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的缘分

这要回溯到1968年，那时，我在巴黎刚开始研读经典哲学，如火如荼的“五月风暴”将我从象牙塔中吹了出来，令我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更将我的注意力引向远东地区，而后者则激发了我对中国的无比好奇。由于本人无法接受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因此就从来没有萌生过加入法国毛派学生组织的念头。然而这并不影响我认识中国的强烈愿望。因为我对中国哲学也感兴趣，因此，决定在修读哲学的同时，开始学习汉语。

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东北地区的上山下乡运动开锣登场。三个月后，毛主席就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展开这场运动。可以说我的中文学习和知青运动是同一时间开始的，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

七十年代初，我去了香港半工半读，一边教法文，一边学中文。过了几年，很偶然地认识了一批从广东偷渡出来的知青，他们让我切实地了解到下乡运动的真相。他们叙述在农村的经历让我看到另一个世界，使我激动万分。另一方面，我觉得，尽管我们之间有各种阻隔，然而我们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世代，这一世代深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心改变世界，却又对前辈们在这方面的作为开始产生深度的怀疑。

开始“知青”研究

后来，因为觉得中国知青的这种经历很有特殊意义，就和两个法国朋友一起做系统的集体采访，跟中国朋友合作把采访纪录编辑成一本法文书，书名是 ? 20岁在中国农村 ?。那应该是第一本用法文介绍这场运动的书籍，读者反映很好。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决定把上山下乡运动当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因此采访了更多的人（在香港和大陆），也阅读了很多中国官方的材料，包括有关60-70年代(特别是就业与人口迁移方面)的统计数字和学术文章。当然也参考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那个年代，在中国国内没有大量的回忆录，也没有学术性的研究，但是我利用了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就是知青文学。80年代初，这些作品很多(我自己看了差不多100篇)，也很受欢迎，因为是这一代人表达那段经历的感情和回忆的唯一通道。

为了辨别事例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拟，我尽量拿各种不同的资料做对比，也尽量与一些知青作家讨论他们的故事的真实性。记得当时张辛欣和我开玩笑说:“我们很辛苦地把自己的经历升格为文学，而你却非要把那件文学外衣褪下，找回赤裸裸的真实。这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的功夫呢?”。

实际上，除了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更深刻地了解知青在农村的日常生活及个人感受这个理由，我也觉得，在我的书里面文学作品的引文能令读者更形象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也要承认，我不只是从一个社会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角度来查阅这些作品。我当然也被这些小说的文学风格所感染。从90年代开始，我看这类作品时，多数是为了享受，而不是为了资料。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少别的资料，如回忆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距离让那些知青作家，如王小波，强调文学意义多于写实价值。

80年代末博士论文通过后，因为在巴黎认识了知青作家韩少功，我就在他主编的 ?海南纪实?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我的论文的主要结论。很多年以后才发现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知青的兴趣，也激励了他们自己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意愿。

90年代的时候，我又去了香港成立一个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一份杂志，所以没有把论文改成书。90年代末，回到巴黎后，就发现在中国已经出了很多新的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基本上是肯定我原来的结论，但是不能不用，所以2004年出了法文版的?失落的一代?。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有意出中文版。多亏我的朋友欧阳因接受了很沉重的翻译工作，也很认真地与我合作写成了一本又忠于原文又没有翻译味道的中文版。2009年初，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2010年初，北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跟着出了简体字版。

虽然，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研究上山下乡运动，也与很多中国知青交了朋友，但是我对知青问题只能是局外的观察者。当然，这个地位也有好处，因为社会科学要求研究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留一定的距离。自从中文版出了以后，中国读者的反映相当热烈。不但繁体字版，连简体字版都已经再版了。我听到的评价都是比较肯定的。一定会有人不同意我书中的某一个观点或结论，但是一般人承认我写的是有根有据的，而且大部分的根据就是从中国官方的资料而来的。

我很注意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资料来源来分析问题。因为时代不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角度会有差异，所以每一次研究的结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更不会是永久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历史的评价，而且这个评价应该是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进行的。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我会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问题，也会持有一些与中国学者不同的看法，但是既然我的研究是理性的有根据的，希望中国读者不要对它抱有偏见，全盘接受的偏见和一概否定的偏见都要不得。

我对“失落的一代”的思考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书中几个与当时的历史和知青这一代有关的结论。

1.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和地方干部之中都引起了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这个政策还是持续到1980年。看起来，领导人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是比较重要的。我把这些不同的动机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很多学者认为最主要而且是有决定性的动机是城市就业问题。其它的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只有宣传作用的）动机。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从1950年代到1980年下乡政策的演变，我觉得应该分清两个不同的思维逻辑：一个是务实派领导的逻辑，另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唯一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毛泽东）的逻辑。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思维逻辑的轻重就不同。

