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告别革命》作者的一封信

    编者按：著名旅美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发表了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由香港大地图书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多元化的评论。邹谠教授阅读该书后，感觉其问题涉及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重大主题，需要认真地加以深入研究和反思。因此直接致信作者，阐释自己的观点。是为此文。

    泽厚、再复教授：

    数星期前阅读海外某某杂志评论先生大作（《告别革命》）之文章，大为惶惑，不知究竟，今承赐寄一册，仔细阅读一字不漏，反复思索，方知此书虽以对话录形式发表，但对中国二十世纪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艺有极深刻之分析，而对话之中有一完整的思想系统，是我二十四个月以来阅读之专著，对我最有启发的三本书之一，其他两册为 John Raws，（约翰罗尔斯）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义）与 King Keohane，Ves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社会研究设计）。

    我对此书之所以极度欣赏，因为我正在写作一系列英文文稿，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之基本特点，发挥去年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一书的若干看法。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已于去年九月写完，题为“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A Venture In Crossfertilizing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Theory”（解释中国革命：社会科学理论相互传播史的一次冒险），兹持寄上两份，希望先生等指正。另有一篇论中国高层政治之长文（即出版，约有六十余页），将于八月问世，此文从基本方法论，批评目前流行的以派别斗争为中国政治分析之唯一重点，忽略派别在整个政治系统（包括政治结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一意识形态）之位置，然后再提出研究派别斗争之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口头预约，于完成另外两篇或三篇文稿，发挥与论证我的观点后，出版论文集一册。我在写作和修改这四五篇论文中，希望能广泛吸收中外学者专家的精辟议论，你们两位的新作正是对我最有启发的一本书，闻《顾准文集》及冯友兰先生最后一册之思想史，很有参考价值，已托人购买，但尚未收到。

    你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分析，以及贯通全书的思想系统，引起我深沉的思索。因为我的著作除《美国在华之失败》之外，都是隔“洋”观火之作，粗线条的素描，没有身历其境的经验，而你们的著作是不仅是学术之探索，并且是心灵上的反应。你们两位都是早熟的天才，我是苦学磨练出来的学生，四十之后方有成名之作，七十左右开始重新整理思想体系，你们思索写作以建国以后之情况为主要对象，而我的亲身经验是三十、四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你们是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家，视野广阔，思索深透，我是政治学者，我的训练是钻研个案与具体史实，并以此为专业，但是却偏要突破学究的框框，去探讨政治的重大意义和历史的深远问题。我的观点、判断与理论，虽然是苦思冥想的结果，但是因为空间，时间的障碍与限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然而我们的背景、经历、专业与天分虽然大相径庭，但是对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历史观、价值观等的看法有一些完全一致，另有一些殊途同归，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判断有一些着重点不同，可以相辅相成，不同意见之处的多半是提法的差异，不是基本的矛盾。还有一两点你们有明确的理论和观点，我则未能完全下结论，但是你们最基本的论述与历史事实的分析我在将来修改与写作我的论文中，可以充分应用和发挥。因此，我仔细研读大作后，我常喜悦与兴奋，觉得我的“远距离”的观察，大胆的立论还不致完全错误。

    我与你们两位完全一致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所不同的是你们两位的思想体系比我深刻和博大，你们从基本哲学出发，我则只是以个别的政治学说为依据，更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提出一套完整的概念与命题，而我还是在摸索之中，有些重大的问题未能下结论，所能确定的只是个别的概念，与为数不多的命题。

    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文化的复杂性，革命的持久性，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影响。正如你们说的：“二十世纪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经验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太值得总结了。”我们去研究这个复杂无比的问题，一方面要求助于多方面的思想、概念与论点，但是对于以传统与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学说，必须有所选择。即使在同一学说中，某些部分，可供参考，另一些却可以引入歧途。即使能应用于中国的部分，也必须加以自己的阐释，方能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与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而得到的学理上的命题，总结出来的教训，自然而然的有它们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对世界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至世界文化、政治，作出我们的贡献。泽厚先生的美学理论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得到法国国际哲学院的承认，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学术建设已有真正的贡献。

