有《献给正在思考的大学生》、《奋起集》、《时代召唤着新人》等。

　　我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一直跟着共产党走，1958年却稀里糊涂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经过了这几十年，我对中国“左祸”有了一个认识的过程。我始终在思考，我们党在打天下时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号，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就是在“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感召下抛头颅洒热血的。

　　从地下党到右派

　　我是1924年生于上海的浙江镇海人。我6岁在上海刚进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日本鬼子发动“9·18”事变，中国军队没放一枪，就丢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再不起来抗日，我们都要做亡国奴了。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了“1·28”事变，我跟母亲就往乡下逃难。

　　1939年，我15岁，上初中二年级，由高中二年级的吴学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在学校接替了吴学谦的党支部书记，接着又担任中学区委委员，领导其他中学的党组织。1942年8月我与吴学谦一起进入新四军二师抗日民主根据地学习，接引一批同志进入到了根据地。之后因日军扫荡，就在边区打游击。1943年我奉命到日伪统治的中心南京开辟工作。在那里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做了三年秘密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国民党特务搜查了我家，我于是转移到杭州继续工作。我还曾考入国民党CC系主办的《东南日报》资料室当资料员，辗转报道了国民党在三大战场的溃败。1949年2月，我奉命调回上海，负责上海解放的宣传工作。当时还处在战火中的上海挂出的第一面大红旗，就是我姐夫从他工作的绸缎庄抱回的整匹红绸，由我母亲、大姐等人连夜缝制的。

　　那个时候我们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对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共产党从内心里敬仰崇拜。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可以把中国人民带到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终于盼到了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我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被人民日报转载后，引起了时为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注意，把我和陈敏(我爱人)先后都调入北京《中国青年报》。当时张黎群任总编，我任副总编，主管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那时候我开办了“辣椒”副刊，揭露和批判社会不良现象，大受读者欢迎。但这也为以后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埋下了伏笔。

　　1957年，共产党发动开门整风，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我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后觉得这样无政府状态的乱放不好，应该加以引导。回来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报告，他没有表态。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在讨论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文章，试图把无政府状态的大字报引向团结。

　　《人民日报》反右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又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党的指示，连续写了几篇反右的社论，包括批判林希翎的《党爱护青年，但不怜悯害群之马》。那时候《中国青年报》的社长、总编张黎群已经开始被批判，因为他在反右开始前的北京新闻座谈会上说，我们的报纸不能成为布告板、传声筒。领导上让他写检讨，但当时他的思想很乱，于是我替张黎群写了《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这样他就过了关。在报社讨论到我时，全社干部讨论投票，绝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把我划为右派。但我还是受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下放到山东劳动三年。

　　到1958年反右运动已告结束时，我忽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团的三中全会，说要检查青年团对接受党的领导问题。那时刘澜涛负责分管中央工、青、妇工作，他提出要检查一下工会、青年团、妇联对党的态度。毛泽东当时有个思想，青年团不能躺在党的怀里，应该有自己的作为。我个人也认为青年团在革命中有冲击作用，青年人应该走在革命的前列，例如“五四”运动就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56年即反右运动前一年，团中央的一些领导在筹备召开团代会时，我和项南(后任福建省委书记)、梁步庭(后任山东省委书记)曾说青年团要有独立性，要有青年化、群众化、民主化，后来领导上认为这是右派反党言论，将我补为右派分子，项南和梁步庭两人也受到严重处分，撤了职。当时对我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工资降四级、撤销《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职务。我当时想不通，我是革命的，怎么忽然成了反对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但是既然反右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划为右派是党组织决定的，我只能不断作检讨，深挖根源。

