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Gordon）在分析美国社会族群同化问题时，把历史上美国族群互动的第一个阶段称作是“盎格鲁-萨克逊一致性”，即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基础的主流白人群体对其他少数群体实施的同化过程。他用一个公式来表现这一过程：A（盎格鲁-萨克逊文化）+ B（其他群体）=A（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即是说在这个同化过程中，其他族群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统统消失了，他们的成员完全接受了主流群体的文化而不可能被区分开来了。这是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著名“同化”公式。

　　现在世界发展到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大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阶段，“民族同化”已经普遍不被接受，并被批评为泯灭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做法，而生物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也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这一点上，人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持续传播，欧洲文明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政治理念、法律）甚至形式（学校制度、医疗体系、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交通规则）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接受，与此同时，起源于欧美的建筑风格、服装款式、饮食习惯、交通工具等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进各地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当中。这一潮流是以源自于欧美的现代文明为主导并涉及全世界的“同化”浪潮。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反映的正是人们对这一“同化”潮流的态度与反思。那些反对“全球化”、要求保护各地传统文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看起来这一“同化”潮流仍会继续传播，并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西化”的问题上曾有过无数争论。当年的大清朝似乎举朝上下都是反对被欧洲人“同化”的，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毅然决然“脱亚入欧”的日本人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这才猛醒过来，开始积极接受西方文明。当时激进的改革者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当年剪辫子、放脚、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办同文馆、办报馆，也曾热闹了一阵子。尽管遗老遗少们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但中国若想在强邻环伺的险境中生存，这个社会总要放下架子向前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令全世界惊异，市场经济和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深入到国家的边疆地区，企业、人员、资金、商品的跨地域流动空前活跃，许多长期保持一定封闭和隔绝状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生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民族同化”和“汉化”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也必然引起国内学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讨论“民族同化”和“汉化”之前，有一点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那就是什么是“汉文化”。现在许多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认为现在汉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汉字印刷的教材书籍就是“汉文化”，汉人穿戴的服装鞋帽、使用的各种器物就是“汉文化”，汉人乘坐的汽车火车就是“汉文化”，所以少数民族学生到使用汉字课本的学校读书是被“汉化”，改穿汉人普遍穿戴的服装鞋帽就是“汉化”，使用和接受市场销售的汉人普遍使用的器物也是“汉化”，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里如建设了新式办公楼、住宅楼等建筑物也是“汉化”。我想这种对“汉文化”和“汉化”的理解可能存在很大的误区，需要仔细讨论一下。

　　首先，汉字汉语是否就是“汉文化”？

　　不错，我国的汉人都在使用汉语汉字，这是中原地区流传和演变了上千年的传统语言和文字。但是，如果说汉文汉字就是单纯的“汉族语言文字”，这并不准确。除汉族外，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两个民族（回、满）以汉语为母语，4个民族（赫哲、土家、畲族、东北锡伯）绝大多数民众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蒙古、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民众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文人曾以汉文写作并得以流传，如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诗作、清代旗人纳兰性德的诗作和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等，都是中华文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许多出身边疆少数族裔的皇帝官吏的政论，都是在后朝修史时以汉文形式记载下来的，今天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以汉文形式发表。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不应只看名称就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是“汉族的语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而且各族对汉语的“共用”已有很长的历史。

　　其次，用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是否是汉族的传统知识体系？

　　当人们谈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时，有时有意或无意地把用汉文编写的学校教材和课程体系看作是汉族的文化知识体系。现在学校统编教材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除科举制度后从外国学来的，准确地说这是一整套欧洲知识文化体系。由于沿海汉人社会对外开放得早一些，较早就仿效欧洲建立了学校体系，所以吸收和学习这一知识体系比少数民族早一些，也对这套知识体系的教学经验积累得多一些。中国传统的算学（如珠算）、地理（如阴阳五行，风水堪舆）、植物学（如《本草纲目》）等并没有系统进入统编教材。今天，来自西方国家的这套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中国、印度、非洲国家）公立学校课程的核心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不是在学习“汉人知识体系”，只是借用了汉语教材作为这一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

