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发生的红卫兵运动“臭名昭著”，在现在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中描写的红卫兵比国民党兵还坏，实际上红卫兵运动要比现在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断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论红卫兵运动。当时就红卫兵运动本身而言，也不是一个整体的运动，各种红卫兵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两种红卫兵即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就代表各自的利益阶层发生过激烈冲突和斗争。其起伏不定的兴亡过程，也说明了当时各利益阶层的斗争趋向。

　　1、老红卫兵的兴起

　　顾名思义，老红卫兵就是最早的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由此形成了红卫兵组织。

　　老红卫兵以中学生中的“不听老师话”的高、中、军干子女为主。开始时他们并不知道毛老人家发动文革的目的在于整他们的父母，所以当时革命热情很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老红卫兵矛头直指学校的领导、老师。7月29日，北航附中的部分红卫兵贴出了“血统论”的对联，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并针对这副对联进行大辩论。“血统论”一下子被老红卫兵和他们的父母所接受。对于老红卫兵来说，高贵的“红色贵族”血统使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有了当年他们的前辈斗地主、资本家时的革命干劲；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把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及子女作为革命对象，总比自己（走资派）作为革命对象要好得多。8月1日毛老人家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使“红卫兵小将”干劲倍增。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那部分红卫兵又把对联贴到了清华、北大、人大等学校，挑起了一场更大的辩论。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老红卫兵并未接受陈伯达的建议，2日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揭开了被后人称为“恐怖的红八月”的序幕。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校领导五人被毒打，其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从此北京各中学开始了更加激烈的批斗殴打领导和老师的活动。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据传是大将谭政之子）抛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辩护，继续鼓吹《血统论》，用当时流行语言来说，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8月18日，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他们继续造反。老红卫兵走出学校，走上社会，开始了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资”及有牵连的人又成为了“革命”的对象，遭迫害、殴打和被赶回农村老家的人不计其数。8月下旬，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达到了极点。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了《自来红们站起来》等血统论的文章。8月25日，三十一所中学红卫兵头头在北师大女附中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成为了第一个跨单位的社会性红卫兵组织。当时的“西纠”后来被中央文革认为是邓小平等走资派为破坏“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别动队，具有官方色彩，主要由干部子女组成。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是这样批示的：“同意组织纠察队，稳定社会秩序”。本来老红卫兵是动乱之根源，让老红卫兵去稳定社会秩序，不啻于让狼去看护羊群。首都随后又成立了“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这些老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黑五类”及普通干部、群众，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据1966年9月5日的中央文革《简报》中“红卫兵战果累累”一文披露，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王友琴文“恐怖的‘红八月’”）。

　　可以说老红卫兵的历史就是《血统论》的历史，因此老红卫兵的兴灭也是必然的。

　　2、老红卫兵搅乱了毛老人家的思维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从来没有像文革时这样复杂，敌我界限很不分明，常常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甚至是敌中有敌，但非我友；我中有我，但是敌友。这种敌我界限的划分，有时以夺取政权前的山头来划分，有时以建国后的利益集团来划分，还时常发生变化，却是有点扑朔迷离。毛老人家除了把刘少奇集团看做敌人以外，不知他是真搞不清楚是敌是友，还是他采用的政治铁腕，反正对其他人是用用打打，乐此不疲。用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话来说就是：毛老人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本来毛老人家很富于政治斗争的经验，但在老红卫兵问题上却看走了眼。虽然毛老人家在1966年8月1日热情地支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18日又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用当时一位诗人的一句诗句形容就是：“毛主席微微把手招，百万小将齐踊跃”。当时的毛老人家肯定认为，这些红卫兵会像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忠于他，并按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去与走资派战斗。他没想到这些老红卫兵并不是要造“走资派”的反，反而成为了“走资派”（他们的父母）的工具。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老红卫兵把斗争目标对准“黑五类”及普通干部、群众，是受到走资派的控制，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保护了“走资派”。

　　固然毛老人家应该对“恐怖的红八月”负相当大的责任，因为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恐怖的红八月”却不是毛老人家的部署，“恐怖的红八月”真正的部署者恰恰是毛的对立面——“走资派”们。所以老红卫兵的这些做法应该不是毛老人家搞文革的初衷，至少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毛老人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后来的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