    你们两位对话中回望二十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思想系统就是对学术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若隐若现的思想体系，是应用上述我们完全一致的方法的最好的实例，容许我说出我的一些体会，借这个机会让我能更进一步检验我的提法，并且希望得到你们的指教。

    泽厚先生研读、写作、思想形成的时期都是在建国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结构，四十、五十年代方兴未艾，最令人钦佩的是泽厚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就作出一个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阐释，这就是再复先生所说的“即把生产力科学技术看作决定要素”。（大作第二页）这个阐释与西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大师，目前牛津大学教授科亨（Cohen）的提法不约而同。科亨在他的早年成名之作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说： history is， fundamentally， the growth of human productive power，and forms of society rise and fall according to as they enable or impede that growth.（“历史根本上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当社会形成促进或阻碍这一发展时，社会形式本身也根据这一发展上升和衰落”。）在西方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不难，而在中国回到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就是一个独创的阐释。

    科亨又说： Labor power is a productive force，and one dimension of labor power is productively applicable knowledge．It follows that scl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open to productive use is a productive force……In its higher s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therefore mer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ly useful science．（劳动力是一个生产力，劳动力的一个方面是可用来进行生产的知识。劳动力随着科学知识用于生产，就成为一个生产力……因而在它的高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就与对生产有用的科学的发展相结合）。这与你们两位在你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知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一致，邓小平在1978年正式从自己的经验反省了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也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并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邓选》第二卷，第八十七页）（我在 1986年 7月6日在中南海与胸怀广阔礼贤下士的胡耀邦先生长谈中，曾向他介绍Cohen的书，他当时即表示要找人翻译）。

    科亨自己也说他在这本369页的书中很少谈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相反的，你们谈话中不但以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并且用大量身历其境的经验与所见所闻的事实，论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这些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建国后的具体影响。以“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来概括建国后一切错误的根源，叙说这些思路为何阻碍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社会进步和政治的常规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一元化的政治，促进政治、文化、道德的一体化，置整个社会于国家绝对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你们对1949年以后的各种错误的分析，不是一般评头品足、抓大小辫子之作，而是在整个思想系统中上下相关，左右相连的议论。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阶级斗争在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出现，战争的经验与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组织与制度变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非常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濒于全部崩溃的情况，在此时期，整个社会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大部失效，而新的标准又未能建立，因此思想、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制度行为的正当性完全决定于政治行动的成败。毛泽东的措施，使中共“从零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不仅有无限的权威，并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从传统带来的治术和个人独特的作风不但不适合经济发展和平建国的需要，并且导致大跃进与文革的巨大悲剧。这两个悲剧就是“迷信意识形态”和“迷信战争经验”一起融会塑成的结果。

    这些结论与命题只能在中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中找到，它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世界社会科学，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独特的贡献。从西方理论出发，但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西方学者所看不到的结论，不能提出的命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思想理论的贡献。你们两位从正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提出批判近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命题，指出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后果，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方法的一个最好的实例。不仅如此，有了中国自己的看法、命题与理论，才能“走自己的路”。费孝通一生的工作也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从“乡土中国”，到“小城镇，大问题”的理论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驱。

    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泽厚先生从康德的哲学体系，提炼了精华，有选择的灵活的应用于中国的研究，按照中国历史经济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独特的命题，又发展中国的美学。然后再复先生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主体论，开辟中国文学批评的新道路。这一切也是在学术上“走自己的路”。我希望这些学术观点在二十一世纪促成一个实用理性主义的中国国家社会，以人为最终价值的乐感文化。这个从理论走自己的路到在现实中走自己的路的过程是必须一点一滴的改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做到。

