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史学发展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填补空白”期，那时“史学热”几乎遮蔽了其他学科。政治体制变革尘埃落定以后，史学又一时难以适应经济上的巨大的变化，有一个不知所措的尴尬仓皇时期。面对俄罗斯新型的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史学界遵从了多年跟随指挥棒行事的研究模式，就像被管理得服服帖帖的童养媳突然在一夜之间没有了婆婆，抛向市场和失去管制同时来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但是又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学院派对此变化表现为“集体失语”的“断档期”，一时间民间充斥着耸人听闻的“爆炸性揭秘”，遮蔽了严肃的史学研究。随后，史学界虽滞后于其他研究领域，但也逐渐地走出困境，这些年来无论是价值评判体系、方法论以及资料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是由过渡期基本转向了一个以“严肃的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新时期。

方法论上的变化

苏联时期是以特定的“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立场贯穿至整个史学研究的，那时以执政当局的是非为标准几乎可以说是研究历史的惟一方法。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文学家高尔基被指定为史学界的权威，由他主持一系列最重要的多卷本史学巨著的纂修。高尔基把“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斥责为“资产阶级西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点，并称：苏联“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因此凡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观点，必须“审慎地加以叙述，以便不要让僵尸还魂，而是要加速他们最终化为灰尘”。重大历史事件“必须统一口径”，以《联共布党史》作为历史书籍的样板。所以历史的大背景都必须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框架设计转换过程。在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下，整个世界历史都是按此种进程依次演进的模式来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都是统一的，史学家惟一能起的作用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作注释式的说明、堆砌罗列史料，宣传说教功能是第一位的，研究功能是第二位的，如“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社会人群只能分为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生产力突破生产方式以阶级斗争尖锐化表现出来”等等，不一而足。

1987年，针对苏联历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禁区”，戈尔巴乔夫曾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很多历史必须重写。1988年，苏联取消中小学的历史考试，这意味着普及宣传了多年的“正统史学”走到了尽头。而民间掀起了一股无法控制的要求知道真相的呼声，于是开启了“寻找历史”的热潮。到剧变前，仅提出要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大项目就多达150多项。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历史真相被披露的推动下，苏联的政治体制受到质疑。当时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认为，只要通过真诚的矫正错误，认真的改革，苏联共产党是能够走出“信任危机”的。他指出，“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但是国家在前进，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为例，这是现实、是生活，这是人民的命运，矛盾重重，成功与错误并存的命运”，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使人民可以“知道一切、思考一切和决定一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氛围下出现了一些改良型的形态学研究，一些研究者站在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立场上关注社会模式的演进，对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提出质疑，围绕“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的问题，他们提出：斯大林要为“苏式社会主义模式”负责任，人类的历史并不是都按照依次演进地进入下一个更高阶段的；苏联过去搞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它是不是更优越、是不是更人道？它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形式还是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沙皇专制制度？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对此都应进行反思。随着对新思维、公开化、民主性的倡导，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评增多，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来源成为一个关注点，进而又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奠定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大改造”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1985年以前，苏联限制进口西方的学术著作，除了有背景的机构，一般史学工作者都难以了解西方同行的发展动态，1985年以后取消了限制，西方名著大量流行，旧史学范式开始出现危机。

这个时期史学研究主流的特点是专批斯大林而不批列宁，大家仍然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来自列宁，而列宁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其中米•格利诺夫、维•布达林、西蒙诺夫、库里舍夫等一批学者认为，列宁的思想实质和发展轨迹在十月革命前后是一以贯之的，他一直主张在俄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只是由于内战中断了这个过程；内战结束以后在列宁及时调整下，俄共（布）党内抛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续接了这种思想建设，用列宁的话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硬是生生被斯大林断送掉了，形成了历史的遗憾。这时的研究者普遍注重强调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与经济成就，把新经济政策时期尊为一个“制高点”而予以理想化，以区别列宁与斯大林的本质不同。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是深刻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运动，到1917年十月革命这个方向开始发生逆转，“革命与民主对立起来”。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一个争论高潮，很多人采取的态度是把列宁和斯大林对立起来，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这样苏联“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列宁的受到赞扬，斯大林的受到批判”。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围绕许多具体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探讨与史实考证。

