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片土地需要一个入口。

　　兼顾地理语言宗教等因素,或许挑选东乡最为合适。

　　——东乡苦、东乡旱,天下最穷数东乡、东乡的男子虎背熊腰、东乡的山头拱北数不清、东乡话听不懂、东乡人不打井、东乡的山是倒立的……往昔,东乡本是河州八坊的小贩在摊子上消磨时间的话题;如今随着东乡的急剧变貌,它更成了一个广泛散播的传奇。仿佛提起东乡,人会不由得兴奋。

　　东乡是什么?名从地意,它原本指的是河州城(今临夏市)以东的乡下农村。五十年代国家进行民族识别时,当地人不爱听这个称谓,以为这个词暗含河州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更不喜欢因为说自家的土话就成了“蒙古尕娃”、从回族中被剔出来单另划一个民族,觉得这冒犯了他们堂堂穆斯林的身份。后来虽然习惯了当一个民族,但仍不断有更改族名的提案。根据一个古老称谓“撒尔塔”,要求更名撒尔塔族的呼声起伏不息。最近刚刚移山填壑、奇迹般建成的县城广场,已被正式命名为撒尔塔广场。

　　哪怕在八十年代,东乡确是一块难以抵达的、遥远的异境。它的四周各有一道河流隔断:北黄河、东洮河、西大夏河、南广通河,四水之间耸立着这片神秘高山。虽然西、南二河都不是什么险阻,洮河也捉襟可涉,但是闭锁的含义是多重的——无水的水文、破碎的地理、绝对的贫穷,还有歧视、压迫、无援,那片壁立东乡的大山,即便对河州而言也是一块绝地。几十万人星点居住在近两千条山梁和三千多道沟壑里,耕作对面的一块麦地,要先下到深涧般的谷底再攀上陡峭的沟崖。一场暴雨过后,壑更深了一丈,沟又多了数条。媳妇回十里外的娘家,要绕过三五座大山;县长下乡办些公事,司机先担心恐怖的山路。里面的人难能出去,外界的人也不想进来。东乡是一切意义上的死角,东乡意味着无望的弃土、最恶的生存。

　　但是山头再陡峭也不会撒手放弃,因为再贫瘠的黄土也是耕地。只要多少慈悯些雨水,山顶坡麓就能生养小麦、洋芋和胡麻。东乡人的家屋,散乱疏离地搭盖在沟壑山峁之间。泥屋缭绕炊烟,静静蹲踞山顶。秋冬之际,门口一块空场上大都堆着两垛庄稼,金黄的麦子,黑红的胡麻。更多的洋芋,则藏在自家窖里。水土流失,但四条河围住了人的土语,没让它也流失。东乡人在这旱苦的家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打发自己艰辛的日子,也调养自己独特的精神。

　　场上要紧的是水窖。在无水的世界里,水窖是生命的保证,也是财富的象征。夏日的暴雨冬天的大雪,都被挖沟引进或背篓运来,倾入窖中,蓄成够一家人喝几个月的窖水。打窖的匠人现在已不易寻到了,他们用胶泥反复捶打,把窖壁磨得光硬如石。挖成的水窖深宽各有丈余,窖口却不满两尺。再小心罩上盖子,不能进了污物。至今人们喜欢追忆窖水的故事;说窖水滑腻,微微发甜,吃了有利肠胃,而且特别长力气——远比瓶装水好过百倍。

　　窖水不够,就要远路驮水。一头骡子挂两个桶,上下三五十里,整整一天驮来的两桶,不像是水,简直是血。前几年有两个北京记者为着体验,跟上驮水的农民跑了一趟,人精疲力竭,鞋也磨破了。县里觉得感激之情难表,一人送了一双皮鞋。