    上述从康德的思想到独创的观点、命题、理论，让我简单的发挥，使一般读者，更能深入的领略这个思想系统。

    泽厚先生有选择的，巧妙地阐释康德的哲学，然后灵活地应用于思索中国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他将康德的“二律背反”从 cosmological ideas（宇宙论）， transcendental ideas（先验论），antinomy of pure reason（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转用为认识论过程中的辩证法，再在中国的历史经济中找到“二律背反” 的许许多多的实例。他在讨论“二律背反”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因果不是线性的机械决定论，系统的复杂结构形成了多元和网状的因果，可能性选择数字极大，而任一选择对整体系统和结构均将产生影响。所以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必须极大地注意到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批判哲学的批判》第234页）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历史观与人类行为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既然“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那么客观的关于总体的历史必然规律就不能成立。从这个认识论的提法，就很容易否定“历史决定论，把全部人类历史描述成五个阶段，认定这是绝对的历史发展规律。”（大作第八十七页）也许泽厚先生写头一段话的时候，已经想到第二段话，不过当时不能公开说出。现在历史已经全部否定了所谓的“必然规律”，这句话可以公开说出来，所引的头一段话的重点是泽厚先生在当时环境中，肯定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你们在大作中更进一步的指出“历史又充满偶然性，一个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历史面貌”，我在附上英文稿中论偶然性时提出两个实例，一是蒋介石在1926年乘车到码头，准备经香港去苏联，途中被陈立夫说服，改变主意决定与汪精卫和共产党斗争，这一个偶然性的因素改变了中国以后的历史。（陈立夫《成败之路》）二是1948年陈伯达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见附上英文稿42－43）这是历史偶然性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你们另一句话：“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就是种偶然的因素”，“个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也不是必然律能预计的”。（大作第三十六，三十七页）这样就在历史观中恢复了人的位置，为你们着重提出的恢复人的价值，人是目的的说法相呼应。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泽厚先生七十年代提出的选择性的概念，以及大作中提出的个人选择与历史社会及各种结构的问题，即是你们对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的批评（大作 三十、三十八页）。我在中文拙作《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第211页至221页，附上的英文征求意见稿的P7－31，介绍过Jon Elster教授综合社会历史的结构因素与个人选择性的理论,并且应用这个理论于中国革命史及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他的“理性选择论”的基础是对人类行动，包括政治行动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扼要，又正确的学说。人类的行为由两个因素决定，也可以说是经过两个抽象的过程，透过两个过滤器所得的结果。在第一个过程中，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划定了可行途径（feasible alternatives）的范围，有些空想的、玄想的、假定性的途径就不在这个圈子之中。人类采取后一种途径，就一定失败，大跃进中的人民大炼钢，公共食堂，超高产田就是人类史中最悲惨而又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个中国历史的经验指出了结构决定的不可逾越的范围（见英文稿）。但是在结构划定范围之中，可行的途径，不仅仅只有一个，而是多种的。有些是人们已经摸索到的可行途径，这些途径中，有些是事半功倍，有些是代价大而成效小。政治行动者可以从这些可行的途径中，挑择其一，以后也可以改变初衷，另谋出路，但是政治行动者也可能发现、创造并实行一个可行的途径。这在历史转变的时期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这个理论和中国革命建国的历史可提出一个新命题：“理性选择的”创新性、系统性和战略互动性是宏观历史变化包括政治系统转型的微观机制（拙作第二一六到二二二页）。人类既然对自己的前途在一定范围以内，可以作出选择，这些选择可以改变以后的历史，因此历史就没有必然的规律，人类的选择也是历史偶然性的根源。

    理性选择论还可以用来讨论一般政治学家不愿讨论的历史哲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free will（自由意志）和determinism （决定论）的问题。我以为中国革命和建国以后的历史提供了一系列的实例，供我们讨论这个非常抽象而不易解决的问题（见英文稿第 41－44页）。

    既然人是历史的主体，个人的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的作用，人本身又是最终的价值，那么人的属性就成为一个理论上的重要问题。泽厚先生从康德哲学中，提炼出来理性的概念，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就是“理性之路”的主张，批评目前中国缺乏建设性理性（包括学术建设方面的理性），指出儒家的精髓，中国的传统是“实用理性”。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反对激烈主义，提倡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但是泽厚先生的美学和再复先生的本体论同时也着重情感、直觉性、感性、美感，这样人的本质就更全面了。近年来政治学家也指出passion（感情或热情）也是人类政治活动三个动机之一。

    再复先生系统的介绍与阐释泽厚先生的美学的一章是一篇不易得之作。你指出了泽厚先生从理论中找到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命题，既能解释中国文学的发展，又是普遍性的美学上的命题，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又一典范，可惜还没有人同样的分析再复先生的主体论，希望欧梵或其他攻文学的人不久可以补充这一空白。

