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

　　摘要：在中国，农民占多数，长期以来被视为传统保守的力量。长期日常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农民理性，在农业社会内部的功效是有限的，主要是生存理性。而这种理性以其惯性进入工商业社会后会形成扩张势态，产生一种农民理性与工业社会优势结合的“叠加优势”，释放出其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农民，必须理解农民理性。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需要跳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高度重视社会变革中的民性、民情及民意。

　　关键词：农民理性中国奇迹创造主体

　　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有关讨论更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奇迹”及其相关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成为热门议题，各种看法和观点纷纷纭纭，但认识视角主要是制度主义的。这些认识毫无疑问有相当高的价值，但历史创造的主体问题显然被忽视了。有关“中国奇迹”及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的观点，与其说是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经济现象，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重大问题：“中国奇迹”是中国人创造的，而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充满传统主义的农民国度里，能够在短时间创造出一个“中国奇迹”？我们不能离开中国人讲“中国奇迹”，也不可离开“农民性”谈“中国性”。本文试图透过社会历史表象，从人这一创造主体的角度对“中国奇迹”的发生与发展加以分析。

　　一、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挑战及其新的解释框架

　　无论持什么观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要解释“中国奇迹”，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它是何人创造，又是何时创造？这两大问题对传统经典理论构成强大挑战，是传统经典理论难以回答的。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奇迹”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长期以来是社会科学界流行的经典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建立时期，为20世纪初韦伯所奠基。从社会科学发展来看，韦伯是一个分类学的经典代表，特别是他将社会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理性社会，它们之间的魅力型社会只是一个过渡的非常规类型。至此之后，传统被视为落后，现代被视为进步，便成为社会科学的定论，甚至成为不容置疑和挑战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自然是落后的传统社会因子，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只是固守传统的消极力量。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传统保守力量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

　　但世界社会科学界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正是“保守”的农民促成了一个个新兴国家的崛起；而新兴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的贫困问题。于是，自20世纪60—70年代起，传统农民被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出现了所谓‘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以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尽管农民成就了这一意义上的革命，但是，社会科学界对农民的作用仍然估计得很不充分。美国学者亨廷顿是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政治学家。与前人相比，他对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但他也只是将农民视为一种稳定性力量，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至于农民在革命后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语焉不详。摩尔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界最重视农民作用的大师。他突破了西方固有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理论模式，特别是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因此他将代表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副标题定为“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摩尔充分估计到农民的革命性作用，他强调：“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状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但他对革命后农民的建设作用却持极端否定态度，认为：“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

　　以上传统经典理论自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这是因为，“中国奇迹”是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国度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农业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农业文明传统。中国也是一个世界上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世界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二。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国家，即农民主要是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者，农民个体的力量相对薄弱。在一般理论看来，在这样的国家，由于强大的政治动员，可以兴起一场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革命，却因农民先天的惰性或者说保守性而难以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的国度，产生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8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人口，或者是纯粹的农民，他们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体。如果离开了农民谈“中国奇迹”只能给人以如此结论：好像“中国奇迹”是从天而降，是某个神灵的恩赐。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人这一世界主体谈经济社会发展，离开农民谈论中国。“农民性”与“中国性”密切相关。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中国农民，就必须突破以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经典思维模式，寻求新的解释框架。

　　尽管摩尔对革命后农民的作用评价过低，但他对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农民所给予的注意，还是十分有启迪意义的。如果我们将“中国奇迹”与农民联系起来，就需要研究农民及其行为活动。为此，本文试图建立在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农民理性扩张的分析进路。

　　如果要将农民与“中国奇迹”联系起来，首先必须问“谁是农民”？所谓农民，一般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业文明和短暂工业文明的国家，从事非农业产业的人群也主要来自于农村。在中国，三代从事非农产业的人群占极少数。因此，这种代际的关联决定了即使未从事农业产业的人群也深深浸淫和具有深厚的农民意识或者“农民性”。这种农民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直至中国领袖。所以，本文所说的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同时也包括具有农民意识的人。

　　农民作为主体，必然有其理性。当然，关于农民是否有理性，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学”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等尖锐对立的观点。

　　产生争论的原因，也是在于传统经典理论对“理性”的界定。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理性”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只有那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收益的人才符合经济理性。韦伯在其基础上，又将“算计”作为衡量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尺度。后来关于农民理性的争论都源自于此。“经济理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但也有其限度。这是因为，理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理性作为一种主观意识，来自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环境，是客观环境的主观反映。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产物，并不是先天就有，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从人的主体性、历史性看，农民也是具有理性的。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会形成特有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理性除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以外，它一旦形成还会形成自主性，即思维惯性。虽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深深植根于社会心理结构中的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会继续支配人的行为。这就是近些年文化人类学所重视的惯习。历史愈长，惯习愈牢固。即所谓的过去告诉未来，经验支配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的积淀，深深影响着农民，直至每个中国人的行为。因此，所谓农民理性，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仅来自于本人感性经验，还是长期传统的积淀。