这时史学队伍开始发生分化，由于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无法区分，史学队伍中出现了否定苏联史学的“激进派”、肯定苏联史学的“传统派”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历史多维论者”，总之，苏联时期按照统一口径管理史学的现象不复存在。

19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发生剧变，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国家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根本转换。当时成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无法进行改革的，只能彻底改换门庭，是“马克思主义阻断了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对于当代俄罗斯历史理论来说，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任何正面的意义。80年代那种批评现实社会主义有错误但肯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研究路子、被自由派称为“小骂大帮忙”的观点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当时兴盛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派思想，于是进一步导致了史学界的多样化趋势。自由主义史学家认为，苏联时期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工作中的“道德观念”完全是虚设的，所谓弘扬的“进步史观”，只不过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历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挑选出那些“胜利者”并为他们作注解，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编制胜利者的历史”；就原创意义来说，苏联史学既比不上沙俄晚期的资产阶级实证史学，也比不上流亡在外的白俄史学家，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对于继承俄国史学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流派作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

自由派史学家认为，苏联最大的问题在于力图将全人类都塑造成相同的模样，总是希望把所有领域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制定计划的人相信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认为只要“在统一意志的驱动下”和严格管理下，人类的罪恶就能够消灭，不同的个人就可以幸福地融汇成一个亲密无间的以服从为天职的社会统一体，巨大的、非道德的、非人性的铁板一块的整体，是孤立无助、惧怕恐怖的个人的避难所，为了整体的最高目的，可以让个人付出自由的代价；于是在“社会正义”的口号下每一次“革命”的胜利，自由就受到一次损失；表面上看历史的发展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实际上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假象下复原了被它摧毁的那个“不公正制度”的各个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地把它的丑恶的特点加以放大；这种历史观强调人是可以塑造的，它表现出对普通人的蔑视，否定芸芸众生有知道自己命运的权利，普通个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被取消了，只要对自己的追随者进行洗脑、对自己的敌人加以彻底消灭，有更多的训导教化、更有力的领导、更多的控制、更科学的组织，社会就可以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从30年代苏共领导人把“史学领域”定义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教化群众的手段以后，变成了只有官方有“历史解释权”的独霸局面，妨碍了对客观事实的分析，史学已不成其为一门科学。

自由主义史学的鼎盛时期

由于政治钟摆效应，剧变之初俄罗斯史学界曾经存在过短暂的自由主义史学几乎“一枝独秀”的局面。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我们的祖国》中，作者们放弃了过去苏联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看法，转而用自由主义和民主派的思想，对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一切大加否定。他们认为，俄国历史的悲剧在于自由主义的选择无法获胜，布尔什维克靠“阴谋”把立宪民主党排挤出历史舞台，使俄国断送了走上西方道路的发展机会。他们否认1917年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个人意志的产物。他们把“十月革命”改称为“十月政变”，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是斯大林制度的开创者，而不是他的对立面。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没有列宁在党内那么高的威望，因此他采取的不是像列宁一贯的灵活多变和说服对手的方式，而往往是从肉体上把对手消灭。

于是，在史学领域里对斯大林的批判上升到对列宁的批判。不少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思想仍然是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版本；“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石”。列宁在内战中的表现与30年代的斯大林相比如出一辙；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严重对立与分歧的，列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他的思想与其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于民粹主义；始于列宁的、由斯大林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苏联失败的深刻原因之一。针对这种“反列宁”之风，苏联时期的一些史学权威也奋起反击，对反列宁言论予以驳斥。这一时期，原来灌输多年的理论自然地剥落，虽然很多人不满意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但是也不再相信原来的宣传，大学中的历史教学五花八门，沙俄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如克留切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米留科夫、别尔加耶夫等人的著作又成为抢手货被多次再版，也有一些应急的追求时效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但质量不高，流行了几年后成为匆匆过客，没有形成有长久影响的名著。

