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避难西安期间，发布《变法上谕》，启动清末新政，进而发展成为清末立宪。十年之后，中国即为东方之宪政国家矣。

　　今日国中政改议论四起，而当代中国之社会、政治格局，颇类似于清末。为此，抄录此上谕，略作按语，以发明其中的变法、立宪哲学，或可为当局者参考，也可供关心转轨之学界、公民立法者鉴借。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案：常有人以为，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守旧。殊不知，变法乃是中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传统之一，易经故毋论矣，大易之一意就是变易。孔子对此也议论再三，即所谓制度之“损益”。古人相信，“法积则敝，法敝则更”，变法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惟变法者必须注意，只当变可变之法，当变之法。本段所说“常经”，也即文化、文明，人民的生活方式、习俗、宗教信仰等等，不应在变法之列。因为，政治权力本来就不应介入这一领域。现代自由主义这样主张，而古人早就深明此理。

　　世间唯一可变之法，就是“治法”，也即政治结构。它既然是人为构造的，当然也可以通过人为构造的方式予以改变。而常经或者董仲舒所说的“道”，则非人为构造，而是文明演进的产物，自然不应试图借助理性予以变易。因此，唯一合理的变法规划，就是立宪。任何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宗教革命等等，都不具有正当性。

　　至于变法的宗旨，只有一条，那就是“强国利民”。事实上，唯有利民，才能强国。如果不能利民，而盲目强国，最终是不可能强国的：把人民变成国家的工具，这样的人民要么萎靡不振而消沉，要么无法忍受而反抗。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夜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案：本《变法谕令》带有“罪己诏”的性质。自汉武帝以后，儒生将皇帝置于上天之下。皇帝必须对上天负责，也即对万民负责。从此有了罪己诏这样皇帝向天下承担责任的仪式：皇帝向天下检讨。这是变法的第一步。只有皇帝承认自己有错误，或者能力不足，天下才会相信变法的诚意。

　　本上谕发布时，朝廷逃亡于西安。也因此，太后、皇帝才“痛自刻责”，决心变法。实际上，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面对民主宪政的观念，朝廷一直处于“逃亡”状态：正当性意义上的逃亡。伴随着新观念之传播，它的统治之正当性不断流失。保守派镇压戊戌维新，不能表明它得胜利，而不过是逃亡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而已。物理意义上的逃亡，不过是正当性意义的结果而已。这样的结果，促使它不得不回归民主宪政变法的轨道。这是避免物理意义上的再度逃亡的唯一办法。

　　本上谕也传达慈禧太后的意见：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方可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渐图富强。尤其是，必须对此前错误的举措进行反思，才可以找到前进的道路。

　　与下面一段话联系起来，上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当初镇压戊戌维新其实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对于变法新政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隐晦地承认了这一错误，才可以重新凝聚民众、士心。当然，这样的承认不需要十分明确，双方心知肚明即可。重要的是承认的姿态本身。

　　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案：朝廷实行新政，面临一个巨大的伦理挑战：康有为等人曾鼓吹变法立宪，而后来这些被当成敌人、逆党严惩，其中多数人流亡于海外，不得归国。今日朝廷变法，又当何论？本段对此进行辩解。本段前半部分辩解虽然可笑，在政治上却十分必要。

　　并且，后一部分充满政治智慧。这智慧就是最后一句：“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朝廷既欲变法，则不可能不用新人，所谓新人，就是掌握西方宪政理念的变法维新之士。其中恐怕也包括康有为等人，因而，此谕为后来宽宥康梁逆党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变法立宪，也决不能排斥旧人。所谓旧人，就是固守旧制度者，不论其因为信念还是利益。原因在于，变法立宪不是革命，不是一个集团、阶级消灭另一个集团、阶级，唯一可能的变法之道是“共和”。而共和，就必须尊重所有人参与新制度构建之道德与政治权利，即便他们是反对者。在宪法设计中，反对的意见也应当被认真地对待，如此所形成的制度，才是共和的制度。如此变法，才可能彻底消灭革命。