　　3、什么是造反派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是在造“走资派”反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整个1966年的7月份，造反派红卫兵还未形成组织，是单个单地与工作组的苦斗。当老红卫兵在“恐怖的红八月”横行霸道之时，造反派红卫兵还在与工作组的拉锯之中。7月9日，后来成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被当作右派学生的典型开除团籍，并关押了十八天。8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代表中央亲赴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等人平反。此时造反派红卫兵仍未形成组织。直到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一司”）和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二司”）成立时，才有少量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出现。对于一司和二司，1967年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是这样评价的：一司“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组织，虽然其中有一些革命的少数派，如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等，但是不少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卫兵也乘机而入，并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就显得软弱、迟钝、无力量”；二司“只有很少革命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其他多为保守派，所以以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卫士，被称为‘保皇司令部’”。这个评价至少说明了两点，一点是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还在刚刚兴起，另一点是造反派红卫兵着重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与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

　　开始时的造反派红卫兵，以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在运动初期大多因为有独立的思想，或者给领导提意见，被领导划成右派和反革命。他们所处的处境与1957年反右运动的初、期的右派分子差不多。当时的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认为，文革是反右的翻版，是毛老人家在“引蛇出洞”，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或公开或暗地把学生划分为左、中、右，有些单位已经把右派学生隔离进行审查，准备再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由于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是官方机构，右派学生是少数派，再加上许多右派学生被看作是落后学生或家庭出身多少有些问题的学生，故被老红卫兵称作为“狗崽子”，受到官方和老红卫兵的双重压制。在红卫兵运动开始时，他们没有权利和资格作红卫兵。所以，后来他们成立造反派红卫兵时，其组织名称多半在“红卫兵”三字前加有前缀，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八一八”、“井冈山”、“东方红”、“红色造反”……等等、等等。再后来甚至去掉了“红卫兵”三个字，在后面加上了“战斗队”、“兵团”、“公社”、“联络站”、“联络总站”……等等、等等。如果后人想判断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话，一般来说，以中学生为主的老红卫兵总是以“红卫兵”直接命名；后来的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红卫兵命名时总是加有“前缀”或“后缀”。可见，老红卫兵是“纯”的，造反派红卫兵是“不纯”的。

　　文革中，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以“五大主力”著称，这“五大主力”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公社及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其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成立最早，于1966年8月8日成立，当时叫东方红战斗队，8月17日，扩大为东方红公社；8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诞生；8月22日，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诞生，9月23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脱胎而出；8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诞生。9月6日，首都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司”）成立。据《大事记》记载，“三司”成立之时有十六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组成，主要组织有北地东方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东方红、北外红旗大队、北工大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三司的成立标志着造反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造反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的斗争

　　造反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在1966年的8月到12月间，其中在下列的重大问题和事件上双方进行了较量。

　　其一，血统论问题。在大部分造反派红卫兵还未形成组织的时候，老红卫兵就提出了《血统论》。他们推出《血统论》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红色贵族的地位，像当年土改斗地主、反右斗右派一样，斗争出身有问题和思想有问题的校领导、老师及同学；二是在父母阶层受到文革冲击时，用斗争右派学生的方法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以保自己的父母。但是双方曾就《血统论》问题进行过许多次大辩论，为抗衡《血统论》，当时的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红卫兵提出了“阶级成分论”，即关于阶级成分的三条原则：一是看成分论；二是不唯成分论；三是重在政治表现。实事求是地说，“阶级成分论”虽然也“左”，但它的提出总算给了当时的“右派学生”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时指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地富反坏右资子女的专用名词）一条出路。

　　其二，“走资派”、工作组及校文革问题。工作组和校文革领导委员会（小组）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派出和组织用来对付“右派学生”的，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毛老人家“引蛇出洞”没有用在“右派”身上，而是用在“走资派”的身上。老红卫兵作为“走资派”的子女理所当然地应该站在工作组和校文革一边；而造反派红卫兵作为“右派”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对立的一边。现代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后来被称之为“极左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真是被打成过“右派”哩！？

　　其三，对待中央文革问题。毛老人家是中央文革的后台，不敢反毛的人，只好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是各基层文革是“走资派”集团派出的工作组负责组建的，中央文革与各基层文革的意见相左是必然的，这是文革时期的又一奇特现象。老红卫兵多次炮轰中央文革，而他们却是基层文革的支柱；造反派红卫兵则是拥护中央文革，反对基层文革的，这是因为正是基层文革和工作组一起把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的。

　　就斗争形势而言，在运动初期，由于有官方支持，老红卫兵是多数派，再加上老红卫兵多为中学生，年轻人有冲劲敢武斗，故占有绝对优势。据《大事记》1966年6月23日的记载：“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为了支持少数派，毛老人家曾专门提出了“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要保护少数”的论点。7月26日，毛老人家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之后形势才向有利于造反派（当时可能还未形成组织）的方面发展。

