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甚幺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分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甚幺？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幺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甚幺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渭清当年所要保护的仅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则不属这个范围。康生坐镇苏州查办右派所获的“战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团”。“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苏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发组成的文学社团，仅存在18天。据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江苏省委曾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问题，尽管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保得住”，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忆录》称，江苏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若从江苏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为此“一直内疚在心”。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开启了对地方工作直接干预的闸门，毛的干预的无序性和强制性，逐渐成为北京与地方关系中的显着特征，使得地方领导人对北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地方领导人与北京的关系更趋复杂。

　　二、

　　毛泽东对江苏的又一次直接干预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一次毛看准了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认定他是一个“老右倾”。

　　刘顺元何许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然而，刘顺元在党内的命运却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军出兵东北，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彼时中共倚重苏联，刘曾因此受党纪处分。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后，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究竟如何处理钦定的“老右倾”刘顺元，现在真正成为江渭清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党内在1949年后，毛的指示对于全党是绝对律令，凡被毛钦定为“坏人”的干部，在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后，重则削籍入狱，轻则贬谪基层，除此之外，似乎再难有甚幺其它的结局。反右倾运动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就因解散了一批农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当地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

　　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对下述细节略去），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后期两次为了保护部属顶住来自于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事后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除了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还在于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严格遵循北京的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江渭清回忆录》对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倾份子，也不成其为问题。

　　江渭清作为一个深谙中共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毛时代的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三、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将近尾声，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刘主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场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确。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对地方的指导方式上，与毛泽东有某种差别，刘少奇对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但是，随着刘少奇在党内影响的扩大，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1964年，刘少奇为指导“四清”运动，给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具有某种直接干预的性质，导致了极其复杂的结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旋涡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与刘少奇仅维持着一般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依照中共历史上的“山头”谱系，江渭清不属于刘少奇的系统。40年代初期，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往华中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江渭清虽是刘少奇的属下，但是，江渭清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没有渊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级是他可以亲切呼之为“谭老板”的谭震林。

　　考之中共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层的领导人，其权威来源不外两端:一是有赖于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实绩。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其在党内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确认；刘少奇领导白区党的贡献，也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全面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刘少奇参与建立的体制是领袖主宰制，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与党内同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毛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既是同事关系，毛也是其同僚们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的关系，逐步从双重性质过渡到单一性质。毛渐渐不再是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刘少奇等人的领袖。历史上因共同对付党内留苏派和所谓“经验主义者”，毛、刘曾有过的亲密合作关系，使得刘少奇比其它领导人多一份“特权”，即只有刘少奇可以个别向毛泽东表达和转述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是，这仅是“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决于刘少奇有无表达和转述的意愿，以及毛泽东有无倾听的兴致。因此，刘少奇虽位居中共领导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与排行第三的周恩来仍同处一个地位，刘少奇虽距毛泽东仅一步之遥，但两人的地位、权力、权威则有天壤之别。

　　刘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清除党内留苏派的斗争中，以及在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过程中，曾给予毛巨大支持。作为对刘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报”，毛泽东一度授予刘少奇领导党的组织系统的权力。1944年，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原北方局干部安子文被调入中组部主持日常工作。然而，中共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党内历史上“山头”林立，人际因素复杂交错，毛泽东在放手刘少奇涉足中共组织工作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制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指导中组部，1954年后，邓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时原先的职责。在1956年安子文任中组部部长以前，饶漱石、邓小平都先后执掌过中组部。张鼎丞、马明方也曾以中组部副部长的身分相继主持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刘少奇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影响力又是相对的。对于地方大员，尤其对华东地区大员的任免，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而非刘少奇。

　　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1959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拋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1949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巿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11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巿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月14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巿）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幺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甚幺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月29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

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幺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即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月23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着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1962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甚幺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主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幺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甚幺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1964年12月15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第一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它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

1964年12月20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甚幺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甚幺性质？毛泽东随即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

过了几天，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他的71岁生日宴会上不指名地指责刘少奇: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甚幺发言权，甚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云云。

江渭清在回忆中提到，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没有甚幺了不起，就是这幺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也许毛泽东已觉得再没有必要搞障眼法，干脆把与刘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连番进攻。1964年12月28日，1965年1月3日、5日，毛泽东连续攻击刘少奇，最后以《二十三条》文件的形式将毛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进去。刘少奇在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击。

从1965年1月起，在形式上，刘少奇虽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党内地位已日益衰弱。据其它资料透露，1965年初，刘少奇在周恩来、贺龙找他谈话希望他主动向毛泽东致歉后，曾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似乎宽谅了刘。在这此后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一些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然而，这是毛泽东故意施放出的烟幕弹，毛泽东已决定要搞掉刘少奇。1965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

1965年11月，毛泽东离京，开始他“伪游云梦”，密谋倒刘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的了。“我说不行，他说行”，是指刘少奇支持“桃园经验”，毛反对“桃园经验”，还是别有所指，毛故意闪烁其辞；“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话传给刘少奇？总之，毛为搞掉刘，实际上已向地方官员“打招呼”了。

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毛泽东1965年11月16日来到南京，江渭清向毛汇报时仍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大为惊讶，问道:“你们还要做检讨？”江渭清按照官式语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

江渭清在毛、刘之间四平八稳的态度，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意愿。自1964年12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已经过去一年，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依旧按照党内的某种统一风格，在说着“老话”，这一切都令毛泽东对由他一手创造的庞大的党机器产生出强烈的排斥。在毛想象中的世界里，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刘少奇下台后，毛泽东在历数刘少奇“罪状”时，曾经提到刘少奇责难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为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指责刘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看来，围绕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刺激颇深，这也是毛泽东在扳倒刘少奇后，仍将各级领导干部“一锅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文革中，毛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将老干部完全打倒，这使他感到费解。其实，毛只是要“教育”他们一番，要他们为昔日“听少奇的话”付出代价。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围绕四清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认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乃是为了保护干部。然而事实上，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1964年在大陆各城巿普遍上映的电影《夺印》，和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陈登科的小说《风雷》，均反映了刘少奇当时左的观点。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

1964年，刘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样，并试图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划的小圈圈内做文章又谈何容易？刘少奇的迂回天地狭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来佛掌心。刘少奇本欲求神，却把灾难请下来，这也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层领导中，刘少奇素有个性谨严、善于自制的名声，其实刘少奇的谦和多表现在他受毛泽东的指责以后。1953年高岗四处游说反刘，当毛拋弃高岗后，刘少奇仍坚持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1965-1966年文革前夕，刘少奇更是表现得特别平和、低调，他知道毛泽东对其不满，但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检讨。1966年5月，毛泽东依例让刘少奇主持清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5月26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自己从1927-1965年所犯的“缺点错误”事无巨细通盘鞭挞一遍。刘少奇几乎是默默忍受毛泽东对他的封锁和打压，而在1964年他的权力趋于高峰时，他可以从济南、合肥到南京，一路“发脾气”。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甚幺“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江渭清现已87岁，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笔者读之，眼前浮现出50年代后在江苏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改造、斗争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无穷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