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灾难以后，主要的动机就是减轻城市负担。但是1968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1968年到1977年当知青大规模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当时政府靠户口制度可以制止这次城乡人口大交流。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强调要政治挂帅。从1960年开始，他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一代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年轻“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此外，他越老就越担心他将来的历史地位。对他来说，改造在文革前受了“修正主义教育”的新一代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主要目标，把自己的“伟大”蓝图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上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与对毛政权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经济理性主义来理解毛泽东的中国。

当然，毛也需要务实派领导及一般的干部来执行下乡政策。他们双方是互相需要的。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给下乡运动新的活力，双方妥协。但是到毛泽东去世为止，这种妥协一直是很脆弱的，经常发生动摇。在激进派和务实派之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1978底，当务实派和他们的经济为首的逻辑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的知青工作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问题，这项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乡知青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就结束，而且一场“回城风”很快就把知青带回城市里了。怎么解释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终结呢 ?

2.社会抵制的原因和效果

1968年后，下乡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知青自己的不满情绪。知青下乡不是真的自愿的，自愿的也不可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因为他们遇到太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难。他们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条件，也无法融入农村社会。在当时的社会上，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个人的前途也很模糊，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知青对下乡政策有各种形式的抵制。1978年以前，这种抵制只能是消极的。消极抵抗包括各种“不正之风”，犯罪活动以及次文化现象（如地下文学，知青歌等），也包括各种为了获得回城机会或非法回城或非法过境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当时的社会道德有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1978年底，全国工作会议尚未结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就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以请愿书，游行，罢工及派代表去北京来要求当局批准他们回城。全国其它地方的知青也公开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区的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地挤进火车打道回家。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称为“胜利大逃亡”。除了个别情况（主要是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城。

在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文革前的知青已经进行了公开的抵抗。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趁机回城闹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求批准他们回城，但是1967年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后，就不得不回乡下去。美国学者 Stanley Rosen在1981年出版有关广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书里，认为两个时期（1966-1968年和1978-1979年）知青的呼吁与反抗很相似。

我认为虽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两个时期的情况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时候，政治环境对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为当时的极端理想主义，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很大，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们没法反抗当权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对知青很有利：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开始批评和改正文革中的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称为文革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在运动开展了十年以后，对这个政策有抵制情绪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只是在农村和已经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约15％的比例）。1979年，中国政府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执行前面提过的工作会议的决定。他们知道就业情况特别紧张，因为1962-1964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新生儿高潮）正在达到就业年龄。但是当局无法阻挡回城的潮流。从1978年底到1980年初，大约600万知青回城（这个高潮比十年前，即1968年底到1970年初大约500万知青下乡的那一个高潮还要巨大）。

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崩溃有几个历史意义。第一，它表明在客观历史上，就业人口的变动没有决定这个运动的命运。反而，就业情况最紧张的时候，是大多数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顿的时候。第二，大转变的一年不是1976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1978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计划，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发挥其经济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无视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

3.上山下乡运动锻造了怎么样的一代 ?

按原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来看，除了1968年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秩序的短期目标达到了以外，这个运动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有关这一点，我的书最后一部分提出比较详细的论据。

如果我们研究这个运动的一个特别的成果：知青那一代，我们发现毛也基本上失败了。他的政策确是对整整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他们具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像陈培华那样称他们为“毛的孩子们”。但毛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孩子，因为这一代没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也没有被改造成无私地为共产主义理想，或者是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反而，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过程中，这一代对毛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甚至开始持反叛的态度。毛还在世的时候，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和1974年重阳节白云山事件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毛死了以后，在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中，这一代就支持了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既定政策”的改革派。

对“毛的孩子们”、“失落的一代”这个称呼似乎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失去了不少东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能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失落的一代”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

但是这个残酷的经历让这一代人受到启发，所以可以说他们也是“思考的一代”。因此，他们有能力也有必要保持知青运动的记忆。上山下乡运动不应该只是中外专家的研究题材。这场运动影响了所有知青的一辈子，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上一代以及下一代，因此他们都应该来参加对这场运动的集体回忆。大多数知青，连那些回城后混得不错的人，都受过一些创伤和损失，他们实际上不能忘记这个经历，反而，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他们需要集体地回忆和反思。现在全国有很多的知青民间组织(联谊会、网站、期刊等)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有用有价值的记忆需要借助于真实客观的历史知识和理性的辩论。但愿我的书在这方面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