叶利钦与自由派的改革是想把俄国改变成西方模式。自由派认为人类是具有共同的发展进程的，苏联那74年是走了岔道，现在应该回归到西方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1992年以后几年，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屡屡碰壁，俄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很多俄国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政客们忙着扩大自己的权力，寡头们在忙着瓜分国有财产，付出代价的依然是老百姓。尤其是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很多国际问题要看西方的脸色说话。于是许多俄国人开始认为，西方的价值观不适应于俄国，他们对全球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认为俄国是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文明理论的，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只能落得“四不像”。

这样，自由主义历史学在“一枝独秀”地热闹了几年后逐渐冷却，成为百家中的一家。而正统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也难以复兴，于是史学思想又出现了新的时髦——传统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对自己传统的东西要珍惜、尊重。但有趣的是，现实中的价值多元导致对“传统”的解释也多元化，左派、右派都大力开发“传统资源”的结果，使得形形色色的“传统弘扬者”中的区别甚至比“传统”与“反传统”的区别还大。除此之外，这时存在的还有“现代化的理论”、“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也有不少人提出重新回到1917年10月革命前的史学传统上去。法国年鉴学派也引起了关注，多数人认为要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并存。

总之，历史学像政治学一样在向右摆到最高点以后也开始回落。现在的基本趋势是强调史学方法论应是多样的，这多样中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方法论的折衷主义的大杂烩，而是对各种历史发展理论综合的认识，自然也包括苏联时代史学遗产。苏联时代的历史学老权威科瓦里琴克成为这种趋势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倡导“不要走极端，要综合各种方法”，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方法论的某些问题”等等是很有代表性的。科瓦里琴克认为，苏联史学方法论有很多缺陷，要克服苏联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教条化和绝对化，克服它同世界科学史的脱节现象，取代一维的、简单化的决定论；但是唯物主义史观主导地位不能放弃，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导致历史进程的可能会是多样性的因素，不应该把过去社会形态学的理论与其他的方法对立起来；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也不是一无可取，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合理的内容；研究历史进程要利用各种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找到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经济、政治、思想体系和宗教等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任何重大事件的动力”。1992年，科瓦里琴克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大会上所作的“史学领域里基础研究的状况与前景”的报告中说，不要把苏联时期的史学发展都评价为一个单纯负面的过程，不要妄自菲薄的自我否定，“我们具有学术潜力，依据自身的潜力可以向前发展，否则便没有必要谈论学术前景”，而现在美化西方史学的做法成为一种时髦，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说法目前在俄国史学界中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也有人把他归入阻碍俄罗斯科学复兴的保守主义行列。俄罗斯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的主编A•A•伊斯肯德洛夫90年代撰写的连载长文《21世纪前夕的历史科学》就认为，科瓦里琴克表面上的不偏不倚的综合说法，实际上仍是一种传统的保守思想方式。

档案的出版和新史学方法采用

一种社会制度下的宏大叙事结束以后，人们发现过去的历史研究有太多地“人为拼凑的痕迹”，在新的史学建构过程中，俄罗斯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非常重视资料的基础工作。历史档案总是被政治家称为“潘多拉的盒子”，苏联时期国家每年都要销毁大量的档案，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以后苏联各档案馆大约销毁了3-4亿件档案，现在仅存的档案不足销毁总数的1/3。苏联时期只有极个别史学家在经过御批以后可以接触到指定的档案，而绝大多数史学家只能利用他们抛出来的材料，这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视野。1991年，叶利钦颁布《关于党的档案》的条令，宣布从今以后不再销毁档案，而且把苏共的档案交由俄罗斯档案馆管理。