　　为什么我国的少数民族学生需要借助汉语教材和印刷品作为学习载体？这是因为自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后，中原汉满回各族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引进西方国家的学校体制和学科知识体系，翻译教材并在教学中不断摸索改进。今天使用的汉语数理化等统编教材的内容是近百年无数教师学者不断改进更新的结果。现在中国以汉文出版的各门学科最近研究成果，乃至翻译的国外文学作品，也是无数学者作家辛劳的成果。我国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没有如此庞大的学者队伍来从事本族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和写作，并达到目前汉文出版物介绍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和系统的程度。同时，翻译和出版是必须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的，有了十二亿汉文读者和学者这样一个庞大的图书购买和消费群体，才有可能使中国的汉文翻译和出版机构能够及时开展西方最新成果的翻译，而且能够使许多冷僻学科和专业前沿的出版物得以生存和发展。2000年中国总计出版图书143376种，汉文出版物占98.2%。所以，能够利用汉文出版物来学习现代知识体系，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是一个应当从积极方面来看待的语言优势。相比之下，蒙古、越南、朝鲜、中亚、东南亚各国就需要靠自己的学者和读者队伍来艰难地支撑本国文字的出版机构。

　　第三，现在中国以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从源头看是真正的“汉字”吗？

　　中国统编教材中的“汉语”课讲授的是汉语言文学，但是仔细分析，现在中国通行的汉语词汇中，大多数实际上是引入的日文汉字。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2月9日刊登了一篇署名裴钰的文章，题目是“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该文指出目前中国“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如果我们不用这些外来词，我们几乎张不开口，说不成整句，甚至可以说，会影响我们的语义表达”。该文列举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使用的几百个词汇（如“干部”、“组织”、“主义”、“工业”、“课程”、“唯物论”、“思想”、“生产关系”、“批评”、“独裁”、“社会”、“共产党”、“政府”等），并告诉我们其实这些都是日文汉字，在引入日本汉字前，这些词汇并不曾被国人使用。

　　甲午战争后，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希望通过日本的经验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与中国知识阶层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在时间上同步，所以大量表达西方社会思想观念和西方器物、知识体系的日文汉字便被直接吸收进了如饥似渴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所以，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文化层面上，日本汉语的贡献居功至伟，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日本汉语现成的词汇，能够方便、快捷地展开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这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看完以上这段话，我们就会认识到，今天我们使用汉语的七成词汇实际上是日文汉字，只是我们用汉语读音来读它们就是了。那么，在我国课程中，不仅用这些词汇来讲授的数理化知识不能说是汉人的传统文化，严格地说，除了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外，汉语文课程里现代文部分的许多内容也不能说就是纯粹的汉人传统文化。我想，我们应当把现在用汉文编写的知识体系看作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地进入工业化进程后吸收的源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日文汉字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所以，当代中国学校使用的统编教材也不能与“汉族文化知识”简单地画等号，它的主体部分只能说是由汉人首先吸收的西方世界的知识。用汉语学习这些知识，也不能简单地与“汉化”画上等号。我们需要以一种开放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主要由汉语文编写的各科目“国家教材”，以一种前瞻和发展的态度来认识学习这些知识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与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四，现在汉族人普遍穿的衣服是“汉装”吗？

　　在一次民族教育的研讨会上，一个云南少数民族中学的校长讲到，他们的学校里原来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穿本族传统服装上学，现在绝大多数学生穿的都是“汉装”，已经被“汉化”了。他认为当地少数民族改穿“汉装”即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丧失和被汉族“同化”。我当时曾经问他：“什么是汉装？”其实，现在汉族民众从头到脚所穿的已经几乎没有中国的传统服装了，无论是正式的西装大衣皮鞋还是休闲的T恤夹克球鞋，都是来自西方国家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的“国际服装”款式。即使是穿长袍马褂旗袍和戴瓜皮帽，也只是在清朝时汉人接受满人习俗后的流行服装，并不能算汉人的传统服装。也许近年来有些人推行的“唐装”可以算是汉人的传统服装。现在，西装皮鞋和夹克T恤衫已经被全球五大洲各国普遍接受，中国的少数民族接受这样的“世界服装”款式，与“汉化”扯不上任何关系。

　　现在中国城市建筑设计中，除了维修宫殿寺庙或“仿古建筑”外，凡是新建筑都是使用钢筋水泥玻璃等西式建筑材料修建的，出现在边疆城镇中的这些建筑由于与当地传统房屋的建筑风格、使用材料很不一样，也很容易被当地人认作是“汉式建筑”，这同样是误解。

　　那么什么是汉人或中原地区的传统建筑形式？国家邮政局曾发行过一套“中国民居”普通邮票，其中除了“内蒙民居”（蒙古包）、“云南民居”（竹楼）等少数民族民居外，介绍了全国各地民居的建筑风格，大致反映出各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风格，“北京民居”即为四合院，另外故宫、天坛等也应归为中原建筑。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洋建筑（如上海外滩、北京东交民巷）在当时是被称做“洋楼”的。现在中原地区建造的办公楼、住宅楼等等都是学自西方国家的建筑设计，使用的也是世界通用的建筑材料，不应被称做“汉式建筑”。当年这些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材料被引入中国时，也被人们指责会使中国城市风貌失去传统文化特色，所以我们看到部分现代建筑上增加了有点体现“中国特色”的部分装饰物（如屋顶加上中式瓦檐或亭子，柱子上加些中式图案等），但那也不能算是“汉式建筑”。

