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百年来革命的思想道路，做了深切的反思。文章讨论这条道路如何在一百年前由改革思想分化出来，如何在转型时代得到激化,逐渐演变为革命的崇拜心态，并深化为一种革命宗教。历史是诡谲多变的，我们如果对这条道路没有反思和自觉的警惕,它是可能会重来的。

引子

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20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今天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份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做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我今天要谈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100年以前,1895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年至1920年初)。在这以前,中国自从19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20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因此这条革命道路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转型时代(1895年至1920年)出现的激化现象:我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激化的现象时,先说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激化与革命崇拜

大约说来,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95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人中国而大量地散布。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原因。但要了解激化,仅看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也要考虑一些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大约而言,非思想层面的原因有三种: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895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很难成功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是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觉得需要对现状做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1895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这是现代思想激化的第三因素。大体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主导力量。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困境,也时有一些思想激化的倾向。什么是他们的政治社会困境?要认识这个困境,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与他们的前身一一传统士绅阶层做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出现大约是1895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他们主要是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是造成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这其间的枢纽就是传统考试制度。透过这个制度的媒介,他们上可以晋身中央权力结构,下可以以乡绅的地位进人地方权力结构,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立场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但1905年以后,也就是转型时代初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了。同时我要进→步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上哥激化思想的道路,是由文化思想层面上与政治社会层面上好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促成的。

激化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激化的过程。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思想气氛或心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它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转换点,而人的精神和思想就是这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对这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做进一步的说明。它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的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份强烈的时代感,这份时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危机意识。这特殊的危机意识有两种成分:一个是1895年以后由空前国难所带来的强烈危亡感。重要的是,这份危亡感是与一份新的契机感相并而来。人们意识到在面对危亡的同时,中国也进人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局,与机运无穷的新时代。这份新的契机感是传统与西方思想影响的合产物。来自传统的契机感有两个基本成分,一个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带来的生命与世界的二重观:理想生命与现实生命的对照。一个是由传统宗教带来对生命与死亡的一种辩证循环观念:生命终于死亡,但死亡也可以转为复活与再生,特别是精神生命。重要的是这契机感的两个传统成分被它来自西方的成分一一演进的历史观一一所吸收,化为空前的乐观的前瞻意识,不但使中国人觉得眼前的危难孕育着复活与新生的契机,而这复活与新生也是通向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契机。因此,新的契机感不再沦于传统的生死循环的观念窠臼。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时代感,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三段架构:一方面是对当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二者之间是由悲观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这个途径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改革与革命之论争的起始点。

我方才指出,在这场论争中,革命的观念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到了五四后期,革命崇拜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主要是因为我所谓的激化趋势的出现。这激化把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转化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五四以后的"革命思潮"就是这种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激发起来的。因此要了解革命对当时人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激进理想主义所代表的思想。

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两极心态。这心态是我方才提到的时代感所含的危机意识经过激化、凝聚而成的。它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换点,而当前世界的基本局势是由双重的两极对立形成的。一种是纵式的对立,指现实的黑暗与未来的光明是一无法由缓进过渡的对立与鸿沟,只有以断然的急进和暴烈行动才能飞跨这鸿沟。同时,当前时代的基本形势也呈现一种横式的两极对立,那就是现今世界是两种势力对峙做生死斗争:一方面是爱好和平、代表进步的民主思想;一方面是内而残民、外而侵略的军国主义;一方面是压迫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一言以蔽之,用当时的话,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对立与斗争。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公理战胜强权,从而扫除现实世界的黑暗,使人类跃向光明。因此纵式的两极对立是与横式两极对立紧紧地衔接在一起。这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两极心态。它携带着强烈的情感,从五四时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空气里激荡、散布。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这两极心态,环绕着它的还有一些别的思想。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两组思想,这两组思想来自历史的理想主义里面的两个基本成分:群体意识和个人的自我观念。他们经过激化以后,产生一些观念,常常以两极心态为核心,在五四以后的思想空气里回旋扩散,形成那时代所谓的"革命思潮"。因此要了解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潮与这思潮后面的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我们必须对这两组激化的思想做一些根本的说明。

群体意识的激化

1895年以后,"群"这个观念突然在中国士大夫圈中开始变得很重要,它代表当时的人意识到中国在未来需要一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意识从开始就有一激化的趋势,大约表现在下面两种思想发展:

(一)前瞻意识中的未来政治社会秩序是两层的。

A、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一层当然是由民族主义所投射的国家富强观念。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保守的。在转型时代,民族主义常常以激进的形式出现。所谓激进形式是认为: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富强,中国应该不计代价地去改变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与文化传统。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B、乌托邦主义: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瞩目未来,不仅期盼民族主义,他们时而也期盼一个大同社会,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是历史学者常常不注意的一面,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面,其重要性不下于民族主义。不论是转型时代初期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或者五四时代的思想都有这一面。

大约而言,这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可分为两类:积极型和消极型。消极型的乌托邦主义相信乌托邦理想是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实现,有乌托邦信仰的人自己并不能立刻积极地去推动,促成其尽快实现(例如康有为、胡适)。积极型的乌托邦主义相信有这种信仰的人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尽快地促成其实现,而不该消极地静候历史,遵循其固有的次序节奏,做缓慢的演进(以邹容为例)。

重要的是,在转型时代,由初期至末期,积极型的乌托邦思想日趋重要。在辛亥革命前,这些思想尚只限于少数激进分子(如无政府主义)。五四时代开始进入知识阶层的主流,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大钊的思想最能代表这种积极型的乌托邦思想,他认为世界在当时进入一个"新纪元",他说1914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做一场大洪水一一诺亚以后最大的洪水一一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化、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个世纪一样。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他和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从事各种结社组织、团体运动如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等。他们的信念可以恽代英为代表,他强调在当时努力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他说:"从根本上用功,则黄金世界弹指可现矣。 "这就是他所谓的"未来之梦"。这种梦也就是"大同之梦"。这种积极型的"大同之梦"自然也是对当时思想激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二)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未来理想社会,不论是民族国家或者是乌托邦的大同社会,都常常是以民主为内涵,而民主这个观念在1895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也有激化的趋势,反映在民主观念发展的两方面。首先,在转型时代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认为民主不但是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的远景和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当前时代横扫世界不可抗拒的浪潮。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立刻投人这浪潮,接受民主的洗礼。从转型时代初期的邹容、陈天华到五四时代的新潮杂志,这种对民主迫不及待的热望是越来越强烈,很能表现那时代思想的激化。但这激化不但表现于人们对民主发展的急切期待,也表现于人们对民主观念内涵的认识。当时人的民主观念是什么?让我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先简单说明一下西方近现代对民主的基本观念。大约而言,这基本观念可以分为两型。一种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民主观",它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为典型而突显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以人们参政为民主的主要涵义,并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一一公德只有透过政治参与才能实现。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liberaldemocracy ),它是以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的观念为前提,而特别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民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与社团的具体权益,以免于政府及其他人的侵犯与压制。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从转型时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是偏重于共和主义。

重要的是,转型时代的共和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一是直接民主的观念,认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落实表现于人民参政,而人民参政最好的方式是不假借人民的代表,不透过代议政体而由人民直接投入政治,参与选举立法与政治决策。这种直接民主观在转型时代后期逐渐流行,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民主代议制,由于当时军阀政客的糟蹋,信誉破产(当时的议员有"猪仔议员"之称,可见一般),一般人不信任民主代议制,要跳越代议制度而实行直接民主。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谈的直接民主就很反映这个趋势。其实当时不只是他有这个观念,就是五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也很有这方面的倾向。 共和主义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强调民主的精神以别于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认为民主能否实现,主要靠人民的精神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与制度。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民主开始就常常认为民主主要是人心中的理想与认识,制度只是这些观念的表现形式。在转型时代后期,也就是民国初年以后,这种民主观念日益增强,主要的背景也是当时人对民国初年的共和政体不满,认为它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无实质的功能。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选举仅是军阀政客玩弄政治的工具,虚有其表。因此当时有不少拥护民主的人唱出民主的实质是精神而非制度的论调。他们强调民主实现主要靠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必须人民经过一番精神的自觉和觉悟,把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意志与决心表现出来才是民主。

总之,转型时代后期大家对民主共和认识有两种趋势:强调直接民主与强调民主实质在于精神而不在于制度。这两种趋势在五四前后汇合起来形成当时一个极为流行的民主观念一一全民政治(Populism)。所谓全民政治,简单的说就是以直接民主去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发挥人民的精神,从而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这是一种浪漫型的民主思想,同时也是很危险的民主思想。因为浪漫型的全民主义很容易变成先知型的全民主义,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思潮中很重要的一环,值得在此稍做深人的讨论。