由于大量档案解密，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实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史学界根据档案整理出版了很多资料集：比如《社会革命党文献资料集》、《孟什维克文献资料集》、《立宪民主党文献资料集》、《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局》、《政治局委员的来往通信》、《30年代大审判资料》、《1954-1964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纪录》、《二战前后的外交档案》、《信访局人民来信汇编》、《二战中的克格勃》以及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产生的过程，波诺马廖夫党史产生的过程，关于文化问题，社会动荡在政治局的反映，1922-1934年克格勃向斯大林汇报情况的纪录，等等。

多卷本的资料集的出版是21世纪俄国史学界的大事件，这些过去的保密材料的特点是涵盖了所有苏联历史以及整个斯大林模式成熟阶段。从中可以看到苏联当局不愿意让人们了解的方方面面，包括外交内幕，地方的报告，官员之间的通信，涉及城乡犯罪情况，宗教组织和反政府组织的情况，民众对苏维埃的态度，官僚腐败的情况，下达的监控对象、暗杀命令以及对史学研究的干预。这些资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上层对下层的掌控方法以及民众对苏共的态度。大量的新资料、新文献的公布，为恢复生动、鲜活、真实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档案的放开，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天地，现在俄罗斯史学工作都已把运用档案的多寡作为一项判断标准，提出“不运用档案资料谈不上史学研究”的口号，出版著作前言中经常注重强调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动辄引用上千种档案文献。很多苏联时期的著名的史学家都沉浸于档案文献的微观研究中，这样一来可以避免与过去史学观点冲突的尴尬，二来在新的宏大叙事结构没有建立之前，的确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深入的工作。

十几年来，史学界研究范式日渐丰富多样，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借鉴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流派，如历史人类学、微观史、社会心理学、日常生活史、宗教人类学等。1994-1995年连续召开了“革命与人”、“国内战争与文化”、“革命时期社会心理透视”等学术研讨会。这些方法跳出了以阶级、政党为主线的研究模式，研究社会变动期下层民众的心理行为成为一种新的角度。研究者认为，革命爆发前夕，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战争、社会危机、自上而下改革对民众的掠夺、司法体系的崩溃、暴力的扩大、无政府主义宣传普及、官僚腐败的绝望病态的状况下，破坏的合理性和革命的正当性成为广泛的社会心理，民众表现出不遵从秩序、藐视法律的价值取向，这一切提供了革命的心理条件。伊•阿•伊萨耶夫说，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涌现出一种“否定现存法律和秩序的正当原则，完全不接受任何司法体制”，形成了革命的公正性和革命的合理性压倒一切的心理机制。维•维•杜拉乌列夫说：“革命以反对个人利益的方式进行，”导致了革命后整体主义极大强化。

围绕重大历史事件的争论

大量新资料的涌现与新方法的提出导致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反思”的反思。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前旧体制下的史学也有学术论争，但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大框架是不允许讨论的，而80－90年代之交的“反思”浪潮又具有否定旧体制的“一面倒”特点，甚至在90年代初一度出现“越右越好”的趋势，不但“十月革命”被否定，“二月革命”与1905年革命，乃至沙俄时代较激进的改革与启蒙都被质疑；不但布尔什维克，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民粹派乃至立宪民主党都被认为太“激进”，而站在上述一切“激进者”对立面的斯托雷平、斯拉夫主义者和路标派乃至传统东正教思想家成为“先知先觉”。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转轨“触礁”、左派“复兴”，对旧体制和导致该体制的进程持正面评价的“左派史学”又逐渐崛起并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史学”展开反攻。