    还有在方法上很重要的一点也要在这里提出，你们两位对西方的理论经过思索既有选择又有摒弃。泽厚先生说“告别现代”回归古典，重新确立人的价值，要求“少来点海德格尔，多来波佩尔”，“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仍然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福柯那一套”，我完全赞成这个看法，我有时也想到你提出的问题，回答：“把理性否定了怎样办？”（大作第三十三页）

    再复先生在另一次对话说明了科学与理性的关系：“科学虽然包括理性，但是不能把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用科学取代一切。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这是西方学者的共同认识，但是用来否定方励之的说法“现代化就是科学化”却是最有力量（大作第八十五页）。这也是否定方励之全盘西化或全方向西化的理论根据，因为精神层面上各国各民族的要求很不一样，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不是科学化，而是尊重精神需求的多元化，即主体价值需求的多样化（大作第八十六页）。

    再复先生同样不为西方最时髦的学说所迷惑，你在芝加哥与解构主义有不少的接触，但是你选择采用解构主义有用的部分，去解构社会文化的一体化，但始终没有踏进解构主义的框架，也没有被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思潮引入歧途，而仍然在否定“理想社会”后肯定了“社会理想”。在接触了西方多种学说后更增加了对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框架的信心，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再复先生说“中国有自己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使命，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理性”（五十四页），这是真知灼见。同时你们也看到西方社会的各种弱点。“了解了中国，又了解了西方，我们就知道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中国的社会理想的重要”。我居住美国五十余年，也有同感，“寻找适合中国的社会理想”是我们的共同任务。

    说了许多抽象的有关研究方法的话，让我谈一些比较实在的问题。我们要用“实用理性”去追求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必须是追求多元化，多体化的社会的理想，因为人的性格爱好生来不同，成长中的环境亦大有差异，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方能适应多人不同的需求、偏好、欲望和理想。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分离。这点你们两位很清楚的提出，这也是我提出“全能主义”的动机，我提出这个名词的理论上的意义，是用来专指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在全能主义社会中国家可以占领社会所有空间，控制所有社会领域和人的生活的各方面，而无道德、宗教、法律的原则上的限制。中国在文革时间中在实际生活中已到了这个极端，比苏联更彻底，这也是你们说的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的最终结果。

    但是“全能主义”这个概念与“极权主义”有两点基本不同之处，一是“极权主义”概念中，国家——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不能分开，有其一必有其二，并且两者以同步发展增长。但是我在 1980年随欧美学者访华团到中国，看到国家一社会关系正在变化（农村责任制在萌芽时期，有些地方已在实行），但是政权性质并未改变，因此我觉得需要用“全能主义”一词专指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而不涉及政权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政权性质的变化，我的假定是肯定的，中国的变化将以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开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必然的。人的选择，政治行动者的战略、策略，可以影响这个过程的速度，和各种可能的前进和倒退的形式，甚至过程的终点，这是“全能主义”的概念与“极权主义”不同的一点。我在1983年开始提出这一个名词，在去年致美国友人信中提到这是名词的起源。

    国家、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一体化的根源是政治的一元化，政治一元化的基本观念是：最高权力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因此，多元主义的政治是社会理想的中心一环，多元主义不但应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应用，在经济领域也如是。泽厚先生说“打破这个大一统，也不要就一定变成私有制的大一统，可以是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的共生，我说走自己的路，就包括创造经济上和所有制方面的新形式在内，我现在倒愿意强调目前要保持一定国有资产，否则政府权威宏观调控就会失去足够的基础和必要的力量。”这一个看法我很同意，不过一定会受到海外，香港和国内一些所谓激进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创造新形式，是一个胆大的提法，但崔之元提出来后被国内和香港的学者“围剿”；王绍光提出国家能力不能再削弱，也被攻击；但这些批评都只是提到枝节问题并未能针对主题，至于保持国有资产，与很多经济学者的主张背道而驰，他们从美国新古典经济学说学到了“产权必须落实到人”的命题，认为中国应同样应用。