　　理性支配着人的行为。理性的作用范围和功效有所不同。理性受制于环境，有时环境改变了，人们仍然会按自己惯有的理性行动，从而有可能产生理性在原有环境下所不可能有的巨大能量。这就是理性扩张。理性扩张是指在特定场域内形成的理性扩展到其他场域，从而使自己的功效得以扩展。这是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发展伴随兴起、成长、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这种生命周期受制于社会成本的支配。愈是成熟的社会，支配社会运转的社会成本愈高，生命活力愈会衰减。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最为旺盛的社会，成熟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下降的社会。当在一种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理性惯性进入到其他社会时，不仅可能激活原有的潜力，而且可能产生一种其他社会场域所不具有的特有功效，形成所谓的“叠加优势”和爆炸性的“突变”，实现理性的扩张。这在两种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商人资本和工业资本如果不是走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就不可能实现其资本理性，或者说早期城市商人伦理的扩张。商人伦理在西方社会更替时发挥了巨大能量，形成了后来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说是商人改变了西方，那么，农民则改变了中国。农民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而且促使了中国改革，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在我们回答何人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同时，还必须回答何时创造的问题？同样的农民，同样的农民理性，为什么在长期的历史中只能产生十分有限的能量，而近30年来则产生出了巨大的功效？这取决于环境的改变。就国内而言，是改革开放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就世界而言，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成本日益高昂、生命活力相对衰减、欠发达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变革的交替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适应了国内社会转变的要求，也适应了世界格局的变革。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理性与农业社会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适应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理性。“在一元经济条件下，假如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集中，那么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即使存在也不会很显著，即表现为一种‘大众贫困’。”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处于结构性开放状态，农民可以自由跨越经济结构，向非农领域流动。农民面对的工商业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别国已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及其理性原则，对于中国农民则十分陌生。而农民闯入或者卷入这一陌生世界之时，仍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理性的优质因素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优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会释放出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产生“叠加优势”。农民理性正是在这一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得以扩张，由生存理性扩展为发展理性，从而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农民理性扩张怎样造就“中国奇迹”

　　农民理性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是来自于经典文献，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由于中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记录和提供国家治理的学说，来自于下层的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没有较多见诸于经典文献。相对文化经典而言，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本文所说的农民理性主要便是农民通过自身及其前辈的活动经验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更多见诸于谚语等常用话语之中。为此，本文将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

　　(一)勤劳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更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而中国的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与农奴不同，能够将劳动与收入联系起来，有劳动积极性。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没有劳动时间限制和劳动条件要求。“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行为；“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更为农民所鄙视。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韦伯也认为：“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还有人则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蚂蚁”。

　　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勤劳难以致富。首先是自然条件限制。农业生产受自然约束，其收获受季节的限制，劳动产品的增长是有限的。直至改革开放前，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于没有化肥，农民只有通过不断松土，增加劳动投入，以获得多一点点，甚至微不足道的产品。这种劳动投入愈来愈多，收益却不能相应增长，甚至为负收益的现象，在黄宗智看来属于“经济内卷化”。其次，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产品总量难以增长。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土地平均占有至多也只能是勉强度日。如果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必然要占有更多的土地，由此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即利己必损人。当土地兼并严重，就会产生战乱，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将富人变穷，即“富不出三代”。所以，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贫穷而平均的社会，勤劳并不能致富，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表现为“勤劳的贫穷”，或者说是“有效率的贫穷”。

　　进入工商业社会，勤劳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工商业社会的生产可以超自然约束，财富增长总量是无限的。人可以更多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扩大需求并不断满足扩大了的需求，从而达致“勤劳革命”。由于产品总量增长的空间增大，人们有可能在本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他人的财富并不减少。在工商业时代，资本收益的同时，也能使劳动的绝对收益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并不一定要以暴力战乱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积累有了可能。但在一个成熟的工商业社会，财富积累速度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工商业社会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社会，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加以各种约束，如“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工作制”、“未成年人劳动保护制”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或者说工业劳动理性的建构。而这种现代性意味着生产成果的时间受到限制，或者需要支付愈来愈多的社会成本。