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并没有导致旧史学的“复辟”。这不仅因为剧变后的社会思想环境提供了多元化的基础，不可能重现“一派独霸”的局面，更因为今天俄罗斯“怀旧的左派”也已显著不同于过去那种“追新的左派”，为批判“西方化”、抵制自由主义，他们中的不少人乐于借助“俄罗斯传统资源”，包括当年正统左派认为比自由主义更“右”更“反动”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保守主义资源。因此当他们严厉斥责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右派”时，对“反自由主义”的“更右”派倒不无惺惺相惜之意。于是，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大力表扬斯拉夫派，使意识形态上其实更为正统的俄共理论家斯拉文都看不下去，以至愤然退党而加入社会民主派队伍的时候，自由主义者盖达尔等人倒大讲起“作为全球化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来：“马克思主义重点理解文明国家发展的总体方向……具有国际性质”，“全球化是进步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铁的规律’”，“预见到全球化过程是马克思的最重要功绩”。而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专制”更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更是与视“西方式民主”为最邪恶的洪水猛兽的“斯拉夫左派”格格不入，反而与自由主义的距离更近一点。所以今天俄罗斯史学界“复兴”的“斯拉夫左派”并不会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尤其会避免对比自由主义更“右”的“传统俄罗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这就使今日俄罗斯史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仅有左右之争，左派内部、右派内部也有许多争论。更不用说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史实考证之争了。

毫无疑问，导致苏联历史开端的“十月事件（即十月革命）”一直是一大焦点，套用俄罗斯史学界的一句话说：“追根溯源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些年来关于十月事件发表的著作很多。前不久莫斯科大学的列昂涅娃教授总结十月革命研究的情况说，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基本上仍然坚持苏联时期的说法，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性的历史重大事件，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这派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区和国家卷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月革命是人民性的革命，十月革命后的这70年是俄国发展的70年，苏联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取得了显著成就，二战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是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坏了这个传统，否则这种“大国光荣”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有人认为“十月事件”是一次政变，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乘自己的对手甚至同道人过于拘泥道德与合法程序的约束，利用自己不择手段的“谋略优势”造成的。长期以来一直有布尔什维克拿敌国（一战中的德国）的钱在祖国制造“内乱”的“卖国阴谋”说，90年代初期这种说法更是盛行一时，但多数只是重复白俄史学家的论述而没有新材料。而近十多年来俄国与统一后的德国公布的许多档案据说提供了大量的新证据。自由派史学家库兹涅佐夫据此编辑《十月政变的秘密》一书，把十月革命前后作为“谁出卖了俄罗斯”的进程做了详细的考证。不过，尽管列宁“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革命策略与德国希望敌国内乱的意愿在客观上吻合并获得了后者某种程度的配合——这甚至在苏联时期也不完全是“秘密”——但仅仅以此解释“十月事件”也是不能服人的，否则怎么理解德国战败后“十月体制”还能持续并日益巩固？

因此否定“十月事件”的学者大部分的用力还是在于分析这一进程的社会意义。他们认为“十月事件”破坏了二月革命所争取的目标，把革命与民主割裂开来，背叛了过去革命者一直宣传为之奋斗的事业。二月革命以后，新的政治合法性迟迟没有建立，每一届临时政府因为缺乏合法授权都处在“看守状态”中，政权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药。当时的情况是谁都可以染指政权，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手段搞得天下大乱，自己夺取政权。持这种观点的“反十月派”认为，十月事件破坏了历史正常的进程，1991年后俄国才开始复兴并步入正常的轨道。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十月事件要全面分析。比如波利亚科夫就说，要考虑到1917年的多种因素，不要把十月事件的目标与以后的情况等同起来。十月革命有许多开创性的创举后来被歪曲了或者放弃了。但也有一些遗产是与后来的历史不可分割的。而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践并不是在当时就确定的。因此他认为：一，要辩证地看待十月革命与以后事件的关系。二，十月革命对历史起了重大的转变作用，破坏了过去，建立了一种新体制。但历史的发展也让人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传统对社会进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只有这样看待十月革命，才能和历史联系起来。还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反映了不同阶级的愿望，工人阶级有社会主义的追求，农民渴望得到土地，士兵想要和平，各少数民族要求得到自治，知识分子也有突出的民主化的诉求，各阶级的力量形成了合力，找到了突破口。