    我分析你们的思想系统时从“二律背反”这个概念开始，现在让我再回到“二律背反”这一个提法，因为我觉得“二律背反”不仅是你们的方法论，历史观，认识论并且还是你们分析中国一切实际问题的方法的一个抽象的概括，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概括，这是“二律背反” 在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中的反映，我对这个提法非常欣赏，我在拙著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Mao Reforms（文化革命与毛泽东之后的改革）一书中第260到221页也提到相似的概括，我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作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作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我的说法的着重点是革命的过程为何引导到建国后的发展。我多次想引用泽厚先生的大作，以增加我的看法的份量，泽厚先生在北京寄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我经常参考，但是想不出双重变奏的英译，我曾经想译为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centrapunctual themes但又觉得不完全达意，只好作罢。

    我在该书中只是分析重建强有力的国家，与国家占领控制社会经济及思想的过程，而未有明显的提出解决这个冲突的方向，因为西方学术论文着重分析而轻视甚至反对作者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我特别欣赏再复先生的一个判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个把整个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基础而获得成功的国家……中国将来也不可能把整个国家的发展建立在个人潜力充分发展上，它恐怕还应当保留强大的社会调节机制”，对个人的限制恐怕要比美国多一些，至少像欧洲的法国，瑞典等国家，否则社会将有贫富过份悬殊的倾斜”（大作第9页）。

    你们在对话中，用“二律背反”的概念代替泽厚先生八年前 “双重变奏”的词句，一方面与最基本的哲学思想明确的连成一片，另一方面将具体的分析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结论建立成一个思想的系统，你们反对的思路与遣责的政治社会现实和你们正面的主张，也属于“二律背反”的规律。再复先生在序言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对中国二十世纪“二律背反”的一个总的概括：该做的工作就是反省了二十世纪中国基本思路，这些流行于社会并被我的心灵接受过的思路……

    这个总结没有明白提出泽厚先生提到的“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大作，第二十三页）和“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泽厚先生的用词与提法，一般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是不易了解，让我替你解释一下，是否妥当请你们指教。泽厚先生的“历史主义”就是你们所说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发展优先，是经济发展，“人的吃饭”是其他一切的先决条件，而“伦理主义”“道德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部分，虽然毛也要发展经济，但是他的“伦理主义”“道德主义”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既是国家社会的目的，又是稳定和建设国家社会的手段。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这个修正我在拙作第七十二到七十页中曾有略为分析。简单的说，毛在《矛盾论》中的一句话，将“古典马克思主义” 颠倒过来，从泽厚先生所说的“历史主义”改为“伦理主义”，最少可以说他“伦理主义”处于优先地位，根据当时情形，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只有修正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并且毛的修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他领导革命走向成功道路的基础。毛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经常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修正马克思主义也是吸取教训的一个结果。建国以后，面对他的情况与问题根本改变，但是他仍然“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也就是迷信“伦理主义”，所以有大跃进与文革的大灾难，大悲剧，所以我说成功的政治领袖，都是修正主义者，毛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革命成功；邓修正了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经济发展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中国的二律背反结果是一律压倒另一律，在政治上二律背反表现于两极分化，敌我分明，全赢全输的结果，这就是他们多次提到的“你死我活”“互相厮杀”，并且你们更指出失败的一方可能只得到负数。我在将要出版的论文中，也讨论到这一点，到时寄上。

    最后让我提出我不能完全同意你们的两点的提法：

    第一是否定革命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改良优于革命，我曾指出中国今后不应再有一次革命（拙作第二四四页），我多年前和中国同学闲谈中，也说过一些否定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的话，我也了解告别革命的观点。在历史实际政治中它可以上连美国改良主义政治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下连苏联的崩溃，中国的严重灾难，在思想上可以接连Edmund Burke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想，一直到最近几年尤其美国共和党1994选举胜利的政治潮流，此外，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可以引出告别革命的论点。但是我始终对这个问题不能下结论，也许辛亥革命，国民党革命，北伐统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沉淀”不是完全消极的（恕我借用你们的词句，但不用你们的准确的理论体系中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采取泽厚先生引卡尔波普的话“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