按照全民主义的构想,民主就是全体人民意志与精神的表现,但是人民的总体意志(也就是西方思想家卢梭所谓的general will),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个很空泛而难以捉摸的东西,因为人民不可避免地分成许多不同的阶级和社群,各有不同的社会立场与利益观点。如何找到他们的共同意志本来就是很难的事,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大多数人民没有受过教育,文化水平很低,要在这样广大而复杂的人民群众里集合一个共同意志更是难乎其难。中国现代接受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也并非不知道这其中的困难,因此从转型时代初年的梁启超、严复到五四的陈独秀,一方面要宣扬西方的民主观念,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落后,因此同时强调他们自己有梁启超所谓的"先知觉后"的使命去教育人民,要提高他们所谓的"民智与民德"。这种"先知觉后"的使命感是一种精英领导的心态,是与他们的全民主义的理想相抵触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思想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浪漫型的全民主义很容易发展为先知型的全民主义。因为要解决这个思想困境,一些知识分子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与精神难以捉摸,只有以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的理想做为他们的总体意志,认为他们的理想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即使人民一时不能了解与认同这些理想也没有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些理想。顺着这个想法推下去,很自然达到以开明专制来领导全民的观念,这就是先知型的全民主义,已离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观念很近了。从这条思想发展来看,全民主义式的民主观很显然是群体意识激化的一大因素。

个人观念的激化

与两极心态相并而来的不仅是一些激化的群体意识,同时也有一些激化的个人观念。最能反映当时这方面的激化思想是一种个人自觉的意识,所谓自觉意识是指转型时代的一个很普遍的感觉:随着新时代的来到,中国人不但应该有新的国家与社会,也应该有新的人格,一种现代"新人"与新时代配合。从转型时代初期的梁启超提出"新民"观念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观念都是反映当时时代感里的个人自觉意识。

这份自觉意识大约包括两个成分:一是由西方传进来的自由观念,由于这个观念的散布,当时一般人都觉得,现代新人应该讲自由,服膺自由的理念。但中国当时所认识的自由观念却与西方的自由观念颇有距离,而呈现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中最突出,同时最反映激化趋势的是自由观念被群体意识所渗透而时有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于自由观念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当时人常常谈的个人参政自由,你若追问个人参政自由的意义何在?答案多半是参政自由可以增加个人对国家的向心力,从而促进国家社会的富强。足见在个人参政的观念后面常常隐藏着一些集体主义的倾向。另外一方面是当时人重视的精神和自由观,把个人自由跟人格独立、自尊、自任、自立这些观念混为一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精神自由与这些相关的概念后面常常是来自儒家传统的双层自我的观念。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大我"、"小我"之分。用一位五四知识分子的话,就是"精神我"和"躯体我"之分。精神自由就是突显精神我,或大我的中心地位与统御小我与躯体我的功能。而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谓精神我或者大我,就算与社会整体不是等同,至少也是紧密地衔结在一起;换言之,精神自由落实地讲,常常就是群体应该放在第一位而个人应该放在第二位的意思。这自然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倾向。因此,转型时代的自由观念常与我方才讲的全民主义的直接民主观念,互相搭配,相辅相成,是把当时群体意识与个人自觉意识推向激化的一大动力。

自觉意识除了自由这个思想成分之外,还包含一种极端的人本意识(radical anthro-pocentarism)。它是指人自视为宇宙万物的中心的观念。这种人的自我意识是从传统儒家思想吸收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极意识",而抛弃了传统人极意识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观念,同时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中的"浮普精神"飞。所谓"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西方近代一种极端的人本意识,认为人已取代神为宇窗万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宇窗口总之,极端的人本意识是中国传统的"人极意识"与西方的"浮普精神"的合产物,它主要表现为两种观念:

(一)一种是志士精神,这是中国现代极有影响力的人格思想。不论是20世纪初期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或者后来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志士都是世人所向往的人格典型。它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形成的使命感,认为人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思想而活的,必须把生命无条件地奉献出来,透过政治去实现道德理想。因此志士作为人格理想含有一份道德绝对主义的精神,很类似威伯所谓的信念伦理(ethics of conviction),认为为了实现道德信念,应该只问目的,不计后果与代价。

(二)另一种是戡世精神。认为人有能力征服世界做万物之主,这征服的对象不只是自然世界,同时也是指人文世界而言。因此戡世精神不仅意味征服自然,同时也意味改造社会世界,转化人的生命,形成理想社会。总之,这份精神反映当时人对人力有着无限的自信,相信发挥人力,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而应该取代传统思想中的神的地位。在这种戡世精神笼罩之下,人已有自我神化的倾向。