　　东乡县战胜无水命运的决心,和当年愚公一般大。除了付出过巨大牺牲的南阳渠工程之外,八十年代以来,以大小水泵、不锈PVC管、人的吃苦为手段,向白白淌掉的外河索取,在焦渴纵横的腹地布局,二十年里,以县城索南坝为中心,几大干渠如放射线般建成。同时——尕西塬和九眼泉、龙泉与董岭、百和及坪庄,十余条叫做“人饮工程”的引水线,在高高的梁峁山脊蜿蜒游走,如一条条动脉持续输血。梦境于是成真,亘古以来窖水度日的东乡人,如今认识了自来水。我曾沿着尕西塬的山梁,目击刘家峡的黄河水被扬到山顶,又沿着山梁的脊线,抵达了一个个村落。在北庄,宗教长老亲手为我转动水龙头,我亲眼看见清亮的水哗哗流出,伴着老人喃喃的感赞。

　　若把引水渠比喻成动脉,那么公路就是静脉。自古与世隔绝的东乡,一定要凿通出口。如今的东乡,让司机谈虎色变的溜肩土路已快绝迹,通向四方已不止四条公路。最值得纪念的,是东乡人不顾险阻跨过洮河、劈开拦路的砂子豁豁山,从大坂乡凿通一条直路的壮举。那条路连接了兰州走四川的高速道,是东乡最短捷的命脉。修路期间也来了两个记者,但不是来体验民间艰难,而是想表演“媒体牛二”。我想,他们若听说过东乡的烈性就断然不敢玩火了:据说他们险些被东乡人装进麻袋,一甩手扔进洮河。

　　东乡气质的一部分,可远溯到蒙古的遗传——如今说说蒙古话题,已经不再会引起纠纷了。东乡语是一种古代蒙古语,日本蒙古语言学家小泽重男称之中期蒙古语。涉及语言唯恐说错,我只能说:在现代蒙古语中脱落的词首送气音h,如尚保存未丢,一般即是十三世纪前后的特征。

　　有趣的是近年来东乡族更改族名的诉求。他们说自己原来的民族自谓是“撒尔塔”,而不是意为“河州城东边乡下”的东乡。而这个撒尔塔大名鼎鼎;在十三世纪文献中,它是一个波斯语词(sārt,商人),专指当时的穆斯林队商。在蒙文中它常以sartaγul的形式出现,这个词在《元朝秘史》的旁译中,被清晰地写做“回回”。而在同期的回鹘文献(元代畏兀儿文书)中它被写为sartalar,其中的-γul/-lar都是复数后缀。

　　换言之,十三世纪的北亚诸族,曾把西来的穆斯林行商用波斯语称为“撒尔塔”、或用汉语称为“回回”。于是,如果原属回族一部的东乡人改名为撒尔塔,就等于用波斯语恢复了原名——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来。显然这是个语言学的小小玩笑,活泼而有学问。

　　东乡是伊斯兰的渊薮。甚至可以说,东乡的色彩,就是白的帽子、绿的盖头,以及黄色的山。登高远眺,清真寺和先贤墓宛如棋布,星点绵延天边。派别林立,门宦群集,最富中国色彩的门宦和最具改革思想的新教,都在东乡汇聚诞生。信仰是生活中的盐;这里没有歌厅、没有色情业和酗酒者。斋月里所有饭馆都白日打烊,夜晚却灯火通明地营业。在银行里农民取走存款,但把利息掷回窗口。德高望重的长者极受尊敬,为修葺穆罕引迪尼(相传是一位祖籍伊朗的大贤)的坟墓,大湾头的百姓担水植树,在旱海中造了一座绿山。前不久与我交深的北庄老人家辞世,东乡发来的短信说,送葬那天有十三万人赶来,密密的白帽淹没了撒尔塔广场。

　　他们带着元代的痕迹。虽难定论,但“撒尔塔”的称谓提示说,他们的伊斯兰或许自外携来,而并非在河州皈依——也有充分的可能。无疑他们与蒙古渊源很深。他们可能正是——那次覆盖世界大半的蒙古运动的一点尖锐的解说。

　　只是愈靠近这解说,证据就愈嫌不够。还必须环顾他们的同伴,那些散落在甘青大地上的族群。

　　二

　　需要从祁连山脉的西端开始,继续这个讨论。

　　今天,在从祁连到东乡的大地上,已经能数出八个小的族群或集团。

　　这些大小不等的群体是:被政府认定为少数民族之一的,操蒙古语的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中的东部裕固人(xara-yōhur,黄裕固);和操突厥语的另一半西部裕固人、未被认定一族的康杨人和说晚期蒙古语的托茂人。最后是河州西面积石山关门内的撒拉人——他们是地理位置最靠东的突厥民族。