　　我爱人陈敏也是15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55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时陈敏还是新闻系反右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们新闻系的总支书记章南舍跟别的系比赛谁划的右派多，把她也划成了右派。主要罪名是说她包庇甘粹、许孟雄和章奇顺等几个右派分子。甘粹是著名右派女学生林昭的恋人，他在陈敏班上年龄最小，当时陈敏他们这些调干生都拿工资，而甘粹只拿19元奖学金，所以他有时候喜欢说些俏皮话。陈敏在讨论会上就说，甘粹可能有些不满情绪，但不是反党。另外一个说她包庇的是原国民党驻新加坡大使英文教授许孟雄。许孟雄的右派言论是说他儿子参军了，应该像个解放军的样子，一个解放军怎么还在街上吃糖葫芦；还说，中国人民大学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课程，小学的教学方式，幼儿园的管理方法。陈敏在讨论时说，这个老头好心说了坏话。再就是经济系讲师章奇顺。他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经过对资本主义的调查研究后写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总结出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套了马克思资本论原理编出来的。所以两本经济学应该翻个个儿。还说他要自己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加以研究写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当时别人说章奇顺要将社会主义翻个个儿，陈敏就说，他的话不是这么说的，他的意思是要给学生着重讲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另外，陈敏的姑姑陈学昭曾是《大公报》派往法国的特约记者，法国文学博士，回国后三上延安，创作过著名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反右中竟也被划了大右派。于是人们说陈敏的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陈敏是工人出身，组织上要她当右派，只好改了她的出身和成分。

　　我们夫妻俩对中国共产党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却被双双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段时间我在劳动的同时，残酷的现实让我屈辱、愤懑，促使我开始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胡耀邦：我没保护好你们

　　1961年，我摘了右派分子帽子调回《中国青年报》做普通编辑，后任报社知识部主任，编一些增长人们知识的副刊。1964年时，团中央又要召开全国团代会了，此时胡耀邦带职团中央书记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团代会报告头一稿胡耀邦不满意，团中央领导就找我这个摘帽右派参加起草。我起草了一稿，带着稿子到湘潭让胡耀邦审查，胡耀邦看了说不行。于是，我们就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按照耀邦的思想，重新起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题目是《为中国青年的革命化而斗争》。这个调子基本上按“九评”的调子，是批修正主义的，但胡耀邦更强调实事求是。报告起草后，征求各省市团委书记的意见，下面一片叫好声。

　　胡耀邦反右时在国外，团中央打了很多右派。项南被贬到了一个公社当书记去了，我被补划为右派，他后来知道了很伤心，1964年想让我重新入党又没有成功。“文革”时，造反派把我、陈模、刘宾雁拉出来进行批斗；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报社将我、陈模和我爱人陈敏作为报社三家村进行批判，说我是老右派、牛鬼蛇神，我成了报社的专政对象。此时胡耀邦也挨整了。后来他们又让我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前前后后劳动了8年。这段时间我不断作检查，挨批判。造反派对我说，你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的进行改造。帽子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戴到你头上。

　　由于我们夫妻是右派分子，株连最大的是我们的子女。“文革”时，大儿子初中毕业去了东北兵团。有一次兵团的食堂着火，他赶快去救火，却被诬为纵火犯。当时的逻辑是，父母都是右派，儿子肯定不会是好人。那时黑龙江的冬天，零下40多度，我儿子被关在一间帐篷里反省交代，忍饥挨饿，靠朋友扔点豆饼、酒糟活着，冻得两腿都萎缩了。他没有办法通知我们，就把毛衣拆了夹进一个纸条卷成线团，托人寄了回来。胡耀邦当时非常关心我们一家，当他得知我儿子的事后，就让陈敏将情况写下来，交给他的连襟——当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将军(黑龙江兵团归沈阳军区管)。改革开放后，胡耀邦一直认为在反右运动里没有保护好我们，向我们反复道歉。

　　1977年，我从干校回来，没处去了。经朋友介绍，我到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讲毛选五卷，讲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又要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代表大会，又请我起草《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新的长征》的团代会报告。前前后后我起草了几次团代会报告。

　　艰难困苦的生活和诬陷诽谤的批斗，并没有摧垮我的精神，却使我再不盲目迷信，让我开始进行反思。但促使我完全清醒的是胡耀邦发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在讨论中我逐步认识了毛泽东的错误，看清了专制体制给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

　　与中央领导谈民主

　　1982年我58岁，被调到中宣部新闻局任局长。在新闻局我按照胡耀邦坚持改革开放的思路，奋力工作了4年。离休后我和陈敏一块又办了3年《东方》杂志，直到杂志被勒令停刊整顿为止。2000年2月14日，一场意外的车祸让我身残了，但我的头脑还很清楚，我还要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富强和宪政继续贡献力量。