    注：美国革命是一个政治革命，这个革命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它是一场从英国独立的战争，它包括一个赢得一切的战争。后来，它导致了美国的建立，其过程是通过对话、谈判、讨价还价、妥协，这一过程是赢得一切的比赛。从严格的意义来说，美国革命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虽然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立的结果使阶级结构和社会集团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它不是自觉的、现象学的社会革命，因为这一战争的参加者不把他们的行为首先认定为社会革命。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分析革命的方法，用一个图表来分析四类的革命（见上附表）。这个表格说明不是一切革命都是“全赢全输”的斗争。有些革命例如近年东欧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革命的结果，不是“全赢全输”你死我活，一般的说民主主义的革命都不是“全赢全输”的斗争，用不严格的话来说，罗斯福新政是改良性的“革命”，东欧某些国家出现的是革命性的改良。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悲剧的根源，不一定是革命，而是“全赢全输”的斗争形式。革命有一定功能，革命以后可以建立民主政治，美国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革命都是实例。相反的，“全赢全输”的国内斗争形式，和最高政治权力是单一的不能分割的思想，总是以各种形式的专政为结果。

    革命总是有不理性、非理性的成分（见附上英文稿的43-44页），但是我以为中国革命过程中很多行动和政策、战略与策略都是很“理性的”。中国革命比法国革命理性得多，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理性的行动与政策的根源，不是来自革命本身，而是因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对峙力量（Countervaliing Force）是军事力量雄厚的国民党。中共当时的理性的行动与政策是一个政治多元社会内的势力对立的结果，是力量微弱一方在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制度上的反应。建国后，政治一元化，理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以大跃进和文革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顶点，我曾经提出中国革命中的理性行动与政策是否与儒家的“实用理性”的传统有关这一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指出这个对儒家思想的分析的a leading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的姓名（见附上英文稿 42— 43）。 因为我当时手头没有很多泽厚先生关于实用理性的专著，希望泽厚先生能将两三篇最重要的有关文章寄下，以便作进一步的思考及引用。

    第二点不能完全同意的是你们提出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既是大致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大致的时间（历史）顺序（大作第十六四页）”。我读这段时，我着重“大致”两个字，和紧跟着的一段话，这就是“当然不一定那么死，因为它们经常渗透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你们这个提法和整一段的见解，应用于中国，我完全可以同意，但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个时间的顺序不是普遍的规律，也不是一个逻辑程序，这四个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多个具体情况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permutation of ambinative），它们间的关系是统计上的互相关系（Statistical Correlation），是概率性关系。经济发达的国家多半有赖的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也有经济不发达，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也可以有民主政治，例如印度在独立的时候，经济非常落后，但是在英国殖民地教育下，和在实际统治印度的制度和过程中，培养出一代思想界、学术界、法律界、公共行政领域（官僚机构，法律制度）的精英，他们全心全意的接受英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还加上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建立了一个一党独大的民主制度。此外照T．H．Marshall的说法，英国的时间顺序是Civilright（公 民权利）——人民政治权利——社会福利。这四个因素的排比组合，在历史上，实际政治上，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也就是说有政治行动者的选择因素。我在拙作第321页指出一个问题：是否中国的发展可以是从经济福利开始而后导致到政治与个人的权利的 一个过程，这与你们“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有相似的地方。这样，用统计学上的互相关系而不是因果规律的说法可以避免很多误解，并且和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

    我给你们写这封长信，因为我极欣赏这本书，它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并且贯通你们的谈话录的思想体系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与我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不过你们已经完成一个整个的思想系统并且提出各种独特的命题，我则只提出一个概念一个命题，在目前正在写作修改的二三篇论文中可以引用你们很多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你们可以请欧梵选择适当人选将对话录译成英文，可以纠正某些欧美学者许多的错误。他们一个最大的误解是不承认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性。他们对革命史曾一度很感兴趣，但是现在忽略了革命过程中的行动政策、制度对建国后的影响。不少的人只注意党内的派别斗争，不注意整个政治制度系统，国家——社会关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且我还希望你们可以将对话录中的系统思想，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完成出版。目前中国应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一般人说的中国思想混乱，其实这个情况正是学术建设最好的机会，而学术建设转过来就是现在最需要的促进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事业。我们应当在各种不同的“主义”当中，找到你们所提到的共识；学术建设是找到共识的一个基础。我欣赏罗尔斯的Political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为何在各种不同互相冲突的“主义”、世界观、各种宗教之中，寻找一个Over-lapping cognition（互相重迭的共识）的问题，一个多元主义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

      来源：《中国革命的再解释》第八章，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