　　太多的族名可能使读者疲惫,简单说,曾有一大群说着古代蒙古语的人群(混杂着少量突厥语成分),从祁连山脉以西,朝着莽莽的青海更朝着遥远的甘肃,实行过一次(或数次)迁徙和投奔。

　　语言仍是一个最清晰的提示。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随口做了几句话的调查。当记录到“那人是回族”的问句时,回答使我震惊。Eni kun sardur,简直可以翻译成“那人是撒儿塔兀勒”,几乎原样的《元朝秘史》蒙语!

　　裕固族如解读这一批族群的钥匙。

　　据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调查,东部人所说的蒙古语中,“语音与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之间共性较多”,词首保留着h,“十”是harwen。他们更有一致的民族认同;无论东部或西部,无论讲的是蒙古语或者突厥语,所有人都有一样的自己称谓“撒里尧乎尔”(突厥语是近似的sarevh yovhur)。这不能不催人联想历史上天灾引起的回鹘西迁,以及甘州回鹘、黄头回鹘、撒里畏吾尔等名称。

　　与东乡毗邻的土族,也提供了早期的信号。土族语也带有明显的古代特征。如数词“十三”的发音也是“harven gurvan”(现代蒙语为arban gurban),词首的h,亦未脱落。以前学术界记载土族自谓是“白蒙古”(aγan mongul),其实“白”可能仅是一个炫耀的形容词,如“黑”有时表示落后、粗糙、“生”一样。

　　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和康杨人的语言,与土族语几乎没有差异。甚至连“保安”一名,也来自黄河对岸信仰藏传佛教的土族保安三庄。人们笑道:“三个庄子里头过了河的当了回民把名字也拿上走了,没过河的守着保安三庄可给人叫了土族。”——至于康杨人则是一个很小的人群,住在出产著名的大杏子、并私造枪械的群科附近。我猜想,如康杨人一样的小群体以后还可能不断被人觉察,以证实当年那场大迁徙的规模。

　　在抵达之前他们当然早有自己的色彩。但是获得牧场和获得土地永远更加重要。妥协和依附,都无疑曾经有过。依附主人的规矩、选择主流的信仰,是最显著的现象。东乡族以全民笃信伊斯兰教著称;而语言近似的青海土族和游牧祁连的裕固族,却以信仰佛教并拥有一系列藏传名刹而骄傲。再向东,流散黄河北岸的同仁佛徒被认做土族,而渡河到积石山信仰了伊斯兰的亲戚,却被划为保安族。兼之在撒拉人的强烈影响下,贫瘠孤立的卡力岗藏民改信了伊斯兰教而变成“藏回”;耕作于湟水流域的密集汉民中,能数出一群群汉化的蒙藏成分(如乐都县的祁姓蒙族)——为了求得生存,人们经历了很多。唯因如此,由八个藕断丝连的族群所勾勒的大地,呈着一幅语言、宗教、民族的斑斓图画。

　　撒拉人和突厥语裕固人的关系诱人遐思。他们的语言,挑逗着猜测他们同出一辙的想象。若这两批人真是姊妹,那么就——或者裕固的一支在祁连山改宗于藏传佛教,或者撒拉的一支在大夏河潜入了伊斯兰。虽然远远没有证据,但有可能对撒拉族的一些推断,还应该对照说突厥语的裕固人。他们两家的渊源传说,一旦契合而不相悖,这盘棋就会一目了然。撒拉人说自己十世纪就从撒马尔罕来了,骆驼上驮着《古兰经》——那么,裕固人也在同期抵达祁连山么?不敢浪言。

