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l0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经发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洛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朋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3月20日后不久，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1，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2，“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l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3，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5。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6。

　　尽管毛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7。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巳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8。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巳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9，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10，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11，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12，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十年政治路线”13。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14，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15。

　　刘少奇在195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据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6，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17，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18。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的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19。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共认的唯一领袖20。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涮，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1937年5月17日一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1937年5月17日一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21。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22。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格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23。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进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24，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5。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26。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27。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朗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格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格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治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此问题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3年，毛刘说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29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思来年谱（1898-1949）》，第2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19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3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被委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3、306页。

　　4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被并人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巳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51934年l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底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依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l一1949）》，第186-18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另参见《王首道回记录》，第197页，解放出版社1988年版。

　　6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I2月版。

　　7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赋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8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变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错误路线，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新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肯定了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9博古（秦邦宪）在1935年2月之后仍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红军抵陕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任，1936年12月后主要配合周恩来从事联络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10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2页。

　　11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3页。

　　12、13、14、15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16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7页。

　　17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洛甫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居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8-359页。

　　18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曾作过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的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胡服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断，1936-1937年毛与刘少奇是有直接联系的。参见郭明秋：《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第1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对北方局领导机构的大幅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在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顾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刊物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20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洛甫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17页．由此可见，当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21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未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酿的“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是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2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30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商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魏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镕、李吕、李雪略、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亿，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第42-4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5页，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2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6月3日），参见陈绍略：《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6-297页。

　　2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第37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5、26、27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234、235、236、238、239、261、263页

　　28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8页。

　　29据1931年秋一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建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戴《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第48、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