　　2001年12月3日下午4时，由老同学王嘉猷通知，我与王嘉猷、潘田、闾邱均、周效良、王志遂、曹天忠、余力几位老同学一起到了中南海，与江泽民总书记一席谈。在这次座谈中，我被推为发言人，我说当代资本主义正张着两个翅膀在飞翔，一个翅膀是改革，另一个翅膀是高新技术。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的发展不以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代资本主义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凯恩斯学说和罗斯福的新政，使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的改良，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不是离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更远，而是更近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类极大地积累了财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因此对资本主义，首先不要怕。对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我们要承认它，研究它，掌握它，然后才能谈到超越它，去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回顾我们几十年来的最大教训，就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忘记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所说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必须有广大的发展，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说，我们再也不能搞列宁和毛泽东都批判过的民粹主义，不能搞缺乏物质基础的乌托邦。但我主要谈了民主宪政的问题。我说，民主宪政应该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但不是照抄西方模式。要实现民主宪政首先要解放思想，给人民以思想自由。另外，要从少年抓起，实施民主教育，培养公民意识。民主宪政的国家是公民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建议在中学设立公民课，从少年开始培养公民意识……江泽民那天认真听了我的发言。

　　今天说起民主宪政改革，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两条：还政于民；还富于民。

　　还政于民就是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我们再不能自欺欺人、指鹿为马，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借鉴人类共同的财富，用人民手中的选票和强大的舆论工具制衡过度泛滥的权力。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时候，不是一些人攻击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但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肯定也有风险也有压力。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今的腐败泛滥、权贵横行，说明我们的体制缺乏对权力有效的制衡。好的体制下，坏人也会变成好人；但是在坏的体制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改革就不会进步！

　　还富于民，就是农者有其田，业者有其产。要按照社会主义造福人民的根本原则，使全体人民能掌握全国人民的财产，富民强国。

　　实现还政于民和还富于民，将极大地振奋全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使百业昌盛，在经济上将变依赖出口为满足内需，消除贫困，使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目前国内、国际的形势对我们比较有利，我们完全能够平稳地做到还政于民和还富于民。机不可失，时不宜待。能不能做到还政于民和还富于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两个考验：为公还是为私，是否有胆有识。

　　让人民知道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经过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新中国的诞生，从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80多个国家元首云集北京出席开幕式。我感到中国人民已经可以昂然站立于世界之林了。这一部分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但是，“革命尚未成功”，还要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

　　现今却还有人否认普世价值，拒绝承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的腐败。我看到现时的国家腐败成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难道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吗？目前的状况已使不同倾向的思想者都感到极大的不安。左派作家魏巍在去世前留下遗文《重建共产党》，呼吁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旗帜。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已无退路！

　　自从东西方文明碰撞以来，中国的士大夫读书人已艰难地探索了100多年。特别是“五四”前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为基本准则，曾经出现了一批光彩照人的先驱，积累了许多可贵的思想成果。但是，在民族危机、救亡和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情况下，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探索被中断了。在以后整整半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在“皮毛关系”的苦恼中不能自拔，人们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似乎消失了。人们哀叹中国知识分子竟然如此脆弱。多少年的思考使我忧心忡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已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目前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远远没有恢复到应有的状态。因此首先要恢复和唤起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要勇敢地肩负起实现百年圆梦的历史使命，为国强民富、民主宪政和现代化奋斗，振奋起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勇攀世界科学、艺术和思想的高峰。

　　2007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反右斗争研讨会”上，我送去了一篇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劫》的文章，论述了这场历史大劫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但是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了把自己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千古一帝”，说自己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将永世“万岁”，总是要掩盖历史的真相，特别害怕人们去揭他们身上的疮疤，也不让人民了解世界文明。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为什么记录清兵大肆屠杀的《扬州十日记》，成为清朝的一大禁书；为什么备受尊崇的巴金老人，郑重建议设立“文革博物馆”，几十年来至今不被理睬。因此，有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继承我国史学光荣传统的史学家，有责任让人民知道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什么是我们应该发扬的光荣传统，什么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惨痛教训，什么是尊严，什么是耻辱；告诉人民我们从哪里来，中国正在向何处去。我始终在思考，我们党在打天下时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号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就是在“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感召下抛头颅洒热血的，可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都丧失追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