　　当然，吸纳旧人的前提是守旧者不诉诸武力抵制。而变法者的接纳心态，也有助于解除旧人的警惕，诱导他们不进行激烈的抵抗。排斥旧人的激进姿态就不是变法，而是革命。而革命必然引起不断革命，终究不能完成立宪。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案：本段精髓在后一部分。这其实也表明，清末新政，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宪政变革。谕令清楚指出，“西艺”，也即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西人富强的皮毛，真正令西方富强者，乃是“西政”，也即西方的民主宪政之制度安排。中国要变革，就必须学习西方的本源，这个本源就是民主宪政。不学这个本源，天下不可能富强。即便表面上财富繁盛，也没有稳定的根基。

　　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案：变法不是阴谋，而是公共之事，因而，古代中国的变法，总是以大规模的公共辩论为开端，宋人所谓重定“国是”是也。儒家相信，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因而，治国之“国是”自然也应当由天下人来公共审议、确定。对于立宪性质的变法来说，尤其如此。

　　公共辩论的主体，首先是全体官员，他们均可发表意见。其次，借助这些官员，体制外人士也可以参与讨论。事实上，清末社会并无体制内外之分，官绅乃是一个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双方之间也有密切的私人联系。因而，官员们所上的新政奏折，大多数是由不任官或者官职较低的绅士、士人所起草。官员所上奏折，反映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意见。

　　此后中国历史的困境，则在于此一士大夫共同体的解体，这是变革趋向激进化的社会结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立宪变革，必须以绅士群体的成长，及体制内外打通沟通渠道为前提。抗战立宪是因此而成功的，台湾转型也是因此而成功的。

　　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

　　案：这一段指出了中国历史上变法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此即，无法如美国建国者的宪法辩论那样，形成睿智的、可操作性方案。

　　在中国历史的变法辩论中，最常听到的是两种极端的声音：一种是激进者，他们热心变法，但徒有抽象理念，拿不出可操作的方案。另一种是保守者，他们的主张自有其价值，却被这种价值所禁锢，而无法面对变化的现实。

　　实际上，这两种人，都如托克维尔所抨击之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文人”，沉迷于理念，而缺乏治理实践，因而也就缺乏建立新制度、治理国家的现实感。其所提出的方案，也就窒碍难行。宋代历次变法，因此而失败；康有为变法，也因此而失败。乃至于辛亥革命，也是因此而失败。八十年代大陆的变革，同样也因此而失败。

　　此即表明，一直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缺乏政治技艺（art of politics）。立宪转轨要成功，精英阶层必须具备政治技艺。

　　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目短，遂不愿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

　　案：一个国家的治理，可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常规治理时期，此时以治法为本；但在某些时候，则处于立宪时期，此时，治人为要。因为，变法立宪，乃是创造制度的事业，制度只能由人设计、创造出来，因而，在变法立宪十七，人就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

　　这个人，就是成熟的政治家。普通官僚是无从变法的，他们的心灵只适合于按部就班地奉法办事。但曹操、袁世凯式的枭雄，也是没有能力变法立宪的。因为，他们过分追求私人利益。

　　本段指出变法立宪所需要的政治家的德行：“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首先，他们必须具有天下为公的道德信念，其次，他们需要具有实事求是的心智，能够在纷纭复杂的事态中，寻找到合理而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美德，方案可能是可行的，却不是善的。反之，没有政治技能，方案可能是善的，却不是可行的。同时达成两者，难度极大，但这也是变法立宪必不可少的。

　　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

　　案：变法当然有巨大风险，但因循敷衍同样有巨大风险。事实上，以清末态势论，不变法，统治者只有死路一条；变法，却还可能有一线生机。两害相权，太后、皇帝做出了明智的政治决断。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最伟大的“立宪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也是全球立宪政治的典范。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过是这一立宪运动的自然结果。革命者深明此意，所以，革命成功之后，共和政府对清廷的处理极为宽大，民主的政府和国民不会亏待那些为民主转型作出贡献的任何人。

　　尽管后来的历史出现了革命的反复，但此后所有立宪性质的变法努力，都不能不回归清末。革命再激进，如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避免自己的危机，就不得不以反革命的方式回归清末。国民党就是这种回归的典范——这也正是真正的“革命”的含义。周人的“革命”，英美的革命（revolution），都是俯听天命，回归正道。拒绝回归的革命者，必将消散于历史的虚空之中。

　　（2010年10月14日，时距此谕发布近110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