　　8月24日凌晨，毛老人家写于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清华大学，一下子激化了两种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贴出了许多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当天上午清华大学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字报轰动了清华，轰动了整个北京。清华的文革的临时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矛头指向党中央的事件，遂调动了十二校的两千多老红卫兵持皮鞭铁棍，高喊“右派要翻天了”、“狗崽子要搞政变了”等口号，冲进清华校园，实行戒严。到晚7点，所有反刘少奇、王光美（刘少奇夫人，曾担任清华工作组成员）、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撕光，并闯入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学生宿舍抄家打人。此事件后来被称为“八·二四”事件。随后几天，老红卫兵如法炮制，北航、北师大等学校的反刘大字报均被毁掉。

　　几乎在“八·二四”事件的同时，北航的老红卫兵开始炮轰中央文革。“西纠”、“东纠”、“海纠”则提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驱逐外地学生，制造多起武斗事件，如航校驱逐北航《红旗》事件、地质部殴打北地《东方红》事件、多次砸抢“三司”司令部事件、三冲公安部事件等。“西纠”在北京六中设置了“劳改所”，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黑五类”及“右派”师生。到12月炮轰中央文革达到高潮，清华大学红卫兵写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批评毛老人家“十月三日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至此，毛老人家认为“引‘刘’出洞”的策略已经实现。12月17日，首都“三司”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通过了《致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向他老人家保证“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死不瞑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12月中旬，各校老红卫兵的头头相继被造反派红卫兵扭送公安机关，或被公安机关抓捕。12月初成立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继“纠察队”之后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在1967年的一季度被“三司”造反派红卫兵所摧毁，几百受过毛老人家第一次接见的老红卫兵头头被抓，老红卫兵就这样随着刘少奇“走资派”集团失败而失败。

　　造反派红卫兵大概还维持了一、两年左右，随着其历史使命的完成，随着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随着学生的毕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或是被认为起到“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学生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

　　5、结局与结论

　　文革以后，被毛老人家整过的“走资派”和“非走资派”重新执政，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有了两种不同的结局。老红卫兵头头被平反，后有许多后来成为红二代，红三代；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大多被定为“三种人”，或“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后有许多进入商界。

　　历史就是这样纠缠不清，一个大独裁者，不管其有意无意，却率领着一批“新生”的“五七年的右派”，打破了或试图打破他自己十七年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类似于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旧秩序”、“旧制度”，一个大“走资派”，不管其有意无意，却率领着一批“极左的红二代”，维护或试图维护这种“社会主义”的“旧秩序”、“旧制度”；历史再有纠缠不清的是，这种十七年确立的饿死无数人的经济体制和整了无数人的政治体制该不该被打破？！“走资派”在六十年代初是不是真的想打破这种体制，还是想拯救这种体制？这一问题历史已经做了回答；历史更纠缠不清的是，那些跟随毛老人家经历了无数次“阶级斗争”，帮助老人家“整”了许多人的，能坚持到“最后”的所谓“走资派”自己该不该被“整”？！中国走向“穷而专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责任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不应当由老人家一人来负，至少应该由一批人来负，这批人中间理所当然包括所谓“走资派”；历史还有纠缠不清的地方是，好多后人不知道有两种红卫兵，再加上有人蓄意掩盖，老红卫兵在文革中奉行《血统论》、批斗和殴打老师和学生、对“黑五类”抄家、驱逐等行为，反被加在造反派红卫兵头上，这当然是不公正的。当年的老红卫兵、今天的“红二代”，不认为他们的父兄是为人民打江山，而是为其后代打江山，他们为继承其父兄的优越地位感到高人一等，所以做出了当年的恶行。他们这样做既是对其父兄争取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的背叛，又是对人民的背叛。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今天的“三种人”，当年也像老红卫兵的父兄跟着毛泽东斗地主、斗右派、斗“自己人”一样，跟着毛泽东斗走资派，其目的也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何老红卫兵的父兄跟“毛”的错误能被原谅，老红卫兵本身打砸抢的错误也能被原谅，而造反派红卫兵的错误就不能被原谅呢？今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仍然在被热烈地歌唱着，跟着这个“大救星”闹革命的人却“永世不得翻身”，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

　　老人家歪曲过许多历史，如党内斗争史、抗战史、国际共运史……。但是我们却不能像老人家一样去歪曲老人家的历史，如果我们也去“为我所需”地歪曲红卫兵史的话，我们和老人家的徒子徒孙还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