　　如果这一想象错了,那么撒拉人就与上述诸群缘起不同,乃是一个独立迁来的群体。如那样,就唯独剩下托茂人,是晚期的一例。

　　与另五个语言古老的蒙古语群体不同,托茂人的语言与现代蒙语出入不大。托茂人原来驻牧在新疆东部的哈密一带,因在清顺治年间卷入丁国栋米喇印起义,后被安置于青海的蒙古王爷旗下。屡经辗转流离,今天他们游牧于祁连托勒川草原和新疆的博斯腾湖畔。“托茂”一名含义不详,但他们的称谓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却一直传承未变。由于他们与明代史料中记载的“哈喇回”纠葛甚深,也许会被判定为蒙古运动后期曾发生过的、大规模伊斯兰化过程的一个活化石般的例子。

　　这样就无意中触碰了浩瀚的蒙古运动的一角。也许我们阑入的,是一个深具学术意味的观点。

　　三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人迁来此地,已经不能细究。

　　分散的、各式各样但多是蒙古人的一些群体,遭逢了难以抗拒的强力。或是战争,也可能是雪灾,使家乡变成了地狱。总之在故乡活不下去了,求生的欲望发动了向东南的逃亡。向祁连山、向青海湖的大迁徙就这么发生了。浪潮催动东移,人群继续涌动。难断一个准确年代,也不知延续了多久。这一浪潮的息止,是在积石关外,四闭的东乡。

　　这些从漠北或新疆出发、只知向东南移动的人群,在从祁连山到积石山之间的大地上,得到了收容。

　　收容的过程,依然无法细考。收容的过程也不会是和风细雨。或许曾有过残酷的瞬间,摩擦、谈合或拼杀;但总的来说,收容实现了。

　　也许这块土地惯看了人群的逃难。也许他们自己也有过亡命与投奔。这片热土的主人,主要是胸襟宽阔的青海藏族,给落难的来客敞开了大门。不仅青海,从祁连到东乡,这块青藏边缘的大陆,慷慨地把牧场划出,把荒山相让,使他们活了下来。

　　催动了我心里的热情、使我也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它投奔的青藏边缘的一隅,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它以祁连山脉为北缘,用河西走廊隔开了北方的蒙古草原。它的西方连着中亚新疆,神奇的突厥和伊斯兰文明在那里根深叶茂。祁连南麓便是茫茫无际的藏区,黄河从青藏高原向中原低地跌落。在黄河孟达峡的东面,只要过了东乡的荒山,洮河东岸便是传统的汉文化世界。

　　凡是活不下去的,凡是遭了劫难的,凡是孤独苦罪、无处容身的人或民族,就往往朝这个方向跑。他们为什么不往北走?他们怎么不向西去?只能说,青藏边缘的一隅,确是收容的大地。

　　这就不是什么学术观点了:在这块土地上,凡生命尽予收容。一个朴素的真理,唯在此地不断地被证明。于是人对土地怀上了感情。这是一片宽容的大地,像母亲把手臂伸向孤儿。从祁连到东乡,这片大陆对人的接纳,是一个感人的过程。它原本是地理的结果,后来却成了土地的性格。

　　一九二一年外蒙古革命时,一批外蒙人逃亡入境。他们跳过河西走廊,一头钻进了祁连山。如今他们定居在裕固牧区的白音乡,没有加入划分民族,而是被认定为侨民。

　　同样,从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新疆的凶恶军阀一直固执地对哈萨克人民追杀不已。尽管天山的美丽和哈萨克对天山的感情远非人们所能想象,但在残酷的命运之手的推动下,他们赶着羊群,驮着妇女儿童,不断向东迁徙。又是在甘青交界,阿克塞和柴达木的旷野,接受了苦命的哈萨克人。

　　我在马海——青海柴达木西端的一片荒漠,它是本文所述运动的最后一次迁徙后的安置地——和一个哈萨克村长一起,并肩漫步在草滩上。

　　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中学时在德令哈当过红卫兵,如今却黧面寡言,彻底蜕变回一个牧人。

　　我问:Bul jel de jaylaw jakse ma? (这地方夏牧场好吗?)这是在新疆天山的美丽夏季,最常用的问候语。

　　但他心情沉重地回答:Jaylaw jaman(夏牧场很差)。

　　我想起《荒芜英雄路》中与哈萨克老人的对话,心中感慨无限。

　　二○○九年七月初次于德令哈以讲座发表

　　二○一○年三月写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