　　所以，当我们看到拉萨、乌鲁木齐新建了许多现代风格的建筑物时，不要简单地因为在汉族地区见到许多类似的建筑就把它们认定是“汉式建筑”，而应当把它们视作世界流行的现代建筑。其实，假如真的在这些边疆城市建造一些“汉式建筑”（如故宫、四合院风格的建筑物），它们与当地藏族、维族的传统建筑会更加和谐，就像雍和宫、黄寺和老北京建筑很和谐，承德外八庙和避暑山庄其他建筑很和谐一样。少数民族对这些单调、死板的现代建筑的反感和中原汉族对这些现代建筑的反感是完全一样的。

　　至于家中的日常用具，如果我们把身边使用的东西仔细翻检一遍，想想其中有哪些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就使用的，恐怕很少很少。我曾把自己家里的东西看了一遍，除了几件中式家具、两幅轴画、几个摆设的泥人木雕和一把朋友送的紫砂壶之外，从卧室到厨房就很难再找到中国人的传统器物了。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汉人”的生活方式吗？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就算是“汉化”吗？我觉得不能这样看。

　　第五，中华文化不等于汉文化。

　　我们要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就需要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要使全国各族民众在心目中建立一个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文化”？或者什么是“中华文化”？我认为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了边疆各族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民居”邮票系列里包括了蒙古包、竹楼等少数民族风格建筑是很应该的。特别需要指出，今天中原汉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是在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边疆各族文化成分、相互交织而最终形成的，如南北朝、元朝和清朝时期边疆族裔的文化就曾对中原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话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有许多宝贵灿烂和必须继承发扬的内容，汉族传统文化当中有这些需要继承发扬的文化遗产，各少数民族也都有。

　　我国各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们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这片国土上发展起来的，即使是那些自境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和文化，也已经在中国流传多年，在各族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影响。譬如儒家学说中讲述的忠孝仁义礼智信，藏传佛教中讲述的博爱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伊斯兰教中强调做人清洁和追求真理，这些内容其实与建设没有剥削压迫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冲突，而且有可能成为当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有积极作用的文化元素。在我们的教材中有选择地吸收中华各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向各族学生介绍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历史根基的重要渠道，应当成为“中华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

　　中华各族的传统文化，虽然相互之间有许多的交流和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仍然可分为不同的支系，可以被视作“中华文化”一体内部的多元现象，如西北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脉的伊斯兰教文明，青藏高原地区以藏传佛教为主脉的佛教文明，中原地区以儒家学说为主脉并包含大乘佛教、道教的中原文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信仰、沿海山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如福建、台湾的妈祖信仰），等等。它们各成体系，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彼此重合的部分。因此，在介绍“中华文化”的教材中不仅要向学生介绍本地的传统文化、历史传说、地方习俗（介绍有关宗教的基本知识，并不是传教），而且应当介绍非本地的中华文化的其他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学生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各部分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了解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教育的精华内容，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过时的需要淘汰的东西，例如吸收儒家文化中关于“忠”、“孝”道德中的爱国、敬老的内容，摈弃“愚忠”、“愚孝”的内容。要使学生既认识和学习本地的传统文明，又系统地学习和了解到整体性的“中华文化”，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框架，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构建对祖国的政治认同。

　　21世纪的中国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我们不仅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管理，在社会管理和政治建设方面同样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来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居住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中的汉族在推动现代化建设这方面先行一步，边疆的少数民族也会很快跟上来，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商品化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之间无疑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来进行调整和解决的。

　　如果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戈登“同化”公式，在中国发生的族际互动过程并不是A（汉文化）+ B（其他群体）=A（汉文化）这样的同化过程。这一互动实际上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各个群体共同接受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还是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文明，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如用公式表示应当是：A（汉文化）+ B（其他群体）+ C（西方现代文化）= CA+B（带有汉文化和中华其他群体特色的现代文化）。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汉人是这些进程的推动者和现代知识和器物的较早使用者，就把一些实质上应属于现代化内容的发展视作是主流群体的“民族同化”和“汉化”，那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和形式化了。假如从“反对同化”这个观点出发，把接受现代文明看作是“汉化”进而排斥这一进程，那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相关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