苏联时期史学强调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而波利亚科夫认为，十月的影响实际上要更广泛，苏联体制使世界上产生了新的竞争关系——俄国人想用自己的模式解决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在竞争中资本主义体制才更灵活，更有效率，利用了科技革命，也变得会妥协了，进行了社会和政治改革。另外苏式体制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在教育、计划性方面也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他说，要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要有世界历史的背景，要有综合的眼光。

也有人认为还需要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俄国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是跳跃式的，过去把革命前的俄国描写得过于简单，全都是批判型的，现在的“反思”又把革命前过于理想化。另外还要考虑俄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一个特点，即不断的领土扩张下发展的大国心态。不断的扩张对俄国民族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史，这变成了一个民族社会心态的主流。俄国领土扩大对历史进程也有影响，一百多个民族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历史进程和环境地理导致的发展脉络就离民主化道路越来越远。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专制集权型的国家，苏维埃的专政也是基于人民的这种习惯。另外，希缅科夫等人注重革命时期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核心不在于共产主义，而在于符合俄罗斯人的好沙皇心态、平均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殊的复杂的因素。

还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十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体制，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个时期是极权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情况不能完全用极权体制来说明。他们认为“极权体制”这种提法太笼统了，不能涵盖和反映苏联历史的特点。比如说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的极权政府吞没了整个社会，苏联时期各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一体化的融合和体现。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各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群众有自己的判断标准，简单的用“极权主义”是很牵强的。社会是被动的，在政权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而从苏联最高当局的一些做法中我们看到，它也受到一些来自下层的压力。

另一派认为，说30年代是“恐怖笼罩的社会”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当时被捕的人是由于一种“误会”，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分析30年代的社会基础，应该研究群众历史文化的各种特点，是人民心理形态的反映对当时的社会体制发生了作用。十月革命以后的体制，是各种势力活动的综合产物，今后研究的趋势应是全面的比较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与中国和意大利这类文明古国不同，只有千年左右文明进程的俄罗斯，在史学传统上一直是“厚今薄古”的，近现代史乃至现当代史历来受到重视。如果说苏联时期的政治禁忌还对“当代人写当代史”构成妨碍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后，当代史研究更令人注目。而苏联解体本身，便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来为此出版了很多专著。

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崩塌，人们自然有许多不同的评价。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事件。他们从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内因、外因各方面来论证，试图说明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规律，是“大帝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反对把苏联看成一个“帝国”。目前最流行的研究模式，是把苏联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帝国并列研究。也有研究者认为，人民在苏联时期并不反对苏联的政策，苏联也不是典型的帝国，它没有海外殖民，中央也没有太多的特权，而且苏联时期一部分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民族。

有人提出，苏联解体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错误造成的，他们是叛徒，他们肢解了苏联，他们的政策是与西方的“和平演变”连在一起的。这些人强调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要颠覆苏联。近几年来有一些大的突破，苏联最初因为民族问题而解体成为主要的解释。多数人认为，有人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再加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恶化，更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凸现。

现在，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解释，一般分为这样几大类：历史原因，政治原因，经济状况，苏共退出权力机构，各民族精英的个人考虑，政治领袖的态度，民族问题上缺乏科学理论，等等。

第一类强调民族问题中起作用的是历史因素，诸如领土争执、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按照民族划分建立起了国家，但到1991年统计，前苏联有79个地区存在领土争端。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最终成了悲剧的导火线。

学者们研究了民族理论发展的过程。长期以来苏联一直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1985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当时的理论存在着缺陷，领导人严重忽视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承认改革过程中突然发生的民族问题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足以证明上层对民族关系缺乏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民族决策思想还是20年代的思想，他过高估计了当时的民族利益关系。改革前流行的说法是：苏联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曾说，我们尽可能地解决革命前的民族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解决，在有些地区还很尖锐。苏共的思想家已经指出他们面临的现实，但是没有实际作用。