总之,不论戡世精神或志士精神,都是反映人极端的自信,一个是反映对自己的能力智力的自信,一个是反映对自己道德的自信,都是表现我所谓的极端的人本意识。而这份人本意识,与我方才提到的自由观念都是当时个人自觉的主要成分。就当时思想的激化而言,这种个人自觉的催化作用不下于我方才讨论的那些群体观念。

总结我对这点的讨论,我认为历史理想主义,经过一番激化,形成一些个人自觉(如自由的观念与极端的人本意识)与群体意识(如激进的民族主义、积极的乌托邦思想和全民主义式的民主观)。这两组思想,以两极心态为核心,就是我所谓的激进理想主义,也就是五四后期"革命思潮"的主体。

激进理想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革命思潮,以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为基础,变成马列主义在五四后期进人中国的踏脚石,也形成中国共产主义散布的思想媒介。重要的是,这激进理想主义不但为共产主义铺路,而且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以激进理想主义的心态为基础去吸收马列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斗争、演进史观等,就被吸收并作为其思想核心。凡是与这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不接近的,就常常只有边缘性的地位。

从这个观点去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为何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以五四的自由民主思想为出发点,而最后却接受马列思想的权威主义与集体主义。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这革命思潮最终会走上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与人的神化思想道路。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从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30年代到70年代的人有这样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何这革命思潮能长期掀起高度的狂热与激情。

"激进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能替我们对革命思潮展开这样一个新的视野,主要是因为它让我们从"内观"的角度深入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所谓内观的角度是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和革命的参与者的地位,然后从他们的内部立场去认识这革命思潮的意义。一旦采取这样一个内观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与激进的理想主义一样,也有一个三段结构。一方面是对现状彻底的不满与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极度乐观的前瞻意识,而当今的时代正是由黑暗的现状,透过革命跃向理想的未来的关键时刻。

在这样一个思想结构里,革命的核心地位是很显然的,因为革命就是全面摧毁万恶的旧世界的唯一工具,同时它也是跃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世界的唯一途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革命的观念在毛泽东的晚年更显重要,因为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对1949年革命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很不满。他已深表怀疑:人是否能仅靠一次社会革命就能把中国一劳永逸地推向理想社会口因此他在大跃进与文革期间提出"不断的革命"、"永远的革命"这些观念。他认为社会矛盾是不可能永远消除的。基于此,一个根绝社会矛盾、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只有永远靠着不断地革命去不断地克服社会矛盾与改造社会,因此人的终极命运不是停止在未来一个理想社会,而是不断地革命。也可说毛泽东已经将人类的最终理想由静态的乌托邦转变成功态的乌托邦。至此,革命不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达到最后目的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它的最后目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完全笼罩在革命这个观念下。

如前所说,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指出现实世界的沉沦和腐烂,另一方面指向一个灿烂的未来,而革命就是衔接两者的途径。同时,共产主义也不认为它的革命思想仅是主观的冥想或愿望,而是符合世界的历史潮流的。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能够发挥宗教的两种功能: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从现实的"苦海"中获救,同时这个信仰也可以使人从对生命的迷茫与困惑中化解出来。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双重危机在中国人的心中正引发这获救与化解的两种强烈需要。首先是中国自1895年以后所面对的日益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得中国人亟需从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沉沦中解救出来;再者,文化取向危机也使人亟需从思想与情感迷惘、混乱与失落中化解出来。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与它后面的发展史观正诉诸这两种时代危机所产生的强烈需要,它的革命观的三段结构告诉人们如何从现实的苦难获救,同时也使人从中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从而化解他们在文化危机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乱和失落。

结语

以上对中国百年来革命的思想道路,做了一番历史的回溯,讨论这条道路如何在100年前由改革思想分化出来,如何在转型时代逐渐演为革命崇拜心态。谁都知道这条大革命的道路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由此才有近年来的一片改革呼声。我希望在这目前的一片改革呼声中，大家不要忘记前面笼罩20世纪大部份时间的革命思想道路。不但不能忘记,而且要对这条道路做反思,做深切的反思,反思它的由来、过程和历史的影响及意义。因为历史是诡谲多变的,我们如果对这条道路没有反思和自觉的警惕,它是可能会重来的。在此我想用一位现代西方哲人的话结束本文,他说"忘掉历史的人势必重蹈覆辙"(Those who forget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