　　对于刚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主观上并不知晓这些现代性，而仍然用他们千百年形成的勤劳习惯行事。这种农民式的勤劳可以在工商业社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或者说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世界新华人经济、沿海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三大经济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他们的劳动时间在世界上是较长的，他们的劳动条件在世界上的要求是较低的。由此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并占领世界市场，形成了对成熟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开厂经商不讲规则，没有时间和条件限制。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识的。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的员工主体是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制造加工业等初级产业，普遍采用的是做多少得多少的计件工资制，而不是通行的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表现比较直观，管理简单。计件工资制与农业劳动报酬相类似，也是做多少得多少。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劳动者会自动投入更多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工商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多投入劳动时间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在新兴企业里并没有因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而出现员工“闹事”，“闹事”的主要原因是付出了劳动而没有获得收入。相反，在相当多的农民工看来，有事做，能够加班，就可以有更多收获。在一双具有“现代性”的眼睛看来，农民工做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在农民工看来则是“自由选择”：一则可以比农业生产有更多收获，近20年农民普遍盖了新房，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打工。农民现金收入中，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已远远超出农业劳动收入。农民事实上早已开始自我的“以工补农”。沈红等人的实地调查说明“二元经济中劳动力的再配置..产生了‘双重效益’，一方面曾经属于剩余或者说不尽其用的劳动力现在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另一方面仍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也相应获得了增加，其结果农户总体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传统部门通过现代部门获益给予了精当的评价，认为：“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挣钱并给家里汇款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二则农民刚进入工商业领域时并没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意识和要求，挣钱或者通过劳动挣到更多的钱是最高目的，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尽管他们在外务工辛苦，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他们内心会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中国能在短短20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这样一群“勤劳的蚂蚁”。是勤劳而不是技术扩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农民的勤劳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致富空间形成“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勤俭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农民理性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即努力节约，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早期西方商业社会，为了积累财富，将节俭作为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只是这种节俭理念后来为日益扩张的社会消费主义所淹没。成熟的工商业社会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一方面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另一方面，消费欲望也迅速扩张。因此，在工商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今天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可能比一百多年前的皇帝还要好。但是，在成熟的工商业社会，经济是波动的，而且呈周期性波动。人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超前过上好日子，但却难以应对危机。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刚性的，即“由奢入俭难”。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促使人们愿意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加上各种营利机构以各种方式诱导、鼓励、刺激人们消费。这使得人们超出自己的能力，甚至超出自己的必要需求消费。由此就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能力与欲望的脱节。发达国家近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与国民的超前消费不无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农民的节俭理性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在进入工商业社会初期，尚没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正常生活的保障，将消费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量入为主、适度消费、储蓄优先、防范风险仍然是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则。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民众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拉动消费，但民众仍然十分谨慎地消费。将资金投入再生产，以钱生钱，或者更多地储蓄以应对不测，仍然是民众的主要选择。与“高工资、高消费、低储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则表现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

　　节俭理性在经济波动剧烈的今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的滚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由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一个资本剩余的国家，国家“不差钱”。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使国家和民众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只能利用历史遗留的金融垄断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体系来度日，中国则可以充分利用高储蓄而从容应对。

　　(三)算计

　　一般认为，商人是精于算计的。在韦伯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就在于算计。其实，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由于资源和财富有限，使农民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以满足自己和整个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但是，与商人的算计不同，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行精打细算的算计，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种“过日子经济”。这种理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平安度日，难以致富。

　　在西方国家，随着工商业社会的成长，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交换生钱的商人算计发挥到极致，资本形式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换，进一步向金融资本扩展。金融资本追逐的是以钱赚钱，以小钱赚大钱，短时间获得暴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居世界金融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其金融优势地位，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金融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出现一个个“经济泡沫”，也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赚钱空间。正当西方商人理性醉心于“以钱生钱”之时，中国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参与到世界经济过程中。而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他们不在乎赚哪些钱，只在乎有没有钱赚。只要赚钱，做什么都行。中国出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虽然利润薄，但保证有钱赚。因为，人们可以不坐飞机，不开奔驰汽车，但不可以不穿衣或家用。中国民营经济，或者说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商业经济的崛起，主要背景是原有国有计划经济体系不完善、缺乏活力，出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需求，而民营经济满足了这一需要。即便是有极其微薄的利润，农民商人也会做。这种算计已超出了“过日子经济”的限制，财富效应大大扩展。当民营经济走向世界之后，获得的赚钱空间更大。它们所经营的日常生活用品是发达国家不屑于制造和经营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进入世界市场的。在农民出身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来，哪怕赚一分钱，只要有钱赚就是值得做的。中国短时间创造的巨大外汇储备正是在一分钱一分钱的迅速积累上形成的。正是农民的算计理性与世界大市场赚钱空间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四)互惠

　　有人说中国农民天生“善分不善合”，其实“分”与“合”都存在。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帮互助，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如“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资金互惠的“抬会”等。“帮帮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斯科特通过观察，认为：“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它意味着被接受下来的礼品或服务为接受者带来了相应的义务——有朝一日要以相当的价值给以回报。”而“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

　　于信任、公平和相互尊重的性质。”“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但在农业社会里，这种互惠只是为了顺利度日，是同质要素的叠加，难以使财富得到增长。商业社会是一种由于交换和竞争引起的互不信任的分立性社会。这种社会分立在西方源远流长，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再到庄园黑奴制。特别是早期的西方商人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充满着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尔虞我诈，并随着财富增长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工业革命后整个社会又裂变为利益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劳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一传统一直沿袭下来。为了缓和矛盾，20世纪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制度。但这种制度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总成本，从而降低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责编：YeLin)