现在学者们又得到很多新资料，证明在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苏共政治局曾讨论，是否在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上迈出一步。十月革命以后，阿卡州交给阿塞拜疆，当时有一个想法是把阿卡改为自治共和国，来解决其问题。苏共政治局拒绝了这种做法，当时的共识是绕开民族问题，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守住旧摊子。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出现过推动民族关系改善的动议，比如说1984年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但是苏沃洛夫等人反对建立这个部门。学者们发现，切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民族政策上有所变化。比如说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60周年时说，民族问题依然存在，解决不好会有激化的危险。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可以说，苏联时期一直没有一种明确的政策和理论，导致后来俄罗斯缺乏面对民主派的民族与分裂的理论武器。

学者们批评巴尔巴乔夫在执行民族政策时总是滞后，批评他对民族问题一窍不通，看不到其存在的爆炸因素，忽略了民族特征。1988年的那卡州事件对很多地区的民族矛盾起到了激化作用，而戈尔巴乔夫说，不要慌张，问题不重要，结果掉以轻心。

在民族问题上，大部分学者强调“民族大迁移”的作用，认为它是90年代初民族问题激化最重要的动因。而中央集权的政策促使了矛盾的发展。这个矛盾的一方面，是强化中央集权，而另一方面又支持地方精英。当局认为，讨好地方精英可以保证苏联团结，结果民族国家的特征被强化，为民族问题的激化埋下了祸根。

20世纪60-80年代，部分加盟共和国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全苏平均水平。苏联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以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但是这些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普遍向往自己得到政权，最后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实力。

而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问题，是改革导致的错误。他们认为，1985年开始的改革，领导人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边探索一边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那边好动动那边，削弱了中央权力。当然，苏共退出权力机构也是重要原因。同时，这些历史学家也高度关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个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权力野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独立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支撑力量，没有俄罗斯，当然就没有了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目前普遍认为，退出苏联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面临的是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有人在研究，为什么前苏联国家解体是和平方式产生的？为什么1991年大多数苏联人民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这个事实？原因有三：一，前几年的混乱状态使人们感到疲惫与厌倦，人们不希望没完没了地折腾，早一点了断，也许有希望；二，中央政权无能为力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其功能被加盟共和国取代，中央已经基本瘫痪；三，协议称苏联只是转型到独联体，各加盟共和国还会继续合作，人民比较容易接受。

而在当代历史中，大家争论的是，俄罗斯是多党体制还是多党同时存在？不少人认为，真正的多党制还没有确立，因为多党体制起码要求各党要有自己固定的群众基础与战略计划，应该对国家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俄国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况。也有人提出，俄国现在正在走回头路，走上了一党制。这也许因为多党制不符合俄罗斯人的心态。有政治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让一个党、一种政治势力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不能说是权威主义的模式，而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一些人认为，民主的取向应该与传统相一致，这样比较容易接受。

对俄罗斯体制的内涵，现在也有一些看法。《自由思想》杂志刊登了普里马科夫的访谈录，他认为叶利钦时期建立的是寡头资本主义，现在普京在努力克服寡头的影响，而国家管理和市场经济结合，将是俄国今后的战略方针。

俄国政党史研究也是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苏联时期也出版过关于布尔什维克以外党派的书籍，但那是处在控制模式的指导下，将它们作为反面教材、作为与布尔什维克较量失败的对手从否定的角度上去论证的。苏联解体以后，随着政党政治的发育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人们对上世纪初的各个党派兴趣大增。于是，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连续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立宪民主党档案文献汇编》、《孟什维克档案文献汇编》、《社会革命党档案文献汇编》、《1917年的孟什维克档案资料集》、《1918年的孟什维克档案资料集》等等，为重新全面研究这些非布尔什维克党派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量的论文专著相继发表出版，研究领域拓宽，过去静止的二分法审视历史的传统被颠覆，研究视角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报删去作者注释共27条）